与张、黄的初始下海不同。此时的王石、冯仑、老潘、朱孟依等大腕正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大关口，那就是海南房产泡沫，当时有将近2万家房地产公司套在了这场泡沫之中。
同志们，思考一下这个数字的意义吧，2005年的统计数据是全国当时共有房地产开发企业56290家。由此想象下，1992到1993年，全国大概能有多少家房地产企业？近2万家房地产公司套在其中，可见惨烈、可见惨烈的覆盖面之大。
1988年，海南房地产平均价格为1350元／平方米，1991年为1400元／平方米，1992年则猛增至5000元／平方米，比1991年增长257%.1993年上半年房地产价格达到顶峰，为7500元／平方米，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呈现回落趋势（周诚主编：《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1996）》第194页。）。另据统计，海口市地价1991年最高为98万元／亩，到1993年涨至最高位为680万元／亩，而到1996年初则下降到约100万元／亩，跌幅达八成五，基本上回落到1991年的水平。
一场泡沫最后的遗产，是600多栋“烂尾楼”、18834公顷闲置土地和800亿元积压资金，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
能成功逃脱这场泡沫的公司，确实有些意思。在当前这个泡沫论争越演越烈的时候，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回顾一干大腕们是如何成功逃离泡沫的，更具意味。
万科险些陷在北海
1992夏天，北海市委书记王季路和市长帅历国到深圳招商，王石向市长介绍了万科在上海的开发情况后，市长略一沉吟，“这样吧，有一块40平方公里的土地，地价可以象征性地付一点，就算送给万科建设开发吧。”
为了吃透北海政府对这块土地的规划意图，王石邀请了经济学家汤学义、城市规划专家孟大强先生一起前往北海。在北海建委会议室，帅市长请两位专家给建委讲课。
汤学义从基础设施投入分析讲起：“深圳特区目前总共开发了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三通一平’每平方公里需要两三个亿，70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用去了近200个亿，也就是说地面上什么还没有就用去了200个亿。再看北海这40平方公里的荒地滩涂开发，即使这里的劳力、建筑材料比深圳便宜，每平方公里土地也得1.5亿~2亿元，40平方公里就得60亿~80亿元，如果算上地面上的投资，厂房、公建、发电厂、水厂，少说还得80亿，加起来就是140亿~160亿。问题不在投入，更重要的是产出和消费。北海目前的人口不到15万，一年的产值不足10个亿，如何支撑这么大规模的基本建设？”
听着汤教授的课，王石后脊梁浸出冷汗，没要这40平方公里的土地。
尽管没陷在北海，但万科在此轮泡沫中也是“很受伤”啊，万科参与开发的武汉万科广场、成都万兴苑、深圳海神广场、福景大厦、天津金桥高级公寓、鞍山东源大厦都因资金短缺而濒临烂尾。
幸运的是，万科在1993年4月成功地发行了B股，从股市弄到了4.5亿港元，这笔资金让万科在国家银根紧缩的政策下，逃过了一劫。
合生 低成本拿地，扛住泡沫
1992年，合生创展成立，随后便开始遭遇国内的宏观调控，但令人惊奇的是，合生在此轮调控中，似乎未受任何影响。
从1980年代出道以来，几年时间内朱孟依积累了丰富的人际关系和超强的市场洞察力，这让他能够有资本在1992年与张芳荣、陆维玑夫妇在香港共同创办合生创展集团公司并进军广州。
朱老板购买的第一块地是位于天河区的大块土地。当时那并不是市中心，但朱的盘算是：在广州市政府的未来规划中，天河区将被发展成商业中心。刚刚起家的合生创展出巨资拿下了处于规划之中的天河大块农田，开发建设华景新城项目。当时的广州，仍然以市中心的小盘销售为主，合生创展的大盘开发成为首吃螃蟹者。
朱老板赌对了广州市的发展方向，随着广州的扩张，天河区的楼价、地价稳步上升。到1996年，在成功开发四期项目后，华景新城已随着广州城市中心东移，成为天河著名楼盘。
从万科、合生的这两个案例中，可以总结出熬过泡沫、战胜泡沫的第一个法则，那就是－－－手中资产要具有好的流动性。
什么是泡沫？实际上就是在一定的价格上，你的资产的流动性突然衰减、或者消失了；消除泡沫就是等到经过一定幅度的时间、或者价格调整，流动性再度增强、恢复。
很多人扛不住这个调整的时间或价格幅度，就出局了。
万科从股市弄到了4.5亿港元。除了在恶性通货膨胀期间，货币的流动性比较差以外，其他经济发展时期，货币的流动性是最佳的。1993年以前，人民币汇价一直较港元高。但1993年以后，人民银行宣布进行汇改，取消外汇券，人民币1年内跌至1美元兑8.4元人民币，这时港币才终于超越人民币价格。当时，港币兑人民币黑市牌价曾跌到100∶140。这4.5亿港币，当时价值非凡啊。
当时企业的规模也没现在这样大动辄百亿，4.5亿保得万科平安啊。
合生的流动性体现在土地上，尽管海南泡沫破裂、宏观紧缩，但朱老板的土地拿到的价格极其低廉，并没有炒高过，这就好比你在海南是500元的地价成本，就算泡沫从7500元破裂了，跌倒1000元了，还不至于让你赔本，但就是利润狂跌了，一轮行情你白辛苦了，赚了个眼瘾而已。
但广州不是海南，呵呵，随着广州的发展，实际需求又有效的支撑了天河区的地价、楼价，保证了合生顺利度过调控。
万通逃在了山腰上
老潘事后常拿这段往事说的嘴响，但从现在的数据看，万通六兄弟跑的那是一点都没错，但并不是在泡沫的最高点出逃的，他们逃早了将近一年。
之所以讨论这个时间点，不是要求全责备，挑人家的问题，而是想尽量还原当时的情况，从而让大家更加明白，究竟怎样做，才能在一场泡沫中，安稳脱身。
按老潘的说法是，1992年8月，正在海南“淘金”的潘石屹已经靠炒房炒地挣到了自己的第一个100万。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他还准备继续“淘”下去。
为了核实一个项目的审批情况，潘石屹以五斤橘子和一条香烟的代价获准查阅有关内部资料，他意外发现海口市在建人均住房面积已达50多平方米，而同期北京人均住房面积才7平方米。凭着直觉，潘石屹意识到，“海南的房地产要出事了”。包括冯仑、易小迪、王功权在内的6位合伙人马上决定分家，撤回北京发展。
从数据来看，万通撤退的时候，海南的房价在5000元／平方米左右，到半年后，房价蹿升到了7500元／平方米。离顶部差了2500元／平方米。呵呵。
从万通的案例，很多人体会到的是信息的重要性，是老潘看到了“海口市在建人均住房面积已达50多平方米”这一内部资料，让万通作出了正确的决断。呵呵，其实，事情没有这样简单的。
首先我们来讨论这一内部资料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你觉得能用“五斤橘子和一条香烟的代价”换来的信息价值会有多高？
当然，有时候信息的价值不是能这样通过物品的价值类比的，但由此可以推知的是，当时这一内部资料的获取程度并不是太难，也能够确信，当时在海南的2万家开发商中，肯定还有其他的一家或几家开发商了解相关数据。（不要把其他开发商想的很傻，你万通一群外来户都能拿到的信息，多少有当地背景、高层背景的开发商会不知道？）
问题的关键在于，万通看到相关信息后，作出了撤离海南的决定。
肯定有读者会说：海口人均50平，北京7平，傻子才不跑！这一般是从结果倒推原因的典型心态。
呵呵，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有的老总面前肯定还有一份数据，“1992年海南省经济急剧增长，GDP增速高达41.5%，比1991年增速高了26.6个百分点”，“在海南淘金大潮中，曾经一天涌入了十几万人”。
海口在1990年代，当地人口还不到30万。
同志们，测算一下，就算不按照一天十几万的这种增速计算，那海口的人口增速也绝对是非常高的啊.
