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你被谁抛弃?
厦门,你被谁抛弃
一九八四年早春二月，北国冰封雪飘，南国乍暖还寒。
日光岩上，鼓浪洞天，小平同志凝神眺望，高瞻远瞩……
历史的选择——改革的试验田
当历史的车轮即将结束又一个十年，在新中国跨过了整整三十年的１９７９年，伟大的中国人民还在忍受饥荒之苦，小平同志认识到了，再不改革不行了。
记得邓小平逝世后，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写给美国《时代》周刊的悼念邓小平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在１９７８年于新加坡所设的晚宴上告诉他，新加坡华人是那些从中国广东省和福建省南部、没有受过教育和没有土地的农民的后代。学者、官员和文人都留在了中国。因此，凡是新加坡能够做到的，中国也一样能够做到，而且会做得更好。”邓小平当时沉默了，他显然意识到，是体制导致了差距。不久，在听取港澳考察团和西欧考察团的汇报之后，邓小平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小平同志首先注意到南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就在这里划了一个圈，这就是深圳。在深圳、珠海和汕头相继被辟为“经济特区”之后，小平同志又注意到了闽南的一个小岛，这就是厦门。因为打开了广东，相邻的福建怎么说也不能再关闭了。
于是，“经济特区”诞生了。在这块试验田的示范下，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艰难地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一过程尽管充满了反对和阻力，但按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步子，一步一个脚印走了过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回顾这二十多年的开放历程，不可否认，“经济特区”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难以替代的示范效应。“经济特区”功不可没，其历史价值不容质疑。
我们不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先后设立了五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二十年过去了，严格来说，五大“经济特区”只有深圳算得上成功。然而，最成功的深圳，当地人民却在不断反思，反省渐成风气。“特区的未来究竟会怎样，政府和人民大家都在想”，同样是特区，不成功的厦门人该有危机意识，该深入思考自己的前途了吧。
被抛弃的现实
放眼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强盛，有赖于一个或几个大城市群的兴起。大经济圈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国最大的三个经济圈从北到南依次是京津唐环渤海湾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经济发展最快的长江三角洲大经济圈和珠江三角洲大经济圈更是被形象地称为中国的“双龙出海”。而厦门所处的闽南三角洲就夹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之间，经济类型与这两者较为相似，我们来作一番比较。
长江三角洲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带和沿长江产业密集城市带的结合部，具有得天独厚的江海交汇、南北居中的区位条件。它是中国对内、对外联系的主要节点，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长江三角洲区域是世界六大都市带之一，是我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以上海为龙头、由浙江（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六市）和江苏（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常州、无锡、苏州、南通八市）两省１４个城市所组成的城市带。
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中南部，毗邻港澳，接近东南亚。这一带自然条件优越，商品经济发达，交通运输便利，具有开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有利条件。珠江三角洲地区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肇庆、东莞、中山、江门九个城市组成的城市带。
尽管现在强调科学发展观，但如果仅仅要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综合实力，还是要以GDP作为主要标准。２００３年长三角１５城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突破２万亿元大关，达到２２７７５亿元，比２００２年增加了３６５０亿元。而全国GDP为１１６６９４亿元，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进一步提升，由上年的１８．７％上升到19.5％。从增长速度分析，长三角地区１５个城市中最高增速为１８．０％，最低的亦为１１．８％，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８．９和２．７个百分点。珠三角地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１万亿，达到１１３８６．２６亿元，比２００２年净增１７６８．２８亿元，占全国的比重约１０％。这里珠三角的各种数据不包括香港和澳门，包括港澳的大珠江三角洲在经济总量则远远超过了长江三角洲。而包括厦门、泉州和漳州的闽南三角洲，每年GDP也就２５００多亿，与１万多亿的珠三角已是天壤之别，更不用说高达２万多亿的长三角了。
因为闽南三角洲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面积差异较大，也许只有拿各个城市来作比较，才更有说服力。长三角地区聚集了江、浙、沪三省市的“精英”城市，有上海、苏州、杭州和无锡四个城市进入全国大中城市前十位，可分成四大方阵：第一方阵：上海作为“超级大都会”的地位难以撼动，总量突破６０００亿元；第二方阵：包含超过２０００亿元的苏州和杭州，以及超过１５００亿元的无锡、宁波、南京等５个城市；第三方阵：由绍兴、南通２个总量超千亿元的城市和常州、嘉兴２个超８００亿元的城市组成；第四方阵：总量低于７００亿元的扬州、镇江、泰州、湖州和舟山。
珠三角地区则全部为广东省省内城市，最大的两个城市广州和深圳进入了全国大中城市前十位，分别以３４６６．６３亿元和２８６０．５１亿元列全国第２和第３位，另有佛山市超过了１０００亿元。另外，长三角地区超过500亿元的城市有１３个，占到８６．７％，低于５００亿元的仅有湖州和舟山两市，分别为４９０．７５亿元和１７１．８２亿元。珠三角地区有７个城市超过了５００亿元，占到７７．８％，中山和珠海２市低于５００亿元，分别为４９５亿元、４７６．７３亿元。然而，厦门在２００２年时将近６５０亿，即使到了２００３年，也才达到７６０．１２亿元。因此，汇集了闽南众多经济元素并作为福建经济发展重要龙头的厦门，其GDP总量在长三角城市中只能排在第三和第四方阵之间，在珠三角排在中游水平，而在全国十九个副省级城市中列倒数第一。这固然与在福建行政区划中不够合理、厦门市整体规模偏小有关，但从中也可看出厦门的经济地位，而且厦门在与其相似的宁波、大连、青岛等港口城市竞争中同样处于不利地位。
