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认识
[b]汇率升值是契机 中国经济改革二度闯关[/b]继1978年第一次从民间发起的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改革将要过经济从结构性失衡转向基本平衡的第二道大关。这一关过不了，前功尽弃。
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近日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总量偏热与结构失衡的问题，基本原因在于相比中国生产力和竞争力上升的速度，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够。要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最根本的措施是要完善汇率的形成机制，并加大汇率波动的弹性”。
这又一次印证了中国改革的外向型的逼迫路径，从加入WTO，到此次汇率改革，都是外界逼迫之下的产物。这一方面表明，以往压低生产要素价格的掠夺式发展方式已经无路可走。中国巨额贸易顺差表现为国际上针对中国产品的周期性反抗痉挛症——目前，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正以每小时1500万欧元（合2230万美元）的速度上升，欧盟再次警告征收反倾销税，大单采购欧洲空客飞机之类的做法安抚得了一时，起不了长期镇静的作用。从汇率上来看，从2002年以来美元兑欧元汇率下跌40%，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值5.51%，但兑欧元贬值了6.24%，甚至对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也在贬值。这样做名义上是为了创造就业机会发展经济，不料并未得到认同，对内赢得缓解全球通胀压力、压榨民众生活福利的骂名。内外双重压力已经使得目前投资与出口主导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
换一个角度看，这样的逼迫未必不是为了改革需要自找的“烦恼”，比如加入WTO就必须遵守一系列国际游戏规则，又比如此次汇率升值，为了应对汇率升值不得不在财税、收入分配等各方面进行调整。
此次改革将会付出两个重大成本。第一，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谢伏瞻已作预警，提出“即便未来的十多年中，经济增长速度有所降低，202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也是可以实现的”。大体上，目前我国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7.5％，所以，要在202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可以预测，7.5%的GDP增幅是政府认可的能够维持经济健康增长与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目标值。
这一目标值并非空穴来风。从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 的 复 合 增 长 率 在0.625379％左右，当年人均GDP在7828元，2006年人均GDP17711元，2020年之前达到4倍，就必须达到人均31312元。如果将年度复合增长控制在7.5％，2015年达到30050元，2016年达到32103元，基本上在“十一五”规划内完成目标。因此，预计政府将会进一步抑制GDP的增幅，从政府开始改变惟GDP至上的观念。 第二，可能长期生活于温和通胀环境。这一判断有谢伏瞻先生提供的论据支撑。
谢伏瞻提出结构性调整的三个方面，都足以推高社会与企业运作成本。第一，是理顺要素价格。调整资源性产品价格，推出相关资源税改革措施，以及地价和环境成本等。第二，中国应该调整收入分配大格局，增加对于养老、医疗、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支出等，以此扩大中国的消费需求。公共支出的普遍增加，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对中低收入阶层的普遍补贴，几乎就是通胀的代名词。第三，短期内应当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将稳定物价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当货币紧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抬升融资渠道不畅的企业成本。
看来，民众得习惯在温和通胀中生活。在消费品物价指数上涨之后，我们将看到工业品价格指数的攀升。温和通胀未必是一件坏事，从国际上来看，所有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几乎都经历过一段物价上涨期；从国内来看，政府的经济政策正在改变，在提升人民币汇率的同时，普及全民保障制度，同时填补前期低端外向型经济所造成的环境欠账，并且政府加紧征收资源税等，以弥补增值税、个税转型之后的财政缺口。
有两个抵御通胀的办法，一是政府节省开支，降低社会运作成本。二是抓住人民币升值的契机，参与国际并购，加大资产运作，使人民币升值在境外的效应最大化。但这需要杰出的专业技能与宽阔的国际视野，并非短时间能够奏效，不赚不赔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此次大关必须得过，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在今后的十几年中，我们将有幸见证中国经济的又一次大转型。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最佳工具
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历来受到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未来，升值的内外部压力会依然持续，加速人民币升值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失衡和维持国内宏观经济稳定的必须手段，也是下阶段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最佳手段。
日积月累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并没有得到释放