看到这个数据，你还觉得海口人均50平的数据是那样高不可攀吗？人口的流入是巨量的，而土地的面积总是有限的，谁能保证海南的人均住房面积第二年还这样高？
1992年，海口市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83％，另一个热点城市三亚也达到了73.6％，那1993年会是多少？
正常思维肯定认为，就算不能保持这样的高速，但总是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吧。
继续做下去的理由同样存在。市场永远都是这样，做多、做空的理由永远都有。
你身边耳濡目染的都是一夜暴富的实例，满天都是馅饼，这种环境下，你会急着跑吗？
1993年6月2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
次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16条强力调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
要不是6月23日的讲话，以及随后的政策，海南的泡沫真会在1993年度自然截止吗？
大家自己思考吧。
结合万科逃离北海泡沫的案例，从万通、万科身上，我们可以总结出逃离泡沫、战胜泡沫的第二个法则－－－就是“把握好自己”。
万科之所以没有进入北海，是觉得自己吃不下这样大的规划。
万通之所以逃离海南，再次说明一下，他们撤离的时候离泡沫破裂还有近十个月的时间，主要是六兄弟觉得自己赚够了，钱也没一开始那样好赚了，又有点风险的苗头，就收手了。
这里面实际体现的都是对自我能力的一种把握，王石、冯仑、老潘都很清楚自己要什么、能要什么。
面对万科在北海那样的机会，很多老总可能就拼进去了，“人家造楼，我们造城”，呵呵，这种广告语，地产业的人不生疏吧？
有的企业、企业家就喜欢做小马拉大车、以蛇吞象、以小博大的生意。合生现在的京津新城、楼忠福的天都城，那都是多大的土地面积啊，比万科北海的这个案例怕是有过之而不及，老楼、老朱难道没请专家论证过？没算过这些数？得了吧，这些老板算盘精得很。联想拿下IBM电脑业务、TCL海外并购不也一样，都是以小博大，这种做法确实风险很大，但真就一定失败吗？未必。
主要大家风格不一样，万科20年来，几乎没有把全部财力、精力押倒过一个项目上，企业、企业家风格使然。万科相比而言是很稳健的。
总结下来，就是万科、万通在市场行情很好的时候，懂得克制自己的贪欲，万科知道自己能吃几斤饭，万通知道吃够了就要消化，知道落袋为安。
楼市也罢、股市也罢，在行情好时，能战胜贪婪，会出货；在行情坏时，能战胜恐惧，敢买进，能保持自己的理性分析，能知道自己干什么，那就肯定是市场高手了。
战胜泡沫的第三个法则就是————运气。
运气这个东东太重要了。
万科B股发行要是晚几个月，哼，可能就未必能发出去了。没有这4.5亿港元，万科的日子怕是得难过很多吧。发行要是早几个月完成，哈，公司估计就把这些钱都投出去了，完蛋的可能更快。4月份拿到钱，6月份调控政策出台，刚好手中有钱应对困难。
老潘当时找的那个人要是不爱吃橘子，哈，那5斤橘子就未必能换来内部资料了。
广州的发展要是放慢一年、两年，朱老板在天河的农田里，还能撑下去吗？
再说一个案例，更多的能体现出运气的作用。
“1993年，事业上一路顺风顺水的杨国强首遭危机。那一年，据王石在其自传《道路与梦想》中回忆：一季度和二季度，钢筋、水泥和木材等建材价格翻番上涨。给万科造房子的建筑队为此两度以停工为要挟，要求开发商修改合同，为其增加建筑费用。核算下来，万科卖出的楼花已经处于亏损边缘。
当年杨国强的建筑公司还不强悍。他们已经为顺德三和物业发展公司带资建造了近4000套别墅，房子盖好了，没人来买，而事后看来，开发商原本无心卖房——这也与那个疯狂、浮躁的时代相关，南巡之后，自海南省发轫，蔓延全国的开发区热，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圈地运动，倒卖批文、炒卖地皮成为中国倒爷最快的暴富手段。毋庸置疑，当时的三和公司也只是以炒家心态拿下了顺德和番禺交接处的1000多亩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土地。所以，1993年下半年，中央针对股市和房市的泡沫进行调控挤压，银行被勒令与自办房地产企业脱钩。这种情况下，投资逾亿的碧桂园项目也基本面临死火状态。
因此，当杨国强向开发商索要工程所垫费用时，三和股东们最终答应以变通的方式，让杨国强销售已经盖好的别墅，以销售收入核销建筑成本。”
由造房者变成卖房者，杨国强和他的建筑队看起来好惨，可恰恰就是这次悲惨的事件，造就了杨国强的首富机缘。也正是从此以后，杨国强通过王志纲的策划辅助，成功盘活“碧桂园”，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一场房地产泡沫造就的房地产首富？！哈哈，看似笑话，却是事实，有时候这世界就是这样吊诡。
读者们你们想想BOSS杨这个案例，就算有其后王志纲的大力策划、杨老板的稳定操作，但如果没有泡沫破裂的这个机缘，杨国强会从包工头跳到开发商这个角色中吗？
运气来了，谁也挡不住；运气没了，做什么也枉费心机。诸葛亮他老人家算尽天下风云，八方点火，眼看司马懿父子必死无疑，一场大雨，只落得五丈原秋风满地啊。
运气、命数这个东西啊，汉代邓通为文帝所宠幸，有十余次赏赐大量金钱，官至上大夫，有善相者说邓通“当贫饿死。”于是文帝赐邓通一座铜山，准许他自行铸钱，由是邓氏钱布天下。等景帝登基后，有人告发邓通出塞外铸钱，景帝就籍没他全部家产。邓通以致身无分文，寄食他家而死。
有一个地产公司老板（哈，就不说名字了），在北京做项目，怎么做怎么不顺，后来在工地里，挖出了一个石龟，也有人传是一只冬眠很久的活龟，此后事业一路兴旺，楼盘热销。
记得在杭州看过一个高档别墅项目，那项目的楼王在动工前，请风水先生看过，风水先生指点出该从那里动工、门该朝那个方向。等挖下去后，挖出了两具几百前年的棺材，棺材摆放的朝向，和风水先生指点的门的朝向分毫不差。几百年来，风水位还是精准不变。
前几年，北京万国城着了好一把大火，火烧完，生意还好做了，事后，一群南方客户知名点姓要买着过火的那层，认为这层“旺”。
各行各业里，很多大腕都是非常重视求运气、保平安的，导演冯小刚每年大年初一第一件事就是带着老婆去北京西山潭柘寺上香。N多股市大鳄做一单大生意前，都是先烧香拜佛，等做成了，再来还愿。项目里，更是见过无数客户带着风水师来挑房。
运气啊。
估计有读者会认为内幕信息是战胜泡沫的必胜法则，不管怎样，万通六兄弟是看了所谓的内部资料后，知道了海口的人均住房面积后，才从海南撤退的；朱老板是获悉了广州的发展规划，才提前拿的地，赚的钱。
诚然，靠内幕消息，确实是能赚钱，但内幕消息、所谓关系啊，绝对不是成功的必然因素。
凯恩斯，当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他的思想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经济政策的奠基思想；在凯恩斯活着的时候，他就是无数重大国际经济事件的参预者、制定者、谈判者，他本人就是调控政策的制定者，够内幕的了吧？谁知道的内幕信息能比他老人家多？
就这样一位重量级经济大师，在他成功的投资生涯中，竟有三次几乎倾家荡产。在1936年到1938年底的股市大跌中，凯恩斯的净资产价值从506222英镑下降到了181244英镑，凯恩斯所主导的那些投资机构也损失惨重，此次打击，让凯恩斯损失了所有财产的三分之二，他的健康也因此受到了致命打击。到他死的时候，尽管其后，凯恩斯又非常漂亮的赚了不少钱，但他的财产再也没有回到1936年大跌前的水平。
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家国际性大型对冲基金曾被誉为“梦幻组合”，其管理人是八十年代债券套利之父，其合伙人包括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穆林斯；被誉为衍生工具之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和斯克尔斯。斯科尔斯与默顿以其“期权定价”理论被认为奠定了现代金融市场及其衍生工具和对冲基金的理论基础。炒手、学者和官员的绝妙组合，他们的客户遍布世界各地，还都是身家上千万、上亿、上十亿的显赫成功人士，华尔街所有的人都曾以为他们将永远不败呢，1998年，照样倒在了市场脚下。
再举一个国内的例子，前阵，有家地产公司想借壳上市，这家公司高层的背景那是相当、相当、相当强大的，公司负责人的父亲是……但借壳方案照样没通过。
有消息、有背景又何如？保得了你一时，保不了你一世啊，世界这样大、世上这样多的人，谁能拿下所有的关系啊。有多少开发公司仗着自己和市长、书记关系好，提前获悉了城市发展规划，提前拿了地，想坐等发财，确实有成功的，但也有不少是，地拿到了，市长、书记调走了，规划重新来过，郊区还是郊区，自己熬死了，商业中心规划最后改“农家乐一日游”了。城市的发展规划，也肯定是要符合自然规律的，不可能只为亲戚、关系户开绿灯啊，如果地方当政者胡来的话，中纪委那也不是闲差啊。
长远看来，市场的力量是无人能够抗衡。
想长期战胜市场、战胜泡沫，不管是股市的，还是楼市的泡沫，那必胜法则必然是：
一、保证资产的流动性；
二、把握好自己；
三、运气。
很多事，真的是“人在做，天在看”，各位，好好修自己的福缘吧。呵呵。
常有朋友聊天，经常讨论些房地产行业的腐败现象。
难怪啊，呵呵，房地产行业的商业贿赂以及反商业贿赂情形，那是有目共睹啊。
香港《文汇报》报道称，据统计，自十六大以来，中央累计查处严重腐败的省部级以上官员16位，平均每年3位。16位省部级贪官，有10名是被不法地产开发商拉下水，而走上不归途导致身败名裂，分别是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吴振汉、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等、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武龙。
陈良宇后面带了朱文锦、王成明、吴明烈等一干往昔的上海房地产要人，王成明好象是在任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期间，因见房地产行业红火，挪用企业资金自行开发了“雅苑”、“西郊别墅”等房地产项目。还记得吴明烈的消息出来后，上海房地产圈的人士反应都麻木了，已经被之前的一串窝案把情绪都耗干了。还没出判决呢，就不多说了。
刘志华进去后，北京房地产圈当时那叫一个人心惶惶啊，动不动风传谁谁谁由进去了。据云，一国有地产企业大腕被人问及是否会受到牵连时，回答了十个字“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据云，泰跃系的高管们当时成为“重灾区”，好多位同志都被请去配合我公检法、纪委工作人员工作、谈话了，当然，很多人很快就回来了，不过也有到现在也没回来的。
潘石屹当时也是谣言的一个主要攻击对象，不少客户、合作伙伴直接打电话问老潘的下属，流传出来的经典对白是
“听说，那谁出事了？”
“没有，刚进办公室啊。”
“不会吧，你再看看，听说也是刚进去的。”
下属起身在潘办公室门口张望一下，恩，人确实在呢。
河南王有杰 有个罪行是帮他的朋友高复东弄了390亩土地，高复东没有开发资质，不久就将390亩土地的开发权转给了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胡与高双方商定，以高复东的公司名义继续办理征地手续，也就是说，不变更征地主体，而是采用变更股权的方式，由胡葆森的建业公司收购高的公司，间接取得390亩土地开发权。这样，高复东的公司成了胡葆森的子公司。这么一倒腾，高复东赚了700多万元。
安徽王怀忠 罪行之一是给开发商免出让金。王怀忠在阜阳做官时，应绿洲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人的倪超请求，为该公司开发的工程项目在征地、立项等方面谋取利益，擅自批准为其减免土地出让金1555万余元。2000年5月，王怀忠向倪超索取好处费5万元。
1555万：5万，唉，无话说了。
江苏王武龙出事，也主要是受其弟弟地产商王文龙的牵连。王文龙与南京益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白松关系非同寻常，而益来公司曾在南京市开发“金陵御花园”、“金陵御庭园”、“益来国际广场”等高档地产项目。这些项目都集中于玄武湖附近和南京中心地带，南京房地产界对这些地块的竞争非常激烈。益来公司能以低价顺利拿到土地，坊间确信与王文龙巨大的个人活动能力密切相关，而王文龙的活动能力无疑来自于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王武龙。