部分离不开整体，厦门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福建的发展。从全国看福建，福建的地位确实有点尴尬。１９８５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同时被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时至今日，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构筑起领跑中国经济的经济体系，在全国的经济总量中，长三角占２２％，珠三角加港澳占２８％，而福建全省只有４．５％。而且福建过去的很多优势正在缩小或失去，和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和不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小。
２００３年福建经济发展为１９９８年以来的最好形势，ＧＤＰ比上年增长１１．４％，但ＧＤＰ总量只有江苏的４４％，浙江的６１％，广东的４０％，排在全国的第11位。人均ＧＤＰ排在沪、京、津、浙、粤、苏之后，列第７位。
改革开放初期，福建实际利用外资一直名列全国第二，排在广东之后。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宏观调控和相对紧缩时期，福建吸收外资的增长势头也缓慢了下来。从１９９６年开始，福建吸收外资开始“节节败退”，１９９７年被江苏赶上，退居第三；２０００年山东后来居上，福建屈居第四；２００１年上海又迎头赶上，福建只好落到第五位。而２００２年，福建合同利用外资的增幅分别比江苏和浙江少９４．１和６７．２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江苏增长７５．４％，浙江增长８３．７％，福建却只有８．５％。
随着中国的全方位开放，福建原来作为试点省份的先发优势已经几乎不复存在。福建受山地阻隔交通不便、腹地狭小，内部市场有限的劣势变得越来越突出。加上福建科技、教育发展滞后，福建越来越感到发展的后劲不足。而与此同时，受中国大陆充足便宜的劳动力以及潜在的巨大国内市场的吸引，国际尤其是东亚的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大陆转移。在这一波产业转移中，外资更为重视中国的国内市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成为外资的首选之地。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呈现出明显的选择偏好，如日本企业倾向江苏、辽宁、天津、山东和浙江，美国企业倾向上海、广东和北京，而欧洲企业则倾向上海、北京，就连与福建最为紧密的台湾省，也开始对福建“视而不见”，纷纷向江苏、广东、上海转移投资。
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福建凭借毗邻港澳台的区位优势，曾经吸引大批港澳台中小企业来闽投资，从而奠定了福建作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大省的地位。福建作为台湾人的最重要的祖籍地，一度吸引了大量的台商投资。但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外商对中国的投资环境逐步熟悉，原来福建对台对侨的血缘亲缘优势的因素在台商、侨商投资布局的考虑中进一步淡化。台商对福建沿海地区的投资步伐放缓，福建这块台商最早的投资热土正承受越来越多的失落，台商对福建的投资占全部大陆投资的份额锐减，由１９９１年的３２．１３％下降到２０００年的３．８２％，９年间下降２８个百分点。而台商对江苏的投资占全部大陆投资的份额从１９９１年的１４．０１％上升到２０００年的４８．０１％，９年间增长３４个百分点；目前已达５２％。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商对福建的投资主要以劳力密集型为主的中小企业为主。２０００年下半年以来，台商掀起了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新一轮投资大陆的热潮，投资厂商从过去的中小企业为主转向以大企业为主。在这一轮台商投资大陆热潮中，台资加速区际转移，投资热点区域转向长三角、珠三角、华北等地。台湾高科技产业加速在长三角地区聚集，在该地区形成综合配套的协作体系，如苏州新区、昆山已形成电子信息企业的产业链，无锡新区已成为台湾光电企业的基地。但台商对福建的投资项目大多仍坚持其“惯性”，以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２００１年，设立在福州马尾的台湾中华映管由于无法在当地形成产业配套体系，只好到江苏吴江再投资８亿美元，生产液晶显像管，与投资昆山的台商笔记本电脑厂家进行配套。
作为在全国率先开放的沿海省份，福建整个工业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也尚未形成，工业结构中轻工业比重较大，制造业的现代化程度不高，产业水平与长、珠三角地区差距较大，无法实现产业分工和对接，优势产业不突出，成为制约外商尤其是跨国公司来闽投资的一大因素。目前世界５００强跨国公司已有４００家落户我国，共投资３０９６个项目，而福建只有６１家，只投资６８个项目，仅占全国的２％，落后于上海、广东、北京、江苏、天津、辽宁、山东和浙江，居全国第９位。
其实，比减少利用外资更加凸显福建劣势的是众多优势民营企业的外迁，如浔兴集团在上海浦东征地１２万平方米，建成了国内拉链品种和规模最齐全的专业生产企业；龙工集团已在上海投资１．５亿元，两年后的产值将超过其在龙岩的大本营；福耀玻璃在上海安亭汽车城投资５亿元，其一期工程将建成年产５０万张汽车玻璃和４万张大巴玻璃的生产能力。
过去十年中，中国经济布局的最大特征就是形成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大增长极，而夹在两大增长极之间的福建则感到了被边缘化的危机。从营商环境上看，福建一方面不具备珠三角那样活跃繁荣的市场，另一方面又不具备上海苏南那样强势高效的政府。以近年台湾半导体芯片产业向大陆转移为例，大部分生产能力落户长三角，北京、深圳也争得少许，而与台湾有地缘亲缘优势的福建却几乎连一杯羹都没分到。福建一直是最企盼两岸三通的省份，但现在福建所真正面临的问题，不是两岸能否实现三通，而是在两岸三通后所增加的投资、贸易和航运中，福建究竟能争到多大份额？
于是，我们应该认识到，随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个经济圈崛起，福建经济发展开始落后于东部许多省份。迅速崛起的南北三角洲，并不给福建留下充足的区位优势的回旋空间，甚至开始通过“虹吸”拉走福建本来就不丰厚的生产要素，通过“挤压”缩小福建本来就不宽裕的市场份量，使得福建面临着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危险：一是“被边缘化”危险，即福建的资源与市场无法直接融入长三角与珠三角，从而处于产业边缘、资本边缘、市场边缘的不利地位；二是“被稀释化”危险，在南北三角洲“极化”效应不断放大的过程中，从外围圈层吸引走的产业与资本将会大于从核心圈层外溢出的产业与资本，原先投向福建的外资和台资将会随着“路径逆转”而流向南北三角洲；最后就是“被低端化”危险，即福建与南北三角洲无法在同一平台上形成城市共等级、产业共轭性、市场共协调的“高对称”的伙伴关系，而可能成为它们低端资源配置的外围区域。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拥有漫长海岸线，众多深水良港、以及对台区位优势的闽南乃至福建，在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不俗成绩之后，竟陷入发展的尴尬之中？