从内部看，人民币升值的最终压力来自于两方面。其一，贸易品部门长达十多年的持续、快速技术进步带来了出口竞争力和进口替代能力的持续提升，这构成了人民币升值最原始、最有力的持续升值压力；其二，诸如医疗、卫生、环境、教育、公共交通等多方面的非贸易品提供受到体制方面的严重制约，原本应该流入这些部分的资源无法进入，转而流向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贸易品部，这进一步加剧了出口和进口替代生产能力的扩张，同时也加剧了外汇市场供求基本面的失衡和人民币升值的内部压力。
从外部看，除了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所施加的政治压力以外，美元自2002年以来的下挫同时也促成了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的贬值，这对于本来就处于升值压力的人民币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面临内外两方面的重重压力，过去两年，虽然人民币对美元年升值率大约在3.7%，但是考虑到美元贬值的影响，以综合衡量人民币汇率的贸易加权汇率衡量，当前的人民币汇率甚至比2000年的汇率还要低2%。由此，我们不难判断，过去长达十多年日积月累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远未得到缓解。 未来人民币升值的内外压力依然严峻
除了来自过去积累的升值压力。未来阶段，贸易顺差仍将对人民币升值构成持续压力。受美国房地产市场低迷和经济放缓的影响，中国出口可能会受到一定负面影响（这在8月份中国出口商品订单下降和秋季广交会上出口签约额下降已经有所体现），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贸易顺差的大幅下降。支持我们判断的主要依据是：（1）从劳动生产率来看，来自出口和进口替代部门的技术进步还有很大余地，创造贸易余额背后的趋势性动力没有改变。（2）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贸易品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来看，过去一年的制造业投资自2006年底又开始出现上升趋势，且拉大了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距离。这说明，我国在贸易品/非贸易品生产的资源配置格局上还没有出现好转，资源依然集中涌向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代表的制造业部门。这些投资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必然反映在国际市场上，在需求负面冲击的影响下，我们可能看到出口商品价格下降，而数量还在增长，总的出口价值出现严重下跌的可能性很小。（3）加工贸易在中国占据较大比重，出口减少同时也会带来某种程度的进口减少，对贸易顺差减少的影响有限。（4）国内总需求水平在明年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调（今年有过热现象），进口增速会受到影响，这进一步减少了对净出口的负面影响。
资本项目下的资本流入还没有出现逆转迹象，巨额资本流入同样对人民币升值构成压力。美元走弱、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国内资产价格的普遍上涨成为吸引短期境外资本流入的主要动因。未来阶段，前面两项因素没有太大疑问，不确定之处在于国内资产价格。造成资产价格趋势性上升的原因除了企业基本面因素之外，尤其突出的还有负真实利率。如果真实利率得到纠正，国内资产价格也会在趋势上进行调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境外短期资本丧失对中国资产的吸引力，尤其是在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之下。
除了来自国际收支的压力，美、日、欧以及IMF等国际基金组织会在政治上对人民币升值带来压力。根据目前中国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衡局面，IMF很有可能将中国列入汇率严重失衡国家，并由此为美国国会对中国施压增添砝码。新一轮的美元下调过程中，欧元大幅度调整的余地已经不大，以人民币和日元为代表的亚洲货币将成为重点调整对象。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最佳手段
从过去经验来看，来自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压力并不必然构成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的加速升值。是否加大人民币汇率调整力度，除了汇率的压力以外，关键还要看国内宏观经济的总体形势，以及汇率政策在众多宏观调整政策中的比较优势。我们认为，就目前阶段来看，加速人民币升值依然是众多货币政策手段中最有效的调控手段，它的积极作用不仅是解决当前宏观经济稳定所面临的根本性难题，还在于推进中国经济持续的平衡发展路径。
当前的宏观经济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失衡，二是通胀有所抬头、资产价格存在泡沫。结构性问题，对内表现为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失衡，对外表现为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表现方式，根本原因在于过去的体制和政策造成了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不合理的资源配置。解决结构性问题，首先就是要积极发挥汇率价格杠杆在调节产业间资源配置的作用，通过价格手段引导更多资源流向非贸易品部门。就目前情况而言，即是要求人民币尽快恢复到合理均衡水平上，人民币需要加速升值。
通胀抬头和资产价格泡沫离不开当前过多的流动性。求解当前货币当局所面临的流动性过剩难题，其实也是求解正确的市场价格，就目前情况而言，最突出、最迫切需要调整的价格还是汇率。
最后，还需要强调一点的是，目前反对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最主要理由是即使人民币有了较大幅度的升值，比如10%~15%，货币升值压力也并不会因此消失。从以往经验上看，这种预测很可能成为现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汇率调整无效，这只是说明消除货币升值预期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需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完成。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第一步，就是要让现实中的汇率与经济基本面相符，否则，升值预期只会愈演愈烈。还有，必须明确调整汇率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消除货币升值预期，调整汇率还有更重要的作用，即理顺国内产业间资源配置结构，推动中国经济走向更加平衡、持续的发展路径。 樊纲：宏观调控获重大成果急需经济新体改