山东杜世成 罪行之一是给外甥田某，在青岛即墨区低价甚至无偿取得29平方公里的用地，经营建设和旅游项目。
上面这还主要说的是10大高官中的几件案子，象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副市长雷渊利和原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王炳毅、福州仓山区土地局局长李仲、仓山区区委书记张森兴……
名单能拉很长的，这些局、处、科级别的就不说了先。
腐败官员、腐败官员的亲戚、朋友，好似一张网，无处不在。
有开发商聊天时也说起过，“谁想送啊，实在没办法，房地产牵扯环节太多了，土地、规划、贷款、销售，各环节都的拜，一环拜不到都不行，就算你和市长熟也没用，官不如管，一个消防环节没有打点到，结果被出示消防设备不合格，工程为此停工。怎么办？为这个你还找市长去？去了，也肯定是让你赶快吧消防设备弄好。面上总能做到，但你防不住挑毛病啊，只能环环打点。”
还有一开发商曾说过，为了拿地，主动带着主管领导全家到商场购物，好象是燕莎，随着主管领导全家随意挑选，买了差不多100万左右的东西，最后该开发商买单付账。后来好像是拿了一块很小的地，那也足够捞回票值了。
笔者听说的开发商要想做一个楼盘，各主管部门的“菩萨”都要拜，一路拜下来的费用占到楼盘总成本的3%到5%。其他人也有说要更高的，更具体的怕就只有经手人知道了。呵呵
老潘在自己的书、博客里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去年初（应该是2004年），一位中央领导讲话说，纪检部门查处的与土地出让有关的案子2.6万起。有多少家破人亡，多少人头落地。”
老潘写这话的时候，陈良宇、刘志华还都没出事呢，一转年，又添了家破人亡的事例。
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利益在、寻租空间在，腐败官员、腐败官员的亲戚、朋友编织成的网就不会消失。本系列所探讨的大腕们是如何在这种环境下行走、开发的呢？在汹汹攘攘的潮水面前，他们是同流，还是……？咱下回分解。
地产大腕们如何走过灰色区域
因为房地产行业与腐败现象牵扯比较多，很多人往往会简单类推，认为这种腐败的行业，越是大腕越是腐败。
其实这种想法未免失之过于简单了，忽略了事件的复杂性、低估了我党的反腐能力和决心。只靠腐败手段是成就不了大腕的。
光靠辟邪剑谱做不了五岳盟主；为国为民才是侠之大者；令狐冲能当大侠是因为日月神教、武当少林黑白两道都给面子；张无忌能领袖群伦，不光是明教自我吹捧，武当、峨嵋、丐帮都投了赞成票；就算是坐地分赃的总瓢把子，面上也得是个正经员外身份啊。
单靠腐败手段是成不了大事的。事情并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简单，不信你拿些钱，找个土地部门贿赂块地试试，钱能轻易送的出去才怪，准把你当典型扣了，钱不是那样好送的。
我这并不是说大腕们都很纯洁，不食人间烟火，超脱于行业现实之外。
在腐败和清廉之间，没有空间了吗？
有西方谚语云，条条大路通罗马，何必单恋一枝花？
本回让我们看一下地产大腕们如何走过灰色区域。
万科在行业内是出了名的奉公守法，这是通过早年间的切身代价换来的。
1995年，上海万科工程部爆出集体受贿事件。当时上海城市广场工程部的一起共事的4个人，共同接受贿赂，彼此认为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是没想到，行贿的工程商在其他案子出了事，在审问中，他把同万科这几名员工的交易也交代了。
万科的一位职员开始对这些事实不予承认，但不久以后他承认了，大概受贿了15万。他坚持说没有受贿缘于他认为没有字据，可以对此不予承认。但是他没有想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送钱的伙计带了录音机，把整个过程录下来了。
王石对此事件的反思是“以一批人进监狱为代价，换来三五千万、一个亿的利润，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人的毁灭、家庭的灾难，这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损失。项目不成功，甚至做砸了，都可以重来，而人一旦失足，不但自己终生悔恨，对公司的影响也是非常长远的。毫无疑问，如果上一个项目要付出如此沉痛的代价，那我们宁可不上这个项目！以牺牲人为代价换取利润，是不可取的。”从此以后，万科在做项目评估之时，不但要看利润回报，还要看管理资源能不能跟得上，如果管理资源上不去，就绝不勉强上马。
2000年，沈阳“慕马”事件发生，不少人士就此宦海沉浮。万科东北公司总经理也被“双规”，被要求交代万科和“慕马”的关系，理由是作为沈阳最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可能同“慕马”没有牵扯吗？这位总经理被关了20天，调查结果是，万科在沈阳7年开发过程中，和“慕马”没有任何牵扯。
同志们，多少人是看着没问题，一审就问题一大堆，说的比审问人掌握的还多。20天没审出问题来，一个字“牛”，万科确实牛。
2001年9月，原深圳市副市长王炬因涉嫌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逮捕。王炬担任深圳市副市长，主管全市的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工作，王炬出事后，深圳房地产市场大为震动。王石安之若素，我没向他行过贿，怕什么！
王石和王炬之间有一个案例，值得好好借鉴一下。该案例可见老王的回忆录《道路与梦想》第210页。
“1999年下半年，王副市长亲自主持会，审批万科的立项报告。但万科申请的几个地块都未获批准，由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指定中心区中央位置的一块16万平方米中心绿地为购物广场用地，容积率0.8，可建面积近13万平方米。
接到规划的蓝线图并没有兴奋，因为占用的是规划绿地，要求整个建筑埋在地下，包括停车场。这种限制，增大建造成本还不是要害，要害在对消费者的不方便。在大城市的商业密集区，地皮昂贵，才建设地下商场、车库。
万科同中心区建设办公室各持己见。
2000年初，中心区建设办公室一纸通牒下到万科深圳地产。规定之前不按规划要点上报方案视同放弃。最后的截止日期已到，万科没有上报方案。
其后不久，王炬出事了。
其后，王石和华润的一位高层聊起“王炬”案。
华润高层问：“为什么购物广场被收回？”
“规划通不过。”
“怎么没争取？”
“王炬那老倔头你还不知道？”
“嘿嘿，王炬把中心区那块地介绍给我们了。我当时问，不是给万科做了吗？王炬摇头说万科没实力。我们还真认真考察了，考察的结果，认为规划有问题，同万科的结论一样。询问能不能修改？王炬秘书给介绍了一家咨询公司。还真去了。你猜公司老板是谁？嘿嘿，王炬的女婿。他打包票能修改规划要点，当然了，修改要付出代价。不就是咨询费吗？只要合法，华润也会接受。可王的女婿口气太大，表态怎么修改都行，为表诚意，说‘规划要点修改批准完成后，再收咨询费。’嗬，这种主谁敢碰啊。华润也放弃了。”
这段对话非常有意思，华润方的潜台词是“只要合法”，咨询费可以给。谁让人路子野呢，人家能改规划，你也需要修改规划，互相需要、互相满足。
但前提是，要合法。
只有合法了，大家面子上、账面上才都好过。
但对方把这个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过于口气大了。
在现实中，华润、万科没接这个项目，但类似的项目，没了万科、华润就没人接了吗？
当然会有，但有一个问题是，当贵公司接了该项目、给了咨询费，贵公司所承担的风险也随之上升，越界了。
大公司不是不明白事，但更明白界限在那里，黑色区域，呵呵，那是不好玩的。
万科的作风和王石个人的风格也有关联，据云，王石曾经去看过入狱后的牟其中，也有人说看的是入狱后的储时健，探看完后，王石感叹，人这辈子，要么求名不求利，要么求利不求名，不可兼得，自己求名了。
冯仑冯总那更是个人精，谈天说地、口若悬河、辩才无碍、思维灵动，行走江湖更是利害。呵呵。
冯仑的一段话更见混迹江湖的三昧，“好的企业还要看公司老板或经理下班以后干什么，和什么人混在一起。如果天天跟政府官员在一起扯，那一定是为了寻租或者遇到了什么麻烦。如果还在酒楼桑拿里或泡银行，那一定是公司空手道还得银行援手。如果左右不离公检法、江湖弟兄，那一定还有铤而走险的事需要摆平。
相反，一间公司，如果老板或经理并不成天往政府跑，而是往国内外同行那里跑，往市场（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跑，那一定会变成行业先进。如果银行彬彬有礼、公事公办，或者由手下普通员工或公司就能搞掂，那一定是财务健康、运行良好。万科声言决不行贿、阳光利润，所以鲜见王石混迹于官大人之间，亦不与公检司法的人推杯换盏，反倒是落拓洒脱，寄情未来，玩山弄水。”
记得以前黑马富豪严介和笔者谈论起腐败问题时（这老兄从事的是基础建设，更是腐败高危行业）曾说过这样的话：领导喜欢的是既能干又听话的，我们太平洋活干得好，又听话，领导干吗不喜欢。
这话真是非常有意思。很多自以为关系、路子野的公司或人真的应该好好听听，学习了这话的精髓，以后也省得犯事，省得给领导添麻烦。
黄怒波在地产大腕中走出了一条坦荡的康庄大道，此大道正和这个理论暗合。
1997年，黄怒波决定投资500万到600万元搞宏村开发。在很多人的眼里，当时宏村就一破烂。就这样一个“破地”值几百万元？很多村民当时都觉得黄怒波是个“傻瓜”。
黄的初期投入基本都做了宏村的保护规划，然后再慢慢结合旅游开发。宏村第二年的旅游门票收入就达到400万元，之后的旅游收入更超过1000万元。
由于宏村保留了古代风貌和文化元素，2000年，宏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同时提交申请的周庄却落选了。
这个案例的借鉴意义非常强，大家首先可以换个角度，从宏村地方官的角度考虑。
对大多数人来讲，当官一任，总是想造福一方的，就算是中饱私囊，也愿意给地方留个好名声。再说，就算你不爱惜百姓，但为了自己的仕途，你也得干出些成绩来吧。
什么政绩能比把一个破烂村子转变成世界文化遗产强？
如果你是宏村的父母官，黄怒波这种企业家，你得多欢迎啊。谁敢腐败勒索黄老板，绝对是违背广大人民的利益！讨之、伐之！
呵呵，把企业的利益、官员的利益、社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这才是聪明、能干的妙招。
还有几位大腕，经常做些慈善事业。朱孟依、还有黄如论黄老板捐款都是大手笔的，成千万、上亿的捐，捐资助学。
有媒体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个新闻：上海建桥集团曾经捐建了12所希望小学，其所在地大多有建桥的地产公司。“不在当地做点事，刁难你的人太多。如果大量行贿，受贿者抓进去，我们也完蛋了。所以我要求各地的分公司，要送大礼就送给当地的人民，不送给个人。”建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说。他把这样的慈善称作是“规避风险”。
呵呵，这同样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学生有困难、政府有财政压力，那地产公司出钱助学。即光明正大，又口碑好。既帮助了当地的建设，增加了官员的政绩，又为企业树立了形象。这样的公司，谁不喜欢啊。
拉关系未必就是吃吃喝喝、行贿受贿、卡拉OK、美女肉弹、金钱轰炸，好的办法也是有的，而且还保证你午夜梦回时睡得好觉。
不可回避，确实是很多公司、很多人靠关系、靠内幕赚得了一桶金、几桶金，但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如果不能把公司从“内幕关系型”转向正常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那公司迟早要跨。没有一家大公司是只靠腐败就能立足的。对很多公司来讲，走出黑色、灰色是一道坎，迈过去一番事业，迈不过就难得善果啊。
有的大腕顺利地走过了灰色区域，有的大腕旗下的公司就未必顺利过的了这一关了。
华远地产身陷“赵安歌腐败案”
赵安歌，中国银行原副行长，在主管部门调查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期间，其蛛丝马迹引起了调查部门的注意。