山地多、交通落后
八十年代初费孝通先生来福建考察的时候，这位老社会学家在纳闷：福建在宋元时期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近１５０年来又是最先打开海禁的省份，也出了不少人才，本应在中国最繁荣的地方之列。可是，福建不但不繁荣，反而相当落后。他在《福建山海经浅识》一文中写道：“福建原来是个边沿省份，和中原地区相比，也是个穷省。如果以人均国民收入为标准，把全国各省、区排个队，福建１９８０年站在二十一位，离尾巴不远。又据说在解放前的１９４６年，福建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一，近于工业空白区。这是什么原因?不少人的答案是由于八山一水一分田，怪的是福建这部‘山海经’不好。”
虽然时过境迁，福建今日已远非二十年前的“吴下阿蒙”，但费孝通先生这几句话确实道出了与福建现代化密切相关的两大地理特征：一是多山，二是沿海。福建确实是多山的地区，东边是浩瀚无垠的东海，北边又横亘着高耸的武夷山脉，偏于东南沿海一隅，历来被中原称作偏僻的蛮夷之地。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形容“闽地负山滨海，平衍膏腴之壤甚少，而崎岖硗确之地多。”
福建经济发展的最大自然障碍就是多山。绵绵群山造成两个直接的结果：首先是交通极为艰难，道路崎岖，地域封闭，信息不灵。福建自古便有“蜀道难，闽道更比蜀道难”的感叹。落后的交通千百年来一直是阻隔福建与中原联系以及福建内部交往的屏障。其次，多山导致福建的河流都属于短小山地型，不但航运价值不高，而且下游没有大规模的冲积平原，使得经济腹地狭小，直接制约了沿海港口城市的发展。
而福建地理上最大的优势就是傍海。福建海岸线漫长曲折,全长三千多公里，尤其是有不少天然深水港湾,这个特点与中国其它沿海省份相比也是很突出的。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山多平地少陆上交通阻隔造成的对外联系不便的缺陷。
因为前有大海后有高山，长期以来福建都是以较为封闭与落后的形象出现于国人面前。而在地域多为山地丘陵，两面是山海天堑的闽南三角洲，先天的不足早就注定了过去多年不能把自己做大的命运。
山是封闭的根源，它没有平原的开阔和魄力，而把人们变成“井蛙”。而海洋文化却是一种开放的文化，一旦遇上恰当的历史机遇，它就会焕发出夺目光彩。纵观福建近现代以来的历次现代化尝试的成败得失，无不与福建的这两个地理特征相联。沿海的地利使福建得开放风气之先，而山地的阻碍则严重制约了福建交通和经济发展，使福建始终无法产生有全国影响力的工商业中心。
福建省内拥有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这就决定了在福建省发展交通网络的成本十分昂贵，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交通的发展，而交通在福建经济发展中的瓶颈作用日益突出。尽管这几年交通有了一定的发展，与过去落后的底子相比，可谓进步不小。可是与其它省市一比较，就会发现福建的交通建设实在不快，甚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条鹰厦铁路撑了这么多年，而且火车速度太慢，最近完工和上马的少数铁路线也只是小打小闹。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全国掀起了高速公路建设的高潮，而福建高速公路的规划和建设都比许多省市要慢半拍。到２００２年底，福建建成的高速公路仅五百多公里，不但在东南沿海各省份中居于末位，甚至不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广西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的三分之二，与同样山高沟深的云南的七百多公里相比，也落后一截。
而在中国的三大经济圈中，京津唐中拥有发达的铁路公路系统，在长江下游的长江三角洲拥有发达的水路公路，尽管铁路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一地区的发展，所以第二条京沪铁路线的建设迫在眉睫。珠江三角洲的水路公路铁路样样发达，例如京广、京九线是全国铁路线十分重要的脉络。珠江三角洲正在建设珠港澳大桥，长江三角洲正在建设跨杭州湾大桥。上海周边城市都把桥架好，把高速公路修好，全面对接上海交通。反观福建，公路铁路水路相对来说都较为落后，厦门通往岛外仅有两座大桥，而且连接的都是厦门市本地区，通往区划调整后新成立的翔安区的海底隧道还在规划之中，通往漳州龙海的厦漳大桥也还没有影子，更甭提厦金大桥和跨越台湾海峡的海峡隧道。
城市化水平低、经济腹地小
福建要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除了要做大做强工业，还要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当前，无论是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是区域之间的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已演化为城市实力的竞争，尤其是中心城市的竞争。福建经济的一个弱项，就是缺少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大城市。在八十年代，全国只有五个省区没有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福建就是其中之一。中心城市规模小、实力弱是福建发展后劲不足的突出问题。
由于福建的山地多和城市化水平低造成了人口的不集中。与平原地区相比，人口分散分布所造成的经济不规模的成本更高。同样是多山的日本，人口的７０％以上集中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城市圈。而福建三大中心城市福州、厦门和泉州的建成区的人口之和却不到福建人口的１０％。按国际上流行的城市理论，区域最大的中心城市首位度不低于区域人口的十分之一，即福建３３００万人口，最大城市福州的城市人口应不低于３３０万。
而在闽南三角洲，在人口规模上，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地区三大城市群不可同日而语。时下，包括厦门、漳州、泉州在内的整个闽南三角洲地区，大大小小三十多个县市区，总人口才１０００万多一点。至于厦门这样的国内知名城市，岛内市区人口还比不上四川、河南等内陆省一个不知名的地级市。
而像泉州这样在国内地级市中，经济发展是很有名气了，但城市化水平就一直无法像其经济地位一样上升到相应的高度。从严格意义上讲，目前的福建，还只有福州、厦门两座“城市”。至于漳州的城市化，那就更不用提了。而高度城市化，不仅是为了培育市场、扩大消费，更是吸引高端人才的物质保障。这从国内人才“孔雀东南飞”，省内福州和厦门两市集中了大批本科以上毕业生中，多少可见一斑。而如晋江等闽南经济发达县市，城市化水平一直都不是很高，甚至比省内的一些山区县市还要落后，由此可见，人口总量小，没有高度城市化作为基础的闽南三角洲，如果不努力改变现状，注定长不大，注定永远只是为中国其它几大三角洲作作陪衬而已，甚至在“强者恒强，弱者更弱”的经济发展规律面前，使自己进一步淡出中国。