“这两年中国的宏观调控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10日在“2007上海证券期货国际论坛”表示，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内外失衡的问题并不是宏观调控的问题，而是体制性的问题。解决上述问题，需要进行新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首要的就是财税体制的改革，包括资源税、物业税、资本利得税、资本所得税等。
高储蓄主要来自企业
樊纲解释，目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在下降，而企业、政府的比重在上升，这是导致国内储蓄不断增加、经济过热的原因之一。目前我国的国民储蓄已经占到GDP的一半，其中居民储蓄约37%、政府储蓄约13%，这一储蓄率数据为世界之最，但这并不是因为老百姓把更多的钱存到银行，而主要是企业存款部分快速增长，甚至已经超过了居民存款。
樊纲认为，企业未分配利润的增加是解释5年之内储蓄率突然从40%增长到50%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企业按说不应该有这么多留利，国企不分红和资源价格猛涨，资源企业的盈利变成了企业留利，大量的盈利变成了储蓄，这些都是财税制度方面的问题。
同样，由于外资过多进入炒作中国经济，也加重了内外失衡，有三分之一的外汇储备是因为资本账户的顺差带来的。
因此，国企分红、资源税、物业税、资本利得税、资本所得税等制度都是需要加以考虑的问题，通过制度变革，让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进一步得到提高。
需防止全面通胀
樊纲表示，宏观调控政策只是短期内调整宏观总供求变量的政策，理论上并不解决制度和经济结构的问题。
此前，市场上有声音批评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不力，对此，樊纲表示，过去几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保证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没有宏观调控，经济没有实现软着陆，那今天不可能实现稳定的高增长。
樊纲表示，目前中国的总供求基本平衡，“尽管产能的增长速度是高了一点，但并未产生失衡”，“至少在短期内(2-3年)，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但在未来几年在化解近两年来过剩的生产能力之后，则需要调整”。
中国经济依然能够“稳定的高增长”，这是因为决定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是稳定的，其中主要是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非常稳定，扣除价格因素，2006年和2007年这一增长率基本稳定在20%至23%，而2004年和2005年这一数据则在40%以上。
但樊纲同时表示，中国仍然需要防止结构性通货膨胀转向全面的通货膨胀。 中国史上罕见改革家管仲的宏观调控艺术
中国法家之鼻祖，历史已有定论，当属管仲。管仲作为中国历史上罕见之改革家，以一己之力使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
管仲相齐，极讲宏观调控之艺术。他知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换成今天的说法，那就是CPI指数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货币政策决定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好的宏观调控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这样才能够实现调控的真正目的。
“夫民者亲信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人民群众希望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谁也不希望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几天之内就化为乌有。
从根本上来说，管仲的宏观调控是一场利益再分配的博弈，其目的是解决“野与市争民，家与府争货，金与粟争贵，乡与朝争治”。管仲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故野不积草，农事先也。府不积货，藏于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众，乡分治也。故野不积草，府不积货，市不成肆，朝不合众，治之至也。”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理财大师，管仲曾与齐桓公盟誓为令，说是“关几而不征，市正而不布”，要整个齐国遵循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让市场决定商业的命运，让竞争决定谁是强者。管仲的理财与调控，虽则通权达变，却遵循着一贯的准则，那就是“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取之无形，予之有形”和防止贫富差距过大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防止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读史的目的无非是寻找规律、资治通鉴。历史已经有过结论：真正的宏观调控只有一个目的，即是“为民除害兴利”。只要真正实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也就自然能够真实地实现管仲所期待的“天下之物尽至”、“天下之民归之”的美好理想 中国经济十年罕见资产通货双膨胀
原题：对实体经济的减税、鼓励创新迫在眉睫
在中国汇率升值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资产重估引致的资产价格膨胀不会局限于资产部门，它正在很快地传导到实体部门。正是有这一传递机理，因此对实体经济的减税、鼓励创新、利用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应该和提高利率谨防泡沫放到同等地位上。