2002年9月6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一处承办赵安歌案。在三天之内，承办人员审阅了专案组调取的涉及赵安歌问题的全部材料，提出对赵安歌进行立案侦查的意见。
赵安歌，男，1950年6月19日出生，辽宁沈阳人。1976年毕业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同年进入中国银行。曾先后在总行财会处、卢森堡分行、总行财会部工作，担任过副经理、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1995年9月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同年11月任中国银行董事会常务董事，后调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在预审的同时，对赵安歌住所和办公地点进行的搜查也同步展开。得知赵安歌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消息后，其女友赵某于当天出逃境外，在对其与赵安歌的住所进行搜查时，细心的侦查人员发现了一份合同，是由中盛融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盛融通公司）和北京华远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华远公司）签订的咨询合同，合同约定中盛融通公司为华远公司的房地产项目销售给中国银行进行咨询，并收取1%的咨询费一百九十余万元人民币。这份合同产生了诸多疑点。经了解，中国银行确实购买过华远公司的项目用于职工宿舍，而这正是赵安歌负责的项目。
针对上述线索，专案组侦查员立即对赵安歌进行预审。在问及上述问题后，赵安歌立刻供认了在购买华远公司房地产项目的过程中，伙同其女友赵某及赵某的弟弟赵振华，以虚假咨询合同的形式收受华远公司贿赂款一百九十余万元人民币的事实。至此，对赵安歌的预审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不仅为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整个案件的办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赵振华在赵安歌案发后即从北京乘火车回到黑龙江，刚开始没敢回家，在过了一段时间后看到没什么风声，就悄悄潜回了家中，没想到他刚回家的第二天就被抓获。赵振华到案后，很快便交待了伙同赵安歌、赵某收受华远公司一百九十余万元贿赂的问题。同时，经过专案组深入细致的工作，华远公司总经理任志强以及经办人员也证实了上述问题。
2004年4月2日，原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赵安歌、原中国银行财会部总经理李耀森、珠海安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索立鸽以及南京银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龙俊涉嫌受贿、挪用公款、行贿一案，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对赵安歌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赵安歌接受一审判决未提出上诉。
据说赵安歌为人口碑不错、有义气，犯事主要是让女友拖下了水，据说这个女友很是漂亮，来头很不简单，当年和王宝森就……
华远地产的这190万走咨询费的名目，据说当年就是这个女友出的招数。
曾经陷在腐败案中的地产大腕旗下的公司，不光只是华远地产，下回接着说
地产大腕们能走出胡雪岩阴影吗？
中国近代百年商业史上，始终有一个阴影笼罩不去，百年以来很多商人的行动准则、行事风格基本上都覆盖在这个阴影所确立的框架之下，尽管有人左冲右突，但始终未见全面突围，房地产行业尤其如此，这个阴影就是————胡雪岩。
先追本溯源一下，简略的看看中国历代商人是如何致富的。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陶朱公、子赣、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倮、巴清、卓氏、程郑、孔氏、邴氏等二十多位春秋、战国、秦汉富豪的简略形状。
仔细看来，这些富豪主要从事的是铸造冶铁业、物流业、畜牧业三大行业。
个别也有发战争财的，如汉代“文景之乱”，朝廷没钱给军饷，向大家借钱，大家怕战争胜负未定，借出去血本无归，都不肯借。只有无盐氏勇敢的站了出来，承担了此次战争国债的发行任务，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吴楚兵败，朝廷胜利，无盐氏从此富甲关中，比靠滑铁卢战役爆富的英国商人罗思柴尔德如何？
司马公记载的这些富翁里还有两位分别靠盗墓、赌博发家的，咳，这个都属于非法行为，有兴趣的咱私下探讨。呵呵。
主要还是铸造冶铁业、物流业、畜牧业三大行业制造了绝大多数富豪。
现在回头看，当年之所以富豪主要集中在这三个行业中，还是因为这些行业类似于现在的房地产、汽车、IT行业，属于当时的新兴产业（当时中国正在进入铁器时代，冶铁绝对的是当时的高科技，时髦得很）、或者是消费升级行业，畜牧业兼具行业分工和产业升级，还具有当时的高科技属性、属资本、技术、人力三密集行业。
伴随着新的分工涌现出大批新兴富豪，确为社会发展应有之义。当时肯定也有腐败现象，但认为这些富豪是靠腐败起家，那基本是没有道理的，这些富豪（不包括赌博、盗墓那两位啊）基本还是把握住了社会发展的主要脉搏、在产业经济腾飞的时候，积极投身到创富行业，从而完成了财富积累。
等到汉武帝开始实行“盐铁专卖”，这些富豪基本就都歇菜了。
以后国内再数得上的富豪，基本就都云集在官宦子弟或贪官队伍里了，石崇、刘瑾、和珅和大人……
元明时代出了个沈万三，这个不是贪官。专家论证，沈哥是土地经营起家，辗转贸易发家。苏州和杭嘉湖地区历来是闻名全国的“粮仓”，素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自然有大量的稻米作为商品出售。而当时的北方，包括元大都（北京）在内所需食粮，主要靠南方供给，沈万三肯定是一“售粮大户”。由此，沈万三积累了大量资本。富起来的沈万三转而“通番”，将地产的纺织品、瓷器等输往亚非各国，而回船进口大量的珍宝、香料和药材，一去一回从中赚取巨额差价。
附带一句，在元朝最兴盛时期，马可波罗一伙也是因为做类似的生意来中国的，可见当年国际贸易有多火啊。
但沈哥政治头脑不清，竟敢说要替天子劳军，经济头脑一百分、政治头脑零分。又碰上个小心眼的朱元璋，偌大的家产，被朱元璋一句话就给弄得完菜了。
巍巍中华，好不容易这样一个企业家，就被酷吏这样做掉了。
再下来，到清代，广东出过一个伍秉鉴，伍秉鉴是十三行的领军人物，行业属性也是国际贸易。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更令人吃惊，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
这位老兄之所以能够爆富，主要是依靠的广州的通商口岸地位，形成了绝对程度上的垄断，这种垄断具有官商、贸易许可、地域垄断多重色彩。等到鸦片战争打完后，咱大清朝又被迫签订了五口通商后，广州的贸易垄断地位一被打破，十三行的贸易量开始下降，再加上替朝廷赔款、贪官勒索，伍家的辉煌也就结束了。
再下来就是胡雪岩，先依靠王有龄、再依靠左宗棠，成了二品红顶戴商人，千古商人第一。但左公一死，胡雪岩也就土崩瓦解了。胡雪岩去了，可这种官商模式没去。
为什么只有胡雪岩的官商模式发扬光大了？
回头看一下笔者刚才不厌其烦讲述的那些例子。
几乎两千年的“盐铁专卖”政策，牢牢的把握住了当年的这些升级朝阳行业，根本轮不到私人插手，想在这里面发财，没门。
沈万三富可敌国，最后挡不住朱元璋的一句话，这就进一步决定了大家的价值取向，重官轻商。
伍秉鉴的致富有太强的时代背景和地域因素，很难具有复制的可能。
只有胡雪岩，他的出现实际上是踩在中国两千年商人的肩上、是一位集大成者。社会价值取向“重官”，那就背靠大树好乘凉，借官威、借政府采购、借政府制造的垄断效应、借政府的信用致富。
朋友们可以设身处地的盘算一下。
同样，你也经商，新技术不好研发掌握吧？那你就很难进入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做不了微软。
而获取资金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最便利方式，就是走胡雪岩公的路线，不会技术、不会融资、没有高等级的信用，那请客吃饭、给人送钱、陪人玩弄女色、拉关系这总会吧？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要是这都不会，恭喜你，你可以做良民了，安心科举吧，没准有望成为范进。
从中国传统商业的氛围来看，胡雪岩的路线实际上是最具操作性、最具可复制性的一条道路。拉关系以求垄断，以垄断以求发展，以发展以求财富，以财富再拉关系，如此循环。
相比于西方工业革命后的一些科技或金融企业来言，他们是以技术、以资金求发展，以发展求财富，以财富求垄断，以垄断求更大的财富。其间也少不了腐败，女色、钱权一样不少，比咱中华帝国差不了什么，在腐败程度上或许更有过之而不及。美国刚兴起、以及南北战争刚结束的时间段内，百废待兴，群豪并起，那才叫一个无法无天呢。
插进来一个例子：
1868年，美国市场两大富翁范德比尔特与德鲁之间，爆发伊利铁路股权争夺战。那时候铁路是最火的新兴经济、高科技，前进的方向，时髦。呵呵。
范德比尔特开始大量购进伊利股票，同时指使他所控制的法官颁布法令不得增加伊利股票的总量。
德鲁和他的盟友则指使他们自己的法官下达了完全相反的法令，他们把大量伊利铁路的可转债转成了股票，同时还印刷了数万股崭新的伊利股票。结果，他们使得范德比尔特控制伊利股票的美梦彻底破碎，并在他反应过来之前，在市场上全数抛出了他们刚刚制造的掺水股票，席卷了范德比尔特的七百万美元后逃离纽约。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范德比尔特和德鲁都继续疯狂地贿赂立法机构以使胜利的天平倾向自己。最终，两败俱伤的范德比尔特和德鲁达成了妥协。
这种贿赂疯狂倒什么程度呢？当时的人记载的情况是：有些议员（立法机构）以1000美元的价格卖出了他们的选票，却被卖价更高的同僚耻笑为可怜虫。腐败彻底公开化，连面纱都不要。
拉拢腐蚀法官、议员，直接修改法律，哈哈，拉个把法官下水的贿赂行为一对比成了小儿科。
但是，请注意，尽管腐败现象横行天下，但通用、西门子这样的公司，确实还是有核心技术的，“他们是以技术、以资金求发展，以发展求财富，以财富求垄断，以垄断求更大的财富”，就算被打断了腐败环节，尚不会影响到企业的核心技术。象微软这样的企业，就算发生了贿赂案，高管或大股东跟哪个高官一起翻船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会丧失吗？你会因为微软发生腐败，而不用XP吗？
就算企业有人被抓了，关系网要重新铺垫，但企业的核心技术、靠技术积累的资本、市场还在。
但是，官商型的企业不一样啊，他们是“拉关系以求垄断，以垄断以求发展，以发展以求财富，以财富再拉关系，如此循环放大”，关系一断，企业的根基就动摇了。本来就没技术，好不容易赚了几个钱，一清查，先是归还银行贷款、再是归还挪用的社保、养老种种名目下的资金、再把非法坐庄赚的钱一没收、在查查非法所得……行了，一轮检查下来，一夜回到解放前不说，还倒欠一笔人民血债。
实际上官场更是无情啊，靠上的关系往往很容易倒在互相倾扎的斗争中，
《红楼梦》里怎么说，
眼见他起高楼；
眼见他宴宾客；
眼见他楼塌了。
所靠的官员往往就是冰山，自己又能风光多久呢？
胡雪岩最终的下场，就是最生动、最现实的例子。唉，可利字当头、利令智昏、现实逼人，在寻找到大树的那一刻，欣喜还来不及，谁又能像那样远、想那样多呢。
这种胡雪岩模式先天就决定了中国近代商人的悲剧性。本文所探讨的个别大腕，慎重啊。周正毅、张荣坤殷鉴不远啊。
回头细说房地产行业，行业的支柱一是土地，二是资金，土地具有先天的垄断属性，这块地你占了，别人就没戏了。土地在政府手中、资金在银行手中，政府的执行人是官员，银行的执行人……呵呵，最近都改成经理、总经理、部门经理了，不是官员了。
剩下的路，该怎么走还用说吗？