经济腹地的大小同样影响着一个城市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作为试点省份的广东和福建几乎同时对外开放，然而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因面向香港，背靠比福建宽广得多的腹地，靠“前店后厂”、“三来一补”等方式，几乎是一夜间成了中国的明星。这使解放后一直占中国经济主导地位上海的光环，在南国明珠广东面前，也显得失色了许多。尽管此时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闽南三角洲也取得了不俗发展，改变了自己在国内穷省福建的穷地区地位，但相对自己面前那些更大发展者来说，这种变化不大。“８０年代看广东，９０年代看浦东”，上海这十几年的高速发展再一次表明，经济发展的腹地与辐射性作用的重要性。因为上海有着国内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具备的地理优势——两翼有江、浙、皖以及有南京、镇江、无锡、常州、苏州、扬州、南通，嘉兴、湖州、杭州、宁波、绍兴、舟山、蚌埠等，一个个在中国都叫得响的城市组成的都市群；身后有一条万吨巨轮可直达内陆几个省的长江；门口又有可达世界各地和海空港口，前后左右可纵横上千里。明星拱月，上海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坐上了老大的交椅，一呼百应，随者如云。而闽南不仅没有像成吉思汗并吞世界的野心，没有像上海那样囊括华东，傲视全国，觊觎全球的霸气，连主动领导福建的雄心也没有。要知道，占福建GDP近一半的闽南三角洲经济是福建经济的支柱和希望，自己是福建经济的火车头、发动机，应该当仁不让地负起领导者的责任来。
闽南三角洲夹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现在中国这两块蓬勃发展区域的辐射作用到达闽南已是强弩之末，鞭长莫及，闽南发展的希望只能寄托在自己身上。然而闽南内部的整合不仅没有提上议程，反而在无序竞争的内耗中进一步抵消了自身的能量与优势。
闽南内部的无序竞争
如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正在加快。未来的竞争也将是经济圈之间的竞争，每个经济圈都在力推一个城市作为龙头，其他卫星城市再找准定位。这样的规划可以避免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从而提高整个经济圈的综合实力。在我国，高速发展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不断加强地区协作，强调产业分化，共同把蛋糕做大做强。长江三角洲在以龙头老大上海的带动下，经济错位发展，互补性和关联性不断加强。珠江三角洲尽管曾经存在龙头之争，城市之间经济竞争激烈，存在铺张浪费重复建设的弊病，但CEPA的正式落定不仅宣告了一直以来珠三角龙头地位的广深之争彻底停歇，同时也以香港作为龙头的大珠三角模式替代了传统珠三角。香港这一国际化大都市作为珠三角的领袖，必将加速这一地区经济的融合，实现经济的新一轮起飞。
然而，在闽南三角洲，我们却听不到这样的声音。在区域一体化上，在产业分工上，在城市定位上，闽南金三角已明显地落后于其它几大三角洲地区。龙头城市是谁，我们还在不停争论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别人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却陷入了内耗中难以自拔，理所当然被远远地抛在后头了。
本来，在闽南三角洲城市群功能和产业布局上，厦门可以是上海，是经济物流中心；泉州可以是江苏、是左翼、是加工厂；漳州可以是浙江、是右翼、是后花园。作为经济特区的厦门，理应成为闽南三角洲经济的龙头老大。然而，厦门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厦门的经济总量太小，仅排在全省的第三名，主要原因是其面积太小，仅仅１５００多平方公里，比香港稍大一点，而人口不足１５０万。经济虚弱，面积狭窄，市场狭小，而厦门人的小岛意识更让它承担不起领导者的角色。
如果现在把厦门定为闽南经济的龙头老大，至少泉州是不服的。泉州市的行政区域广阔，人口也比厦门大得多，其下辖的晋江、石狮等地拥有繁荣的民营经济，经济总量全省第一。泉州自恃优势，更不可能当起小兄弟，将自身纳入厦门的发展战略。
历史上泉州和泉州港曾经鼎盛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只是在明清时代，“不许片帆下海”的“海禁”政策，加上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辉煌的泉州港彻底让位于厦门这样的半殖民主义的通商口岸，衰落成了必然。然而，多年来泉州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曾经“光明”过，并总是不屈地，敢拼敢争地走向光明。
也许是自豪于经历三朝一千多年的“老子何等神勇”，泉州在刚刚强盛没几年的厦门面前，没有胆怯，而且总是试图赶超厦门。事实上，泉州的努力也有了回报。虽然在人均收入上，目前还是排在厦门之后，但在经济总量上，自己早在几前年就坐上了福建省的头把交椅。
其实，厦漳泉三个城市各具特色，应该说互补性是很强的。厦门的金融、商业、物流是比较发达的，外资经济占有很大的比重。泉州的民营企业遍地开花。漳州平原是福建最大的平原，加之气候温暖，物产丰富，是著名的花果之乡，发展现代农业的前途广阔。泉州和漳州十分需要厦门的优势，来完成产业升级。而离开泉州的工业和漳州的农业之后，厦门就成了无本之源，只会昙花一现。可如今，三地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厦门与泉州间的竞争，大多是在润物细无声地进行着的，大到如国家大型发展项目的直接争夺战，小到像日常经济生活中，周边地区出口货物在哪个港口报关等等，无不是在暗斗着。随着厦门港和泉州港建设的扩大，更随着两市大大小小许多新港口的建立，争夺货源的竞争当更加激烈。近几年，粮贱伤农，果贱伤民，农业的发展前景黯淡无光，漳州也确立了“工业兴市”的发展战略，也与厦门展开了争夺投资的激烈竞争，比如说漳州利用龙海在厦门湾对岸的优势，也是无时不在削弱厦门吸引外资的强劲势头。因为那里的地价、工资都较低，而地理条件却相差无几。而这大大加强了厦门的戒心，厦门通往龙海的大桥的建立肯定将遭受更大的阻力，于是只见论证，迟迟不见行动。然而，要想做闽南的老大，甚至是福建的龙头，却是必须把桥架好，把门打开，加大经济的辐射作用，别人在尝到甜头之后，才可能唯你马首是瞻。而现在的情况是，厦门还困于小岛。
即使具体到厦门市内部的经济，我们也没有看到发展分工这一趋势。就２００３年以前来说，厦门的经济支柱不是岛外的几个区，而是岛内的湖里和思明区，岛外新兴的海沧还不成气候。这在当今国内的许多快速发展的城市来说，是十分的另类的。其实，就厦门来说，岛内应该是浦东，是窗口、店面、是消费中心，岛外才是苏州、昆山，是加工制造中心，是经济发动机。随着厦门海湾型城市的口号的提出，原来的几个郊区马上就要成为市区。这又势必要求厦门要有自己的经济发展纵深，但是当前的厦门没有。业已形成的行政区划分，已大大地制约了厦门这个福建城市品牌最为响亮的城市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法则是资源向最有效的地方配置，但是目前的厦门经济发展没有腹地，仍囿于几个区内。可是如果厦门不仅不把闽南三角洲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连岛外那块属于自己的更大的空间也继续不注重发展，腹地小这一问题就不要提了。