2007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近十年来罕见的资产膨胀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现象，如果不加以认真对待，这种“双膨胀格局”的持续会挑战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在一国本币升值过程中，资产价格从重估到膨胀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有人认为重估就是资产膨胀甚至是泡沫化的过程），但同时伴生通货膨胀的现象却较少，“东亚模式”中更为少见，这主要是由于本币快速升值过程中相应的国际采购成本降低，消费品价格非常平稳。
中国则不同，可贸易工业部门的“低加工成本”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多年来政府干预出来的，如土地、排污、融资、汇率、税收、劳保等低成本，当然还有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下的低劳动力成本，共同构成了可贸易工业部门低成本的国际竞争优势。但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导致了价值流很快转到了城市化相关的资产上。正是由于汇率升值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资产价格的重估成为一种必然，在中国特有的制度性条件支持下，资产价格开始迅速膨胀，并构成社会成本上升的主要动力。
在中国汇率升值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资产重估引致的资产价格膨胀不会局限于资产部门，它正在很快地传导到实体部门，在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推动下，中国开始直面近十年来罕见的资产和消费物价双膨胀格局。
按“巴拉萨-萨缪尔逊原理”，可贸易部门的快速增长有明显的工资传递效应 。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因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抑制，这种工资传递效应一直不很明显。但汇率升值和城市化过程中的资产价格上升加快后，可贸易工业部门的传递效应却开始逐步显现。 传递效应的三个方面
首先，汇率升值和城市化进程中资产重估带来的成本传递效应，在国际因素的推波助澜下，可贸易工业部门加工成本的提升速度和潜在上升势头不小。表现在：（1）从2005年汇改前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上升了约10%（从8.27到7.42），相应地抬高了制造业的出口成本，由于我国汇率升值是盯住美元的“爬行”升值方式，这一“价格－成本效应”还将在长期内缓慢显现出来。（2）资产重估背景下土地、水、空气、税收、融资成本等不断上升，以及城市生活成本提高、“民工荒”等原因引致的劳动者加薪预期上升，不断抬高制造业要素投入的成本；（3）由于国际生产性因素、美元贬值和资产投机原因，近年来全球农产品、原料、石油等基础品价格的快速上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则更明显，它加剧了国内工业部门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
其次，农业部门的成本也不断提高，导致一些农产品价格走高。从当前看：（1）可贸易工业部门的工资提高对农业部门的工资传递效应非常明显，国内农业部门产出越来越受到可贸易工业部门的工人工资所决定。中国的进出口主要是制造业、特别是加工工业拉动的，由于这些部门的大规模发展和对农民工的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已经开始和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挂钩了，特别是农民工最低工资制和社保的要求，其成本已经和农村生活费无关了，农民的劳动力投入成本正在逐步向城市打工的基本工资靠拢，这对农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上涨有明显的推动效应；（2）农产品生产依赖于工业品的投入如大量机械、化肥等，以及农业生产服务。生产资料价格和农业生产服务价格的上涨，提高了农产品生产成本；（3）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农副畜牧产品又不可能完全依赖进口，而且作为大国其进口效应直接会拉高国际农产品价格。当前国内很多农副产品的加工原料受到国际农产品价格、能源价格的影响，生产成本推动下的农产品价格走高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受成本推动，中国第三产业部门的长期“价格压抑”正在逐步释放。第三产业很多是属于非贸易的、受管制的，仍处在严格审批的规划体系中，其价格很难反映供求关系，而成为国家调控价格的重要手段，如水、能源价格都是如此，这样也积累了大量的“价格压抑”。服务业潜在的价格上涨不仅仅受到工资成本推动，更重要是受到土地使用等资产价格上升的成本推动，这一潜在的压力是未来价格上涨的主要推动力。
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体作为一份资产，依据资产定价模型原理，主要依靠工业品出口的现金流入支撑着国内的资产价格重估。在原有管制条件下，现金流不能参与到资产部门中，而只能积累在银行或海外，当金融管制放松，汇率改革触发这些“迷失的货币”和国际上大量的热钱参与到资产重估中来，在制度性条件支持下，从而引起了这一轮资产价格上涨。
由于债券市场分割、开放度低，此轮资产价格的上升主要表现在股票市场和城市化相关的房地产上，这只是第一次的冲击，即国内制造业所赚取的美元和国际小型流动热钱，国际上大的对冲基金、投行等还没有开始进入。而由于股票和房产等资产部门对货币的吸纳，2005年以来尽管货币放大、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在当时还不是最大的问题，但到了2007年资产重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逐步开始显现，部门、国际间成本传递的累积效应启动了消费物价上升。因此正如我们分析的，如果资产价格继续上升，通货膨胀就不会立刻消失。而且，如果资产重估越来越推高了可贸易工业部门的成本，就会导致国际竞争力下降，现金流入不断下降，则资产重估的支撑就会出现问题。
正是有这一传递机理，因此宏观调控的核心不仅仅要谨防资产泡沫快速扩大，更要认真对待由于成本传递对实体经济的打击，因此对实体经济的减税、鼓励创新、利用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应该和提高利率谨防泡沫放到同等地位上。 拜读！ 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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