当然，现在并不是所有的商人都继续走胡雪岩的老路啊，特别说明啊，有多少人走这条路、有多少人走过这条路、有多少人还在走这条路、有多少人没走这条路，相信大家心里都是有谱的。
今世毕竟不同于以往，监督制度是越来越完善的，土地招拍挂、银行贷款流程完善、股市融资渠道、债市渠道也都陆续完善，突破胡雪岩模式的外部环境，正在具备。看看中国的富豪榜，靠新技术、资金、市场渠道而成功的人士已经为数不少。
相信，所有的中国房地产商人、所有的中国商人彻底走出胡雪岩模式只是时间问题。
之所以这样说，不是文尾刻意的唱高调，这是市场规范发展的必然方向，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光靠关系成就的企业如果不能及时完成向资金、技术型企业的转型，那必将为市场淘汰。
资本市场是最牛的市场
这是一个能让财富以几何级方式增长的市场；
同样，这也是一个能让你饱尝噩梦煎熬的地方；
这个地方，既能给你飞得更高的翅膀，
也能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将你抛入地狱，
这便是——股市，学名资本市场。
房价起起落落，洗尽万千英雄；股价风起云涌，更是豪杰逞强的所在。股市中的房地产公司，兼具了楼市、股市双重的风险与收益，更是杀机四伏、福缘似海了。
王石就是借力资本市场成就的万科大业；
而孙宏斌最后之所以梦断顺驰，主要就是摩根斯丹利最关键时候变脸下狠手，断了顺驰的资本之路，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许荣茂本身就是炒股发得家，资本手腕绝对炉火纯青；
楼忠福曾经是“江南第一猛庄”金信信托的大股东，呵呵，这种大股东背景身份，绝对不是光看不练的样子了。
朱孟依是这些大腕中，最早登陆国际资本市场的弄潮儿，眼光不光在房地产大盘操作方面具有前瞻性，在资本市场操作上，也最为前瞻，如果当年上的是国内股市，相信合生又会是另外一条发展路径。
张力、李思廉的富力地产2005年才登陆香港。
杨国强要等到2007年才完成这一重大举动，并一举登顶。
冯仑对资本市场的热情焕发的比较早，1994年10月，万通成功受让东北华联股权，成为民营企业收购国企上市公司的首件著名案例。在房地产方面，直到2006年才彻底开始做大万通地产，也就是原来的先锋股份，在资本市场的房地产主业征途上，暂时落后富力、万科等公司一个马位。
潘石屹的资本征程也是曲折多多，预计今年10月就要在香港股市瓜熟蒂落、修成正果了。
任志强的资本道路更加不顺，先借壳京西旅游，砸了；现在借壳幸福实业，迟迟没个准消息。
黄光裕在资本市场上，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惊天动地的，京华自动化的重组，已经成为了借壳的绝对经典。
黄俊钦的资本手法，感觉水准在黄光裕之下，最近的“新恒基”借壳“金泰”一事，就做的有些过火。引来外界物议沸腾。
张玉良2007年6月上旬曾对外透露，“绿地将在今年酝酿上市”，但他并未公开上市计划的具体细节。
黄怒波目前正在操作旗下公司的上市计划，上市部分主要是中坤度假的股份，该部分公司业务已经基本完成上市改造，正按照上市公司的操作方式，但目前还没有确定最终的上市目标地。
中坤的一些旅游资产在资本市场上是很有垄断资源噱头的。
张宝全到目前为止，尚在资本市场上缺乏建树，连风声也未放过，很大的精力都制造碟机去了，哈。
需要高度关注的是，资本市场是个点铁成金的地方，也是无比凶险之地。本文探讨的十六位地产大腕，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万科、许荣茂、朱孟依、黄家兄弟、富力、冯仑、杨国强、楼忠福十位完成了上市大业，许荣茂旗下还有多家上市公司；潘、任、黄怒波、张玉良四位正在筹划上市；张宝全暂未透露相关计划；彻底在资本市场前栽过一回跟头的就是孙宏斌一人，但这一回就几乎要了顺驰的命。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想成为真正量级的富翁，资本市场是你的必修课，看到很多朋友的回帖都表达了对财富的渴望，呵呵，那现在看明白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了吗？多加研习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市场的跟头轻易是栽不起的，老孙这样一个牛人，都栽在了上面，对其风险性不可不察。
这个市场的一个重要属性就是：你可以成功，但不可以失败，在资本的放大下，失败通常是毁灭性的。
如将商场比作战场，股市就是四面伏兵的场所，很有“死地”的味道。
再举一例，也是前面提到过的一个公司——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当1998年公司陷入困境时，公司高管四处求救，巴菲特、高盛、摩根、美林都在求救之列。其中，高盛表示，有重组意向，但需要先查帐，了解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持仓结构，人家要重组你、拯救你，看看你的仓位，这也是应有之义，身处困境的长期资本就让高盛查账呗。
在获悉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持仓结构后，高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出自己持有的哪些合约与长期资本管理的仓位一致，并全面抛售。
还有更过分的落井下石吗？而且最终的结果是，高盛并没有完成最初的许诺，没有拯救长期资本。
简单来说，高盛的所作所为就是，当你困难时，向其求助，他答应要帮你，但必须要先了解你的困难情况，然后你告诉高盛，家里马上就揭不开锅了，就剩橱柜最底层还珍藏着两窝头了，全家就快要饿死了。
高盛弄清楚状况后，上来就把你家最后那两窝头抢走了，然后还在你家床头拉了坨屎，然后看着你们家在臭气中饿死。
当时这样做的公司，还并不止高盛一家。
在长期资本滨临灭绝的时候，他们苦苦哀求过的巴菲特——就是伟大的股神巴菲特，一直视他们呼救于无物的巴菲特在最后一刻，才突然提出早已准备好的重组协议，其协议之刻薄，让其根本无法接受。
哈，估计和黄世仁借旧帐，想霸占喜儿的操作有一拼啊。
最后长期资本垮了。
明白资本市场的险恶了吗？当你顺利的时候，周围都是朋友，大家顺风顺水；当你出现困难的时候，朋友都变成了恶鬼，你头晕、昏昏欲倒，如果朋友支撑你一把，可能还能站住，但此时出现的、号称来扶你的“朋友”，其目的是为了离你最近，好最快的从你身上撕咬下你残存的肉来。
这个市场没有善终，没人能死在床上，周围都是一群饿狼，等不到你死，就活撕了你，骨头渣都剩不下。
但他们这样做，没错。
这就是资本。优胜劣汰是最高法则。
往往人们只看到“优胜”，而忘记了“劣汰”，“劣汰”的冤魂正在“优胜”的肚子里呢。
但也就是这种市场、这种环境，才更能激发出你体内原始的血性和冲动！
想知道你牙齿到底锋利不锋利、性格残忍不残忍，能不能成为笑傲天下的头狼，那么就来吧！
在了解了资本市场的属性后，让我们在下一回继续回顾一下，地产大腕们的第一波资本冲动。
地产大腕中的真正股神
这些大腕中，第一位接触股市的是许荣茂。跟许荣茂的股市生涯相比，现在的什么杨百万、三湘股神都不过是小儿科。
70年代末，年近而立的许荣茂来到香港，身份是再普通不过的“打工仔”，什么行业都做过，常年累月的勤奋使他开始小有积蓄，但他并没有像李嘉诚那样，在这些一般性的行业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金矿。真正让许荣茂发迹的是一个他以前从未接触过的领域--证券市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自己敏锐的判断能力和过人的投资天分终于有了施展的天地。从此以后，他的小小积蓄驶上了迅速翻番的快车道，几年工夫的“买入卖出”使他获得了奠定后来事业基础的第一桶金。
据有人后来推算，许荣茂这第一桶金至少应该在5亿元左右，但许荣茂事后否认从股市上赚了这样多的钱。
许荣茂认为股市里的钱来得快，去也容易，于是决定抽身做实业，把钱“固化”下来，以求更保险些。这就出现了文首已经介绍过的那幕情景，1988年前后，许荣茂在香港投资建纺织厂。考虑到内地成本低，他又把超过5家厂建到了国内，地点选在深圳和兰州，都做纺织和成衣，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
许老板在业界那是出了名的低调，据说当时《福布斯》做富豪榜，把许老板列入榜单曝光后，弄得许荣茂很生气。
所以没有人知道许荣茂在香港股市上到底赚了多少钱。也没有人知道许荣茂炒作的是哪些股票。
但回顾一下香港股市70年代到80年代的大体历程，就会发现，许荣茂能在港股全身而退确实了得。
70年代香港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使证券交易所挤满了家庭妇女、保姆和小贩，每周都有新上市的股票，由于忽略了证券交易的基本法则，一些股票在市盈率100倍以上的价格上交易，使恒生指数从1970年的211.9点暴涨到1973年3月的1775点，交易所对风险毫无准备，终于发生了暴跌，到1974年12月恒生指数跌到了150点。
1978年以后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促进了香港的进出口和转口贸易，香港房地产兴旺，恒生指数又恢复到1972年的水平，1980年10月1日达到1810点，成交额达到957亿港元。
1982年香港股市因佳宁事件和撒切尔夫人访华引发的所谓“信心危机”发生第二次暴跌，1983年初恒生指数跌至750点。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公布，人心稳定，恒生指数又上升到1200点。
1987年恒生指数接近4000点，但由于美国股市暴跌而引起的世界性股灾，香港股市在1987年12月7日跌到1894.94点。
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87股灾”，1988年，许荣茂便脱离股海炒作，进军实业。由此推断，许荣茂不是自己在“87股灾”栽了跟头，就是眼看着周围的股友家破人亡，体会到了股市炎凉，所以才开始追求更“保险”些。
谁知十几年后，世茂系股票在市场上更是风声水起啊。以前炒别人的公司股票，现在让别人买自己公司的股票。
成就感啊！
万科股票引发的升华与自杀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周末，广州友谊剧院举行音乐会。香港小提琴演奏家刘元生与广州乐团联袂演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王石很喜欢这首爱情至上的协奏曲，所以演出结束后跑到后台向演奏者祝贺，刘元生送了王石一盘他个人演奏的“梁祝”协奏曲录音带。
正是这一曲梁祝引出了中国股市最牛的个人长线投资者。
万科股票是在1988年12月28日，公开发行的。
那时候的万科股票，可不是今天这样的炙手可热，一路慢牛，不断新高。
当时发行股票难啊。
一家本来承诺投资的外商临阵变卦，王石的老朋友刘元生闻讯救急认购360万股。这一认购就是20年，现在刘元生的这笔投资已经价值20到30亿元了。
万科对此次资本启航之旅最津津乐道的段子是：
万科的人员有一次，通过深圳市工商管理局联系到个体工商协会，请协会出面邀请个体户开会，万科的人员还没介绍三分钟，下面的个体会已经不耐烦了，嚷嚷着：“别讲了，你就开个数，摊派多少？”
也就是万科的此次个体户开会，还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1988年，53岁的巢中立，变卖家产凑足10万元，携妻儿南下闯荡。万科首次发行股票时，个体协会动员所有参加会议的个体户买股票，抱着“只当买了国库券”想法的巢中立斗胆买了3000股，不久，股票就从1元钱一股涨到了28元，他全部卖掉，赚了第一笔轻松钱。尝到甜头的巢中立迅速投身股海，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聚集了千万身家。
轻易到手的财富，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其后，巢中立离婚、结婚、和第一个女友分手、和第二个女友分手……生意每况愈下。
2005年，60多岁的巢中立在常德悬梁自尽。
财富啊，同样的机遇，成就了刘元生，却给巢中立打开了不同的一扇门。
如何把握机会、如何把握财富、如何做好自己，可以通过这个例子好好感悟一下。
1990年，万科召开股东会，一位散户发言说：我看好万科发展光明前途。股票下跌的时候，我做多头，一直吃进万科股票。可一些大股东却在抛股票，我不点名是谁，但我可以声明，你抛的股票我照单全收。