全球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前的发展潮流，产业分工，共同发展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目前闽南这种画地为牢的区域封闭模式，不仅无法完成发展自己的历史使命，甚至可能连自身继续存在都成问题。
台海局势的影响
不可否认，厦门的发展受到了台海局势的严重影响。在历史上，康熙皇帝为了统一台湾，曾经迁界禁海，当时就对东南沿海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如今，两岸关系仍在不确定中，一切都是未知数。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在福建的投资和建设几乎是空白，曾一度与西藏自治区一起并列为中央在地方投资建设最少的省份。在厦门的投资方向也主要是军事设施，建铁路，建机场，建港口，都是为了统一台湾而作的战争准备。在改革开放以后，许多重要的军事设施转为军民两用，这固然可喜。然而，国家在厦门的投资还是少得可怜，这与深圳是不可相比的，更不用说中央大力扶持的上海。
投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厦门的投资主要以吸收外资为主，这从外企所创造的产值占到厦门的百分之七八十就可看出。而外资却是最敏感的，它总是流向着能产生最大效益的地方。至今，厦门仍是海防前线，战争风云不时笼罩在台海上空，更笼罩外商们的心头。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已经进入厦门的外商们只能持币待观，不敢盲目扩大投资，而还没投资的只好躲得远远的，蜂拥而入长三角。更何况，中国加入WTO，特区已经不再特，它违背了WTO的基本原则——普遍国民待遇原则，甚至有人说，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追求利益的外资为什么要留在或者进入厦门，成为风险投资呢？
“两岸三通，谈了多少年，谈来谈去还是没谈拢”。许多厦门人十分得意于自己的对台区域优势，然而如今这优势却转为沉重的负担。“小三通”实施几年了，就是连厦门本地人也感觉不出这有什么好的。大概只有台商们感觉多了一条回家的路。“大三通”喊了多少年，多少次胜利在望，可又峰回路转。类似于“狼来了”的口号喊多了，我们也麻木了，对“三通”也不再有什么盼头。
每年春节的时候，厦门金门彼此向对岸放着烟火，其景甚佳，其情甚灼。历史上，厦门金门，本是一家，可是国共一场内战，让我们等待了五十多年。多少年轻人熬到了白发苍苍，仍然找不到回家的路。每年的这个时候，是寄托乡思的季节。
烟火，炮火，一个是和平的使者，一个却是魔鬼的笑脸。当年炮击金门，断断续续持续了二十多年，手足相残，把两岸人民的心伤透了，更把两地经济发展的希望打掉了。停止炮击后，两地进入了经济建设时期，而海峡两岸也从早期的严重军事对峙，逐步转向现在的表面平静。
如今，台独运动日益高涨，台独等于爱国，统一就是卖国，在这样一种逻辑下，似乎台湾独立大势所趋，而武力统一台湾似乎也成为了必然选择。也许不久后的某一天，两地的烟火又重新转变为炮火，那将是人世间最大的惨剧。厦门，这个花园式的海湾城市，在炮火的摧残下一片狼藉。毕竟厦门金门两地相距区区数里，不用导弹，漫天飞舞的炮弹就能把你打得稀巴烂。于是厦门，即使你经济建设再怎么地好，为了大局，也只好牺牲你了。
此时，人们正在思考，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建设厦门，是否等到战争结束，两岸统一之后再来补偿你。在投资上，中央显然留了一手，这是人之常情，谁也不愿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之后，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即使有美国提供保护伞的韩国也要迁都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汉城笼罩在朝鲜几千门威力巨大的火炮阴影之中，只要大炮一响，这个韩国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就灰飞烟灭了。同样，紧临火药桶的厦门，即使建设成人间的天堂，也将如同海市蜃楼一样，在炮弹“烟消云散”之后，蒸发得无影无踪……
谁也不知道，当年邓公在设立厦门经济特区的过程中，是否考虑到了这个层面。厦门经济特区，不仅仅是中国改革的示范田，更是中国用经济来展示魅力，吸引台湾，进而用经济手段，而不仅仅用政治手段作为和平统一的筹码。因为厦门离金门实在太近了。从更大的方面说，相对于整个中华民族，闽南和台湾的关系，是真正的骨肉同胞，７４％的台湾人是闽南籍，许许多多台湾人在闽南有亲人。许多人还常回来寻亲，认祖归宗。吕秀莲和陈水扁祖籍漳州，吕秀莲还曾回来探亲过。两地还有相同的语言闽南语，还有相同的风俗，比如说崇拜妈祖等等。可以这样说，闽南与台湾是地缘近、史缘久、血缘亲、文缘同、商缘广，相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台湾对闽南有更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许小平同志看到了这一点，把厦门建设好，才可能用实际行动才破除台湾岛内的“妖魔化大陆”运动，才能以厦门作为窗口吸引台资，吸引人心。将来有一天，两岸融合得差不多了，统一就水到渠成了。
时光飞逝，历史进入了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了进入了一个新的深度，两岸的经济合作和人员交流不断扩大。然而我们面临的却是经贸越来越近，政治渐行渐远。厦门作为统一桥头堡的示范作用已经消失了，作为战争前线和祖国统一基地的地位反而提高了。此时厦门陷入了发展的迷茫之中。
远华案的冲击
厦门所处的闽南三角洲是著名的侨乡，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号召广大华人华侨回来参加祖国建设。在八十年代的初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地方极其有限。港资大量涌入了深圳，而台资也进入了厦门。于是特区的经济开始腾飞了。
进入九十年代，当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强，当沿海一个个城市相继对外开放后，中国城市之间的竞争也开始加剧，其中尤以争夺外资最为激烈。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因为其广袤的腹地、庞大的市场、扎实的经济基础以及国家的大力扶持，成为中国的两块热土，外资争相杀入，以求占领中国市场的制高点。
然而，外商投资往往不是对单个企业的投资，而是对一个产业的上、中、下各个阶段的产品，或对产品销售、生产和售后服务各个环节的系统投资，对投资地的产业配套能力要求较高，尤其注重当地的工业和技术基础。同时外资的进入又具有一定的连贯性。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外商投资，迅速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从而带动了更多的外资在这条产业链上继续扩张和延伸。例如东莞，主要生产电脑配件，各个工厂相互分工，组装电脑的工厂在当地就能采购到各种零部件，就大幅降低了成本，结果这样的工厂就大量聚集在这里。许多地区生产不同的产品类型，形成了各自的工业特色。
本来厦门就没有多少工业，可谓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特区。然而二十年已经过去了，厦门仍然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产业升级因难重重，反而因为走私而臭名昭著。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李文溥教授在分析厦门之所以会成为全国走私重点地区的原因时认为，当初与深圳、珠海、汕头同时被确立为经济特区时，厦门全市的工业总产值只有１０个亿，还不到北方一个大型企业一年的产值，当时的厦门只有军工企业。虽然深圳等地基础更差，完全是小渔村，但由于与香港相连，开放之后，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很快将香港的一些制造业转移过来，成为香港企业的加工配套车间。但厦门面对的是台湾，直到今日，厦门仍然是海防城市和军事重地。与厦门有渊源和投资热情的台商不能一步踏过来，要绕道香港和广东。在这个滞后期中，广东的制造业却如雨后春笋一样一天一个样地疯长着，不仅吸引来了外地前来淘金的技术工人，其生产规模的壮大和技术力量的丰满也截流了许多本想投资厦门的台商。
外商到厦门来也不是利用市场，而是便宜的劳动力。因为原本没有什么工业，至今厦门经济发展中也只是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福建沿海这些年发展的一个总的格局，比如晋江就更明显，就是做塑料花，做鞋。但是外资来了，劳动力被利用，收入水平上升，提高了本地购买力，使资本的短缺得到缓解，劳动力成本也随之升高了，于是厦门市面临产业的更新换代，需要在资源的优势转移过程中，逐步发展适合自己的产业。可惜的是厦门没能成功地过渡，一些人却发现了走私致富的捷径。
李教授介绍，厦门在招商引资中之所以最终都落后于广东的东莞、中山、顺德等二线城市，是因为台商不太愿意从一块空地上开始干起，他们比较喜欢购买有熟练工人的成熟企业，再稍做转型进行生产。由于一直以来工业发达程度有限，厦门在这方面满足不了台商的需求时，他们宁愿再多走几步，到江苏、青岛去投资，因为那里有大批从国有企业走出来的产业工人。
于是厦门选择了远华，远华也选择了厦门。不久，远华倒了，厦门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人开玩笑，远华倒了，厦门的经济也倒退５年。语气中透露的是厦门经济的脆弱。出租车司机们叹息“生意不如以前好了”，老百姓也感叹“没了赖胖子，这油价都升了好多”。然而，也有一位市民在面对“远华国际中心”“遗址”时愤愤不平：“赖胖子塞满了钱袋，喂饱了贪官，害惨了国家，如今自己溜了，而留给厦门人的，只有这个废坑了……”
原厦门市长朱亚衍曾经坦承远华案对当地造成极大负面影响，其危害：一是搞乱了经济秩序；二是腐败了个别领导干部或部分国家公务人员；三是给国家当然也给厦门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四是给厦门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影响了一些投资者在厦投资的信心和决心，这是很实在的问题。
特大走私案对厦门的整体投资环境产生了相当不利的影响。厦门市贸易发展委员会主任黄菱实话实说：“厦门口岸改革开放２０年，形象一直很好。口岸的进出口总额，在全国３５个中等城市中，‘八五’期间排在第四位，‘九五’期间排在第五位。”
“但在厦门特大走私案刚爆出来的那段时间，整个厦门被人传得沸沸扬扬。一些不清楚真实情况的人认为，厦门这么小的地方，几百亿元的走私额，那还不是从上到下都搞走私呀？哪里会有一家公司是干净的？这里成了走私窝，肯定是烂掉了……厦门在一些人眼里似乎成了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外商也不敢来投资，人家最怕的就是不公平竞争，怕投资地经营环境混乱。现在你那个地方大兴走私，我正儿八经的生意人怎么有得发展？他们还担心，查处走私大案专案组１０００多人在这里，挖地三尺地查，会给厦门的政府部门和海关的工作秩序带来问题……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０年，投资者一直在观望。”
厦门外商投资工作管理委员会提供的一组数字也证实：２０００年厦门全年合同投资额为１０亿美元，比１９９９年减少２２％，实际利用外资１０．３亿美元，比１９９９年减少２３．１％。外资委的官员承认，这是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厦门引进外资第一次出现负增长。而远华案东窗事发并进入公众视野，正是１９９９年４月以后的事……
原来一直蓬勃发展的厦门经济，因远华案浮出水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迷。
产业空虚，发展困难
历史上，在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里，厦门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偏僻和资源的不足，商品经济落后，显然没有江浙地区的富饶和发达，更不可能出现像晋商那样富可敌国的商人。厦门人没有“走西口”那种悲壮情怀，没有四处流浪，白手起家的商业传统。即使在闽南，她也不同于闽南的其它地区。狂放、粗犷、彪悍的闽南汉子，几乎被浩荡的海风卷到近邻的晋江、石狮一带去了。有人这样形容说，厦门的市民爱品功夫茶，一个个小盅式的茶杯，盛着清香的茶汁，或许，闽南人原本的一腔血性，便在这既醇又酽的功夫茶中泡淡了。
即使这样，在七八十年代，厦门显然没有被抛弃，它还是最先开放的经济特区之一。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外资撑起了厦门的整片天空，福州人在同安、在厦门把超市开得遍地都是，泉州的大款买走了厦门大片的商品房。如今，厦门商品房百分之八十的买主是外地人，其中泉州人就占去了百分之四十。房价不断被抬高，很多真正的厦门人却买不起房。泉州发了大财的私营企业主在面临二次创业的时候，他们的目光竟也如此狭小，纷纷把挣来的钱投入房地产来保本增值，而不是投入扩大生产。这不仅仅是泉州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在以私营经济著称的温州人，也有几十万人拿着高达上千亿的资金在全国狂炒房地产。难怪最近几年房地产泡沫开始显现。而由此就可看出目前欣欣向荣的泉州民营企业其实面临着发展后劲不足的尴尬。
厦门最为可悲的是，并没有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像深圳那样培育起强大的本土企业，还搞起了走私。原本厦门的国有企业就少得可怜，但如果少而精大可令人放心，而如今却个个奄奄一息，厦门上市公司的股票表现也惨不忍睹。岛内的人有多少在为外企打工，而又有多少人热衷于搞三件事，一是打牌，二是买六合彩，三是搞房地产。在一座厂房施工过程中倒塌，砸死七个民工之后，厦门的违章建筑的严重性被全国人民广为深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专访了厦门副市长，厦门单单岛内的违章建筑面积就高达六百万平方米以上。因为当地人私建房屋和厂房，可以出租，仅此项收入就占到全年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岛内的人居住生存是没问题了，而岛外就可怜多了。所谓的岛外，其实就是大片的农村地区，这里经济发展落后，三农问题也非常严重。农民不种地了，许多地已经被征用，剩下的地被蔬菜公司租去搞大规模种植。他们就出卖劳动力，到田里去打工，每天拿着十五块钱微薄的收入。他们争着去，还曾因为劳动力分配不均而闹出矛盾。他们原先满怀期望的水果龙眼，目前贱如土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数量惊人，特别是同安，每两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是富余劳动力，此事还曾上了中央电视台。闲来无事，就容易没事找事。厦门这几年的治安不好，多次上了中央电视台。执法者也粗暴无理，曾经就有几位交警在大街上强行扣押一位外地的送水工，而这事在报刊和网络上广为传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六合彩运动