这位散户的发言获得了热烈掌声，股东大会顺利结束。
这位散户就是日后在“中科系”事件中，把中国股市搅得天翻地覆的朱－焕－良。
回顾深圳的这段苍茫历史，真有种风云际会的感觉，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哈哈。
1993年，万科发行B股，当时张国庆在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金融管理处任副处长，正主管此事。
王石回忆这一段的记述颇有意思：“一天，在人行金融处，张国庆对我说‘过一个月我就要离开人行，操作一家证券公司，万科和金田发行的B股都由我来承销。’
面对发行B股生杀大权在握的张处长，你能说‘不’”？
这种时刻，老王这种聪明人还是很上道的。
张国庆成立的这家证券公司就是日后名动江湖的“国泰君安”。
也正是这次B股承销，引发了中国股市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股权争霸战”——君万之争。
中国资本市场揭幕战——君万对决
先来看一下“江湖开幕战”的出场阵容
君安PK万科
君安方
主将：张国庆
盟军：深圳新一代企业有限公司、海南证券、香港俊山投资有限公司、创益投资有限公司
火力配置：总持有万科总股份的10.73％。
出兵目的：君安承销万科B股，有1000万股压在了手上，成本价12元每股，当时市场价9元，账面浮亏3000万。意图通过此次收购，刺激股价、控制万科董事会。
万科方
主将：王石
盟军：刘元生、赵晓峰、马恭元……呵呵，很多。
火力配置：万科董事会实际控制权
防御目的：击退君安的收购、保护万科现有董事会的稳定。
战况：
1994年3月31日，《中国证券报》、《深圳特区报》全文刊登了君安的《告万科全体股东书》和《改革倡议书》，报告书由宁志翔操刀，宁兄此次操刀那是很有私人目的滴，在并购公告发布前，宁志翔已经提前买入了总额2000万人民币的万科股票了。这在十几年后，也算是硕鼠啊。
并购消息一公布，万科股票应声而涨。但此时王石申请了万科停牌，打乱了对方通过收购事件而刺激股价的意图。
同志们，这号称是中国证券史上的第一次并购停牌。
在3月30日，双方主将王石与张国庆已经递过招了。
王石细致的描述了1993年3月30日他与张国庆的会面：
3月30日上午10点30分，君安证券总经理张国庆和副总张汉生走进我的办公室，昨天已经预约。一在对面坐定，张国庆就开门见山：“君安证券准备给万科的管理层提些意见。”
这番话确实让人感到突然，我从他的话里行间感觉出一些火药味道。
“我可以参加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么？”我稳住情绪，回应了第一个问题。
张汉生轻描淡写：“你就不要参加了吧，只是因为要给万科提意见，事前通知一下。”
你要参加也没有问题，提意见是以‘告万科全体股东书’的形式，并在明天的《深圳特区报》上刊登，建议改组董事会。形式或许会让你觉得有些激烈，但这是为了万科好。改组后的董事会还是由你担任总经理。”张国庆一边说一边起身，表示要告辞了。
两位老总进屋出屋用了五分钟。
王石随后迅速部署反击，在30分钟内，联系了13位万科董事。平均一位三分钟都不到，能想象当时老王心急火燎的样子。自己一手抱大的孩子－“万科”可能扭头就要被别人抱走了，这种刺激，只怕“时日何丧，吾与汝协亡”的心情都有。
老王还是超有手段的，到4月2日，经过4、5天的紧张沟通、频繁会面，君安阵营中的深圳新一代企业有限公司、海南证券纷纷临阵倒戈。
君安控制的万科股权已经不足10％，丧失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权利，进攻失败。
君万之争事件的清场很有意思。
4月中旬，中国证监会市场监管部主任张资平来深圳调查“3.30事件”。
王石是第一当事人，他的描述最有现场感。
某宾馆房间中，张主任同我见了面。
张资平说：“你们的报告刘鸿儒主席已经批复：严格查处。我就是来处理此事的。宁志翔是我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所在地）的同学，我举起屠刀的手砍不下去。来深圳是一定要调查，但你知道，这调查就像离开码头的船，船的目的地很明确：过河靠岸；但船到了河中间，风大浪急，就由不得你我开船的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点点头。
“怎么调查，先看你王石一个态度。”
“与人为善。”
“好，痛快。张国庆那里我来做工作。”
两个小时之后，同一房间。张资平、柯伟祥（深交所副总经理，夏斌不在时代总经理）、张国庆、我坐在一起。
张资平发了话，“柯总在这里，君安就不要再搞什么征集小股东委托投票了。”
张国庆：“既然是主任发话了，就是一盘子臭狗屎让我吃，我也把它咽下去。”
当时，王石的一个表妹在君安工作，“君万之争”一个月后，表妹被君安解聘。
可怜的表妹，莫名成了替罪羊；而2000万的硕鼠宁志翔就被“砍不下去了”。
五道口，呵呵，在北京的朋友们，路过这里时，可要注意啊，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好几条大鳄可都是这个地方毕业的，了得。
顺便再说张国庆几句，这哥们虽然此战失利，但这是张国庆第一次走入全国关注的焦点之中，此后风声水起、一发不可收拾。
1993年至1998年间，君安共为100多家企业承担A股、B股首发上市及配股业务，筹资总额近300亿人民币。到1997年底，君安的总资产达175亿元，利润7.1亿元，名列全国第一。张国庆风头无二，号称“君安教父”。
张国庆对手下十分慷慨。君安人拿钱拿得多、也拿在明处，是业内知名的：大的营业部总经理一级的年收入（工资＋业绩奖励＋补贴）有时能拿80万元到100万元。据证券界的一位老人透露，当年，君安的年终红包相当丰厚，公司高管最低也是数百万。同志们，这是在1993年到1997年啊。
后来，出事了。
君安出事的直接原因是张国庆及君安的几个高层试图通过MBO经营层股权将君安私营化，也就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股权操作，将君安装入自己的口袋。1998年7月，审计结果查明，张国庆等人“账外违法经营隐瞒转移收入”的总额在12.3亿元左右。张先后动用5.2亿元，获得君安约77%的权益。有关部门认定，张国庆涉嫌“侵吞国有资产，将国有资产变相转入私人名下”，1998年9月，他因“虚假注资”和“非法逃汇”等罪获刑四年。
1999年8月18日，原国泰证券有限公司和原君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新设合并、增资扩股组建成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有消息说，2002年，张国庆重现江湖，筹建深圳市九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张国庆唯一的公开露面也是以九夷的身份，据媒体报道，2003年1月18日，在上海兴国宾馆一场由新疆国投主办的研讨会上，原君安证券总裁张国庆在研讨会上低调出场。张的出现直接引起了会场轰动。九夷投资2003年初在“华立控股”、“南天信息”等多家股票上有资本运作，不过并未引起大的震动。
2003年，被称为”小君安”的华林证券挂牌成立，时任总裁的高洪星和两名副总杨扶平、张军都出自君安证券。
曾在君安事件中遭到拘传的总经理杨骏和副总康晓阳，离开君安后自立门户，分别组建“今日投资公司”和“晓杨投资公司”，两家公司都在深圳。这两家私募投资公司在2005年底启动的中国股市大行情中赚的是盆满钵溢。
往事如烟啊。
娶好老婆的先决条件
1992年，冯仑带领潘石屹等6个创业兄弟写了本名叫《披荆斩棘共赴未来》的书。
外界的评论是：这篇文章是冯仑仕途报国走不通，确立企业报国的宣言书。
此书中，冯仑六兄弟特别指明他们做企业不是为赚钱，是为当代中国知识青年探寻报国道路，据说那本《披荆斩棘共赴未来》在当年感动了不少人。被感动的人中有个女孩，名叫张欣。
当时，张欣在剑桥读书时的好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张维迎教授介绍给她看了这本书后。张欣立即被这些年轻人的热情所打动。张欣因此觉得潘石屹挺有理想的。 然后……
看前面很多回帖，都说老潘只是靠老婆发的家，其实未免偏激了。
现在女性海龟、海带比当年还多，要走老潘的路子，按理来说，难度系数还比当年降低了呢，那男性同胞们能出去就划拉一个女海龟回来做老婆，然后携手创业发家致富吗？
女海龟肯定还是要先看你的人品、志向、能力、气度、MONEY、CAR、HOUSE……
当你具备了能被女海龟相中的基本条件了，你觉得你事业会很差吗？
现有鸡先有蛋？先有蛋先有鸡？
寄发家致富之战于娶老婆一役上，对绝大多数人来讲，未免本末倒置了。
古圣贤云：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次序不是乱排的，先修身养性、提高个人素质先吧，好女孩要在此之后才能来呢。呵呵。
闲话扯过，下回回归正题。
《披荆斩棘共赴未来》这本书的主旨实际上非常有意思。
冯仑、王石这帮五、六十年代出身的人，很多都具有非常浓厚的政治情节。
从冯仑经商前的经历可以看出，从政是其从小的抱负。
冯仑对自己年轻时的描述是“我从中学开始就醉心学先进，立志寻找志士仁人。我在初中和高一的时候走过很多地方，还给全国最牛的人写过信：到南京找钟志明，那是文革风云人物；给黄帅写信，黄帅不理我；之后又和朋友到上海，因为上海建立了工人理论队伍，我们想和他们讨论，结果他们说我们是小孩，不理我们。我一直有个信念，就是要结交天下豪杰。”
再仔细看看冯仑的简历——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获法学硕士学位。毕业于西北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曾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任职，历任讲师、副处长、副所长，从事理论研究及企业策划、经营、组织、管理工作。主编过《中国国情报告》，著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等，译著包括《狂飙突进——马克思的心路历程》。
这是一个具有浓厚政治情节、救世情节的人，非常有意思的人。
怎么有意思了？
亲耳听冯仑讲过一个段子：
“蒙牛的牛根生请我们几个企业家去参观，参观的其中一站是奶牛场，当时看着工人给奶牛挤奶，我就在那琢磨，一直琢磨。”
此时，周围听冯仑说话的人都开始暗笑。
“其他那几个企业家看完了，都准备走了，就我还在那看，弄得人家直催我，‘快走了，就这么点挤奶的事，你还看个没够了！’”
周围的人脸上都浮现出古怪的笑容。
“我当时是在想，这个母牛都在这挤奶，那公牛都到哪去了？后来我专门问了牛根生，牛总说，好，下次专门安排你看公牛。等第二次去蒙牛的时候，牛根生专门安排我去看了种牛站，大公牛，优良品种，一头非常贵。当地的养牛户都去种牛站配种，配出来的如果是母牛，全家敲锣打鼓，因为奶牛赚钱多；生出来是公牛的话，全家垂头丧气的，公牛没奶，这样配下来的公牛也不可能成为种牛，等于是赔钱了。”
此刻，周围的人都已经没有了先前的笑容，都在认真听讲。
“于是，我又问，这个种牛站都是谁经营的？答案是政府企业。这时我想到，别看乳业竞争这样激烈，已经这样白热化了，但实际上他的命脉、这个种牛还是掌控在国有企业手中的。乳业是这样，那么其他行业呢？”冯仑语毕。
周围的人全都陷入了思索。
看奶牛挤奶能看出这种境界的，有几人啊？
1992年，这个很有意思的、33岁的冯仑想通了，写了《披荆斩棘共赴未来》，告别了仕途报国的道路，开始确立企业报国的路线。
之所以探讨这个，并不是想跟着这位前党校讲师唱高调。
而是要着重指出，这一年，冯仑以及冯仑为代表的一批人，开始正是认清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并开始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热情的投入到时代的怀抱中。
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你才能明白自己能做什么，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为什么这样说？
时代和人。永恒的话题、永恒的矛盾。
巴顿将军梦见和平降临了，于是被吓醒了，对这种为战争而生的人来说，和平是噩梦。
对有的人来说，则是“宁做太平犬，末做离乱人”。