厦门的走私活动曾经猖狂一时，远华倒了以后，平静不到几年，一股灌顶而下的浊流比远华更具有穿透力，几乎渗入了全体厦门人民的每一个毛孔。那就是六合彩，一场全民大赌博。
“六合彩”曾经风靡一时，成为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农村，几乎所有人都卷入其中，而在城市，是更庞大的金钱投入这场全民的豪赌之中。岛外的人沉迷其中，岛内的脱产农民，除了继续打牌和搞房地产外，他们现在有了第三件事，玩六合彩。他们很有钱，更有本钱来玩这场游戏。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在上班时间，人们研究的是玄机图，谈论的都是这方面的话题。这种疯狂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而“六合彩”的疯狂蔓延已成为社会公害，它严重冲击了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造成资金外流。不仅如此，由此引发的围攻、斗殴等犯罪行为也时有发生。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高潮与低潮，在轰轰烈烈之后，总是相对稳定下来，或许这就是“成熟”吧。“六合彩”在不可思议地扩张之后，相对地萎缩了。或许是人们口袋没钱了，或许是人们输怕了，赶紧勒紧腰带，也许这叫做悬崖勒马，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也还有许多人兴致不减，他们当中有人输穷了，但仍然喜欢把钱往这无底洞砸，偶尔会溅起一点水花，他们便欣喜若狂，别人便奔走相告，奉为经典。当然有人玩得起这游戏，因为他们赚钱了。但是大部分人赔了，有人输光了家产，还执迷不悟，不惜借来高利贷，最后走投无路，上吊自杀了。有的小庄家不兑钱，有的穷赌徒不付钱，理亏的一方有的逃之夭夭，有的被人追杀，闹出一场场的悲剧。这都是比较极端的现象，一般来说大部分人赔钱了，少则几百块，多则上千块，上万块。它搜刮了人民群众的血汗钱，造就了富甲一方的大大小小的庄家，只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种上瘾性加强了它的传染性，也加重了它的危害性。
为什么是厦门？厦门走私，汕头制假，在中央严打走私制假之后，两地的产业空虚更加明显，造成了发展后劲的不足，于是“六合彩”就大行其道。而厦门同安的“六合彩”赌博最为严重。同安曾经是厦门文化的根源，而今却成了厦门“六合彩”较为猖獗的地方。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地方为何有了愚昧的土壤？。专家指出，近年来，同安经济发展不够快，一些人不是脚踏实地勤劳致富，而是想走歪门邪道一夜暴富。在这种心理的催化下，非法“六合彩”成了赌咒。本来三农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农民收入增长极其缓慢，而现在农村资金又大量流入“六合彩”的漩涡。有人说，这场革命实现了农村财富的第二次分配。
福建省开展了多次打击六合彩的专项行动，也取得不小的成绩。在六合彩疯狂扫过去，逐渐平静下来之后，它反而扎下了根。农村地区的每一村，每一队也都还有庄家；在城市，六合彩据点绝对比体育彩票密集得多。不管在哪里，只要你想买六合彩，在不远的地方就能够满足你的需求。甚至有人把六合彩卖到了派出所的门口，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
没有关系万万不行
在厦门，关系裙带之风特别盛行。尽管这不只是厦门的专利，中国的大环境就是这样，然而厦门却泼得浓墨重彩。不知道是远华的豪爽造成了厦门今日的风气，还是厦门的风气造就了远华昔日的“辉煌”。这其中当然免不了贪污腐败，远华案牵扯出来的干部大面积塌方就不难理解了。
在厦门，没有关系万万不行。曾经有这样一件事，一个人他是卖煤气的，由于煤气罐没有安全凭证被扣押了。他第一次找了关系户，工商局的那位负责同志根据“指示”，通知卖煤气的，让他拉走了那些比较新的煤气罐。然而卖煤气的不满足，又一次找了更有来头的，工商局又放走了那些不是太旧的罐。但毕竟还有些破铜废铁，卖煤气的得寸进尺，又“上访”了。工商局的那位同志又接到新一位领导的指示，这一次他真的火了，一通电话打过去“你再这样，等一下我就把所有的又拉回来”。还有，假如一个人出了车祸撞了人，在交警作出责任事故认定的前夕，他要四处奔走，找亲戚朋友那些有能耐的关系户，这样才能期盼交警做出有利于己方的责任认定，否则难免吃亏。申请宅基地，也要托人送钱送礼，请人吃喝。由于地少人多，此时就上演了一场财力和关系的大比拼。今年我提前八天去买回北京上大学的火车票，竟也买不着，结果还是托人才搞到票。还有许许多多为我所不知道更加龌龊的内情内幕……
很多事情本来很简单，也容易解决，而当各种势力掺和在里边，事情就被搞复杂了，变得棘手难办。
固步自封，改革缓慢，决策低下
厦门是一座典型的南方城市，是“绿”和“花”的海洋。这里的人们竞争意识较为淡薄，更多的是一种安逸的神情。他们也更容易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政策死，没创新，改革缓慢，决策能力低下是政府行为中的常见病。而在规划中一波三折，反反复复。
与深圳和广东的崛起相比，厦门和福建的发展又相形见绌。同样作为实行特殊政策的两个特区和试点省份，厦门的经济总量只是深圳的四分之一，而福建的外贸和外资额竟然只是广东的一个零头。在运用中央赋予的政策上，福建干部的谨小慎微与广东干部的敢想敢干形成了强烈反差。民间有许多形象的说法，比如“中央对试点省份搞的改革举措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作法。广东看着中央闭着的那只眼睛，而福建盯着中央睁着的那只眼睛。”又比如以交通灯作比喻，“遇到黄灯，福建就停下来不走了，而广东想着法子绕过去继续前进。”
大桥收费不能取消不仅说明了厦门岛内包括市政府根深蒂固的小岛意识，也说明了厦门的弱政府行为，很多政策是在争论与妥协之下出台的。谁都知道，要做大做强厦门，不能只凭岛内那弹丸之地，而是要跨出小岛，突出岛外。但是经济资源是有限的，给了岛外多些，岛内自然就少了，于是像这样的大桥收费之争就不难理解了。厦门想建设海湾型城市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根据发展目标制定相应的政策，许多明明非常有利的措施也不能在实施过程中贯彻到底，而在争论不休之中一年年地拖延下去。