一个人遇到一个自己喜欢、能够施展抱负、能够有所作为的时代是幸运的。
这种幸运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
生在哪个时代，是由不得你选的，呵呵。
如果你走在时代的前面，那么你将成为先知，痛苦一生。如王安石，在宋代，竟然推动政府向个人、向普通民众融资，以促进社会经济繁荣发展。他太超前了，周围的人根本理解不了、也操作不好。
要知道第一家私人股份制银行－－－英格兰银行要在公元1694年才出现，经过漫长的发展英格兰银行才开始承担了现代中央银行的功能。
王安石生于公元1021年，死于公元1086年，而且这个老兄一出手就直接操作的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三合一的套路，他的想法领先世界600年。
于是，他很痛苦，新政虽然推行，但实行效果不好，死前，眼看自己制定的新政一条条的被司马光废除。
如果你走在时代后面，哈，那你就是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拦路驴，必将为人民所唾弃，这个例子就太多了，小学、中学的历史课本里都有。
站位无论太前还是太后，都是要命的事，思考时代、把握时代脉搏实在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先决条件。
那我们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这是最伟大的时代，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未来中国百年、未来世界百年的走向，都将在我们这个时代确立方向、确立模式。
我们现在身边的这些公司，必将有能成长为世界级规模的超级帝国企业；
我们身边的这些企业家，必将有能成为企业经典的璀璨明星；
在几十年后，本文所探讨的一些企业将冲上云霄，成为与通用、微软一样改变世界、改变所有人生活的公司。
世界首富就将在中国诞生。
世界百强企业将成为中国企业的排名榜。
我这样说并不是痴心幻想，为什么？且听我道来。
大学上“修养道德”课，众同学皆昏昏欲睡。
突然间，老师兴奋起来，“我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秘密！”
众同学情绪来了。
“我国的国家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其中之一就是‘到21世纪中叶，人口峰值控制在15亿人左右，之后人口总量缓慢下降，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这意味着什么？”老师兴奋的问。
大家面面相觑。
“这意味，我们将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按我们的人口基数，在这样的人均收入下，我们将是世界第一强国！”
大家豁然，课堂情绪一片振奋。
这是笔者的上学时的亲身场景，记忆深刻。
自1840年起，我巍巍中华无复汉唐雄风，屡被外国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百姓飘零、民不聊生。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一干中兴名臣，集儒家文化于大成，以一文弱书生，慨然报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勉力支撑，裱糊中华几十年。
甲午一役，玄黄巨变，强邻在侧，中兴局面土崩瓦解。
老大中华不得不变，康、梁变法、孙文革命、洪宪复辟、蔡锷护国，沧海桑田、人事巨变。
胡适、陈独秀文学革命、振聋发聩。
毛、周、朱、陈等诸公，皆以中华腾飞为己任，翩翩少年、相约共产。
蒋、李、张、白虽经反复，但终识大局，国共合作、以御强敌。
八年抗战、将军百战、伏尸百万，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历经百死一生，二十八年艰苦卓绝，1949，新中国立！
整整一百年，被人欺负了一百年，新中国浴血重生！
这个“新”字，实在是太经典、精辟、精准了！
1949年的中国，此时的中国恰如浴血重生后，在血泊中，重新站立起的一少年。身体魁梧高大，但筋骨未壮、经验未丰。
他萌动着双眼、打量着新世界，周围是一群欺负了自己百年的人。
“有本事，你们再来啊！不打死你丫的！”
韩战三年，全球惊恐。
恰如梁启超先生当年所言：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
少年刚入社会，往往觉得自己必将承担天下大任。
热血冲动，难免自命不凡，还想解苍生于倒悬。
于是红旗飘扬，“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于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一时间香港、巴黎、纽约纷纷左旗飘扬，世界共产指日可待。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经过少年期，开始适应社会，原来是这样。
稳下心神，安心建设，三十年成绩惊人！
少年人逐渐成长，渐有中年气度，锦绣中华、雍容温和。
我最喜欢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有一段论述：
“历史是条长江大河，永远向前流动。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就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的现象，其间死人如麻，痛苦至极。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
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看到太平之洋的曙光了，百转千折的三峡终将穿越。只要我们的领导人以领袖群伦之智慧、坚韧不拔之毅力、奋发图强之精神继续前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将来到！
尽管现在社会上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很多问题要分开来看，哪些是当代社会的问题，哪些是人类社会固有的问题，问题的严重性到底为何。
从中国人有文字以来，一直就在说一句话“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下了两千年了，其实最早如何？人吃人、奴隶时代。将人性中永恒存在的一些问题，都归咎于当前社会是没有道理的。
从几位朋友的回帖来看，其实未必要这样消极的，回顾历史，我们的局面实在是百年中国最好的三十年，万类霜天竞自由，适者生存，百分百的公平从古至今有过嘛？会有嘛？
大家自己考虑，与其愤愤然，不如认清自己的能力，起而行之，大好时代，中华崛起，二十年后，世界首富没准就是你老兄。一味地谩骂和怨天尤人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有一段论述：生活难以应付这个事实说明，你的生活方式不适合生活的模式，所以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一旦你的生活方式适应生活的模式，疑难问题就随之消失。
请思量之。
回头再来说冯仑。在认识清楚时代特征后， 要解放全人类的梦想淡去了，想建功立业的雄心淡去了，想出将入相的想法改变了，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多元化、是百花齐放，是企业家、是科学家、是艺术家……政治、做官不再是唯一的出人头地的途径，产业同样可以报国。
朋友们，请注意，在冯仑反省的同时，在中宣部任职的黄怒波、在上海农委上班的张玉良，都于1992年先后下海，这种现象并不是孤立的，一代意气风发的知识青年、有为青年，都开始审视清楚了自己，开始在辉煌的大时代，寻找自己更为壮丽的使命。
当然，也有摸不准时代脉搏的，比如牟其中。这位在1975年写下《中国向何处去》这种文章的人，这位发型始终酷似国家领袖的人，这位以军事单位来命名自己分公司的人，这位不走正常商路的人，其实，始终痴迷在政治报国、强人报国、军力报国、以一身平天下的英雄梦里。所以，对他来说商业规则无可无不可，成功是终极目标，但现在已经不是乱世了，凡事是有法度的。一介布衣、提三尺剑、拼一腔血、与江湖豪杰通谋大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看不懂这个，所以，他第三次入狱。
不过年轻时候的梦，总是很难淡忘的。
前一阵冯仑去了趟阿富汗，回来后很是兴奋，“你们知道吗？阿富汗那有个很大的市场，里面什么都有，只要你有钱，各种军事装备都可以买到，导弹也有，只要有钱，组织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没问题，属于你的军队。”
哈哈哈，还是有年轻时梦的影子吧？
认清时代、认清自己很重要啊。
但时代苍茫，瞬息万变，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然时代棋局，铺天盖地，包举宇内，谁是旁观？谁又当局呢？话虽如此，古往今来，又真有几人能与时代同进同退啊。
书生一叹，各位见笑了。
孙宏斌出狱 (一)
1990年5月28日，孙宏斌被北京海淀警方刑事拘留。10天后，被正式逮捕，案由是挪用公款。在海淀看守所经过漫长的27个月后，孙宏斌接到了刑事判决书，他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罪名是挪用公款13万元。1994年初，孙宏斌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1年零2个月；1994年3月27日刑满释放。
先提前播放九年以后的一幕场景——
2003年10月22日下午，孙宏斌收到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撤消1992年8月22日判决，改判孙宏斌无罪。正在此时，孙从手机里获悉顺驰在苏州竞标两块地成功。在海淀区法院门口，孙宏斌泪流满面。
2003年10月22日和1992年8月22日迥异的两个判决，所依据的事实、证据却完全一样，并没有增加新证据。孙宏斌自己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法律不健全，对经济活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法律严重滞后，造成了孙宏斌被客观归罪的结果。
其后，联想集团发布了就“孙宏斌事件”的说明
该声明称：孙宏斌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联想集团职员，负责联想集团除北京以外全国各地的业务发展，他领导的团队管理着当时联想在各地的分公司。
在此期间，孙宏斌和他领导的团队在管理理念上与集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乃至发生了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试图独立掌控资金，使其所管理的业务独立于公司的监控体系之外，也确实造成了资金在公司财务体系之外的运行缺乏监督监控的事实。而且，当时在孙宏斌的团队中，有一些人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问题，他们放言要将公司的款卷走，这样的行为已处于法律边缘，由于难以判明孙宏斌的主观动机，为了控制事态发展，防止损失，公司采取了果断措施，请求司法机关立案查处。孙宏斌因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公司了解到孙宏斌在服刑期间有着很好的表现，对自己错误的做法有了很好的认识。在孙宏斌出来后初期创业过程中，给了积极的扶持和鼓励。目前，联想控股旗下子公司与孙宏斌在业务上有很好的合作。我们希望孙宏斌的业务能够得到顺利发展。
事过十几年，对于孙宏斌申请再审的诉求，联想控股公司“不持异议”，对于法院依法“重审改判”，我们认为是国家审判机关独立行使法律职权的行为。我们予以尊重。
1994年出狱的孙宏斌已经不再是几年前的他了，那个热情如火并且单纯如羊的他了，复杂的狼性正在他的身上生长。
1994年3月9日，即孙宏斌出狱前18天，他和一位狱警到北京出差，托人请柳传志吃了一顿饭。席上，孙告诉柳他出狱后准备做房地产销售代理，并诚恳地向柳传志表示，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他太年轻、太浮躁、太急功近利。
请记住， 1990年的时候，孙柳发生争执时，柳传志问：“小孙你是要我还是要这几个‘青瓜蛋子’？
“我要‘青瓜蛋子’。”孙宏斌说。“柳总，开除他们的理由不充分，这么做，我在这个部门还有什么威信？不是他们不能开除，是不能因为这件事就开除。只是给你提了点儿意见嘛。”
四年后，孙宏斌认错了。
知道孙宏斌去找柳传志认错的事后，孙宏斌的老婆当时就哭了，问孙宏斌，“你忘了我们这些年受的那些苦了吗？”
一个女人刚生完孩子，丈夫就入狱，独立一个人拉扯孩子四、五年，这种艰难可想而知。
孙宏斌曾和笔者聊过这个话题，孙说：“我当时出来了，可以提把到刀柳传志算账去，但这有什么用呢？我这样做了，我就真正的毁了，从此以后就没有人敢理我了。”
据云，在监狱中的几年中，孙宏斌学到的一句名言就是：“走的是面儿，玩得是腕儿”。
尽管在其后的顺驰狂飙中，全行业都震惊于他的激情、他的火热、他的近乎疯狂的信念与执著，但这已经远远不是孙宏斌的全部特性了，在火热的下面，隐藏着精明的计算、冰冷的决断以及狼一般的狡猾与老练，人的性格本来就是复杂的。在以后的文章将陆续展现。
见面的时侯,柳传志问孙宏斌以后想做什么，孙宏斌说房地产。
这个选择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学计算机的、以前曾经在全国铺设计算机销售网点、叱诧风云的人物、全国最年轻的IT少帅，关了几年之后，卷土重来的时候，竟然没有从自己熟悉的行业做起，而是选择了房地产。
这说明，老孙这几年在狱中，对自己、对时代、对市场、对各个行业、对未来，都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思索，IT日新月异，尽管是自己当年熟悉的行业，但几年牢狱生活，已经脱离了行业变化，况且行业中很多人都知道自己的这段经历，况且行业内已经出现了一批具有实力的企业，与其竞争难度正在加大。
一台电脑的总价不过一、两万，而房子呢？从居民购买力、城镇化发展的大趋势等等方面来看，房地产行业将成为最具发展力的行业。
从前文秦汉、战国、春秋那帮大富豪的经验就可以看出，在一个新兴时代里，只有投身于朝阳产业，才可能事半功倍。
老孙的行业抉择，绝对了得。正确的抉择，为其第二次创业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孙宏斌出狱之后，成立了顺驰房地产销售代理公司，当时的业务以代理销售房产为主。
1994年8月，已获得柳传志原谅的孙宏斌想更快的发展业务，便向联想借款，柳传志等人当即同意借出50万元。
老孙出狱后，实际上就做了两件事、做了两次选择，一是选择见柳传志；一是选择进入房地产行业。他都选对了。这个人确实不简单。
还未出来，就已经和柳吃饭；刚一出来，就迅速投身商海。没有埋怨、没有停留在自怨自艾中，从其行动的速度上，可以看到，在牢狱中，他已经对出狱后的行动进行过无数次的演练、计算、模拟操作。
或者有过怨天尤人，或者抱怨过为什么倒霉的是我！这种种心路历程都是可想而知的，但老孙熬出来了，他用只争朝夕的行动、冲入商海、铺垫人脉、筹措资金，他要补回四年来损失的一切，他擦干血泪，不再怨言、不再抱怨，一切用行动证明！
男人，就是要这个样子的。
孙柳之间
孙宏斌与柳传志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商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奇特关系，师徒？仇敌？恩人？是怨？是恨？复杂，奇特，传奇的如同拙劣小说家的俗套构思，但它确实是真实的。
柳传志出身于法律世家，其父为法学大家，金牌律师，名播香江。何谓法律？有种解释是，就是教你在合法的框架下，获取最大利益。名为匡扶正义，实则抽丝剥茧，消融阴阳，知其雄，守其雌。
联想创业初年，本小利薄，诸事艰难。一客户收取联想几万元的款项后，没了消息，急得柳传志想直接拿板砖开了这哥们，斯是小事，回忆起来只见轻松，但真经历时，怕是刻骨铭心啊。
1990年时，联想好不容易有所规模，事业蓬勃。孙宏斌，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掌控一千多万资金，其麾下铁杆正在计划卷款！
尽管事后说词各异。呵呵，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又是从何而来的，赵匡胤提前知道还是不知道又能如何？一旦成为实事，柴氏子孙又能如何？
为几万块钱尚且要拼命一搏，几年积累，危在旦夕，又安能不急？不怒？
孙宏斌确实是少见的人才。但当年年轻气盛，四年囹圄，斗转星移，能无悔乎？能无思乎？
年轻、年轻、年轻，有时候确实是很难拿捏好轻重缓急的，子曰“中庸”，无过无不及，行事能达到这一境界，天人乎？
吃一堑终长一智。
在孙宏斌二度创业的初期，柳传志给了孙非常大的帮助，提供最早的启动资金。
对一家企业来讲，此时的启动资金最为宝贵。因为你信用未著、实力未强，靠自身积累的话，虽然可以达到目标，但过程艰苦、漫长，“出名要趁早”，发财亦如是啊。
有了柳传志最早提供的50万资金，孙宏斌才能得以快速上路。在此后的开发历程中，柳传志也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在孙宏斌最早期的开发项目中，柳传志等大佬出资参股，等到项目完成后，又悄然隐退，将资金拿回，未要孙宏斌一点股份。
这种模式，近几十年，只有荣智健只身下香江，李嘉诚等大佬联手出资助荣公子收购恒昌时有过吧。
私下揣摩，柳传志是否此时也觉得自己当年是否下手太重？有所感伤呢。当年是否开除孙宏斌就够了，未必要诉之国法？但不经此一役，又怎能走出来未来风头无二的老孙呢！
若无当年联想平乱，孙宏斌早为IT精英；可若无柳传志，则不会这样快的冒出黑马顺驰。
江湖恩怨，一言难尽，成之毁之？得之失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孙宏斌在联想的时候，经历了戏剧化的过程，经历了最早的阴谋、策划、背叛、镇压，但事件最后的结局，都体现了人性的光明一面。孙宏斌历经大起大落，终于再度站起来了，柳传志历经斗争，终于再度扶助一个年轻人辉煌商界，毕竟都是光明的。
1994年，孙宏斌再度踏上了起点，一穷二白，只有一段大起大落的往事。
而此时，1994年，王石的万科已经开始初具规模，已经在资本市场上引领过一幕风云。
1994年冯仑携万通已经开始在美国投资亚信，并撒开了中国第一家房地产网——北京房地产联合网。当年10月，万通成功受让东北华联股权，成为民营企业收购国企上市公司的首件著名案例。随之，又对信托业、保险业、证券业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投资，并成为中国民生银行的大股东之一。
潘石屹和张欣1994年初经人介绍相识，1994年底结婚，随后共同创立SOHO中国的前身中鸿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前，1993年底，冯仑、潘石屹六兄弟合作开发的北京万通的第一个地产项目——万通新世界广场以每平米5000美元的“天价”一举销售成功，成为北京地产的一个里程碑，京华业界广受震撼。
1994年，其间，许荣茂曾前往澳大利亚，投入大量资金在悉尼和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做房地产。在此前的1993年，福建武夷山，许荣茂以投标方式购得500亩土地，以2亿元资金投资开发旅游度假区。
1994年，黄怒波用仅有的几十万家底在宜昌开发住宅小区。这个项目虽没挣多少钱，但却形成现金流。借此，中坤在山西开发三星级酒店，并掘得第一桶金———300万元人民币。
1994年，朱孟依已经开始兴建暨南花园，此前的在天河动工开发大型商住区华景新城已经开始让其头角峥嵘。1993年2月成立广东珠江投资有限公司，还参股投资广州惠州高速公路，成立了广东盈通网络投资公司，并参股广发证券，介入证券业。
1994年，张力与李思廉已经携手进军广州房地产业，富力地产正式问世，第一个项目是拆迁广州嘉邦化工厂建设富力新居，由此地产双子星成功掘得“第一桶金”。
1994年底，楼忠福领军的广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批准确认为规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广厦的法人股随即就进入中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的流通市场。在当年12月，广厦顺利地升格为浙江省级企业集团，并被浙江省体改委确定为‘浙江省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广厦是惟一的非国有企业。
1994年4月，任志强领军的华远房地产首次通过分红扩股增配，将股本扩大到近四亿股，公司净资产达到6.048亿元。此前，1993年4月，华远实行股份制改造，首度试水资本市场，1500万元的资金一下子变成了3.75亿元。在当时绝对是重量级企业。
1994年，杨国强已经请新华社记者、人称“记者王”的王志纲——业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啊，出任其总策划。碧桂园即将一飞冲天。
1994年底，张宝全走进了北京房地产市场。进京后，他的第一个项目是西直门畔的“今典花园”。此前，在海南房地产泡沫即将破灭时，张宝全凭着对危机敏锐的直觉，将手上的房地产项目迅速脱手，逃离海南。朋友们，张宝全才是海南泡沫逃顶的最佳高手呢，逃在了绝对顶部。此前，1991年，张宝全与一高干之女结婚。
1994年，黄光裕已经开始统一运作“国美”品牌，事业蒸蒸日上。约在1994年，实际由黄俊钦私人所有的北京新恒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下称新恒基），挂靠在了北京首都创业集团名下，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此时，黄氏兄弟已然分家。国美电器1987年在北京成立后，一直到1993年都由黄氏兄弟共同经营。黄俊钦更多负责幕后行政管理和运筹经营，黄光裕则侧重业务层面。1993年为了各自专注于房地产和家电事业，两人分家。黄光裕拥有“国美”品牌和家电门店，而黄俊钦则集中精力主攻房地产市场。
1994年，张玉良领军的绿地集团，已经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步的原始积累。自1992年绿地开张以来，第一批拿到了上海市区的三个小项目的动迁。第一个项目是上海浦东的六里，1万多平方米的动迁房，第二个在宝山的大华，以前的大场镇，也是1万多平方米，第三个在当时的嘉定县、现在的普陀区桃浦镇，5万多平方米。 三个小项目，加起了一共7万多平方米。做下来，差不多用了两年时间，一共获得了3000多万的巨额赢利。
本文所探讨的十六位地产大腕中的十五位，在1994年，都已经完成了自己或自己公司的的原始积累，已经取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有的已经是重量级的富翁，有的已经是重量级的企业家、管理人，而孙宏斌呢？
只有借来的50万，只有一、两个小门面，刚刚刑满释放，在1994年的星空下，这种起点无疑是最低的，与其他人的差距是巨大的。这一年他31岁。
但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将以超级的速度在天津房地产市场崛起，并在几年内南下上海、挺进北京、西征太原、挥师西南，顺驰旗帜插遍全国。
就是这个人，让万科一度切身感受到了追赶者的凶悍；
就是这个人，让整个房地产行业一度天下大乱；
就是这个人，让众多中小开发商看到，原来除了万科模式，还可以这样做房地产；
就是这个人，让曾经冠绝江湖二十载的王石感觉到了威胁。
他的理念、他的手法、他的不同寻常、他的疯狂、他的狂言将震荡整个业界，房地产行业的游戏规则将被他重新定义。
但，最终，他和他的公司，将以更快的速度陨落，顺驰虽在，但已不姓孙。
不过，我相信，孙宏斌这个人不会甘于寂寞的，他迟早会回来，只是时间和方式的问题。：）
他们在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
抓住了机会，通过不同手段，积累了自己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