随着厦门城市的发展，更随着海湾型城市的推进，厦门的缺水问题日益严重，寻找第二水源的必要性越来越突出，于是决定兴建莲花水库。可是谁能想到建设水库的论证过程竟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早在建国之初的五十年代，就已经在规划水库。八十年代又嚷着这事，九十年代也喊了好几次，一会儿说要，一会儿又说不要，直到最近才具体确定水库的建设。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在这动荡的世界里，人们始终揪着一颗心，双手攥着口袋，政府、外商还有平民百姓们，谁都在观望，谁也不敢贸然投资。今天水库雄伟的大坝依旧飘浮在人们的梦想之中，留下的却是一个全厦门市最穷的镇，坐落在庞大的同安区的西北边陲——莲花镇。天灾，亦人祸兮？可以想象这里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的力量有多大，而地方政府拖拖拉拉的办事效率使得这里社会进步就如同那古老沧桑的中国的历史车轮那样的沉重缓慢。
回顾过去，改革开放后的深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八十年代辛勤奋斗的激情岁月里，每年高达三四成增长率的深圳速度创造了巨额的物质财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更是让国人奉为经典，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鼓舞着一批批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可是厦门二十多年的经济建设曾经溅起过多大的浪花？
温馨的厦门
不可否认，厦门是一座温馨的海滨城市。碧海、细浪、鲜花、绿树。浅色而明丽的楼房，恰似浪漫的写意画。这里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城在海上，海在城中”是这个城市最大的特色。
四季如春的温润气候，满目是鲜花绿树的海上花园的居住环境，疏朗有致的城市建筑，富有教养的文明的市民，营造出独特的温馨的氛围。走过全国许多城市，最后落脚厦门，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慨叹：厦门，真是一个最好生活的地方。
这个富裕的闽南城市小而宁静，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慵懒与悠闲，窄小的街道和古老的公共汽车，有点像欧洲的城市，而鼓浪屿上从解放前到现在都没什么变化的房子中住的现代人也让人产生时光倒流的错觉。宁静的气氛和中国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大背景不很协调，厦门不像喧闹的北京上海，没有广州深圳那种日新月异的感觉。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人很难感觉到市场经济的竞争压力，最有代表性的一幅素描：在一个安静整洁的街道上，小店的主人坐在店门口的小凳子上，面前沏一壶浓浓的铁观音，慢声细语地和其他的小店老板聊天。他们与世无争，但是他们衣食无忧，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便是两个字——享受。
相对于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厦门显得小巧而精致，而相对于中国更多的贫困落后的小城市，厦门则恰到好处地有着现代都市的规模和气息。同样，厦门人也不同于上海人和广东人。商品经济最早发达的上海，培养了精明的上海市民，厦门人难以与其匹敌。而先发制人的广东，改革开放的意识恰似滚滚滔滔的珠江，他们敢为天下先的闯劲、冒劲，厦门人也难以望其项背。与最近的晋江人相比，晋江人的个性、气质和厦门人迥然不同，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敢于冒险。在生意场上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晋江人倘若口袋里有十万块钱，他们就敢于再借十万甚至二十万块钱，去做生意；而厦门人有十万块钱，往往存起五万，只拿五万块钱去做生意。这是一种文化差异。前者是开放型冒险型海洋文化的产物，而后者是居家式作坊式小岛文化的必然结果。因此厦门人是最循规蹈矩，许多内地人到了厦门，经常找不到特区的感觉。和发展较快的深圳相比，厦门往往总是慢了半拍。它的主旋律给人的感觉是稳。
厦门人是很舒服而有尊严的，厦门市政府对本地居民有一系列优惠政策，诸如乘车办月票，景点办年票，老年人更是有高于本省其他城市同龄人的特权。厦门的适宜居住还体现在环境的优美整洁，这城市已连续多年保持全国卫生城市第一名的荣誉了。更兼绿化绝佳，一年四季花团锦簇的，确实给人神清气爽耳目流香之感。厦门的口号是，要建成国际一流的旅游海港城市。于是在很多建筑的设计上都往长远想，不落俗。而且，东方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现代文化非常巧妙而融洽地汇聚在厦门，就像中山路上的美式肯德鸡和中式黄则和风味店和平相处一样。如果日子就这样一日一日地过下去，尽管，小城无故事，但也无碍大局。
但人是有惰性的，各方面太舒服了，就会感到满足甚至麻木了。细细品味，温馨的厦门仿佛缺少了什么。当台湾海峡的局势相对缓和，厦门几乎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和平的日子太久了，人们沉醉于一派歌舞升平桃红柳绿，而一些掌握了权力的人们，更是挡不住纸醉金迷花花世界的强烈诱惑。当文化失去了应有的血性、骨气，失去了面对邪恶拍案而起的凛然之风，温馨便不可阻挡地滑向萎靡，精神世界就必然发生可怕的崩塌。在市民气质方面，厦门人不似襟怀开朗肝胆相照的北方汉子敢作敢为，一腔热血衷肠溢于言外。古人云：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越乃报仇雪耻之乡。而厦门人原始的文化积淀，封闭式的小岛意识曾经占了很大的比重。从历史来看，他们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保守有余而开拓不足，谨小慎微有余而勇于冒险创新不足。因此，温馨氛围中的严重危机，究其文化层次和渊源，是缺少了大江东去、指点江山的书卷味。这里出散文，出诗歌，出音乐家、画家，往往出不了直面人生秉书浩浩史诗的扛鼎之作。抖擞精神，一身正气，固然要有个人的气质、素质，但群体的水平和文化环境的因素，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自傲的厦门人
厦、漳、泉历来就有闽南金三角之美誉，这其中厦门又是公认的“金脚”，这自然指的是它的富裕和在闽南地区的中心地位。厦门人的自傲也并非没有理由，在福建，也只有厦门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被命名为特区，以此获得提前起跑的身份证。再加上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一来二去倒真让厦门成为福建先富起来的一个城市。人均收入来个对比就一目了然：同样的一个公务员，在漳州可领到一千元工资，在厦门就可铁定领到两千，这还不算七七八八的补贴。也就是，厦门整个比漳州高出一倍，比其他经济条件更差的地方更不知高了多少。而在厦门，你只要不到酒店消费，家居日常饮食与漳州等其他地区也相差无几，甚至还略低于其他地区。特别是厦门有众多的大型超市，两家沃尔玛就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难怪在厦门，一个双方都有工作的家庭，要配备一辆奥拓之类的小车也非难事。厦门人的自信就是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被仰慕中培养起来的。
厦门人瞧不起贫穷的岛外人以及除他们以外的闽南人。他们自命为沿海，其余闽南人则为内地。他们更看不起打工的外地人。他们也基本上看不起中国其他所有的城市，自傲的程度一点都不逊色于上海人。北京太脏、上海太挤，广州深圳就更不用说了，乱七八糟哪里是人类居住的城市。其他的城市，太穷了吧！这种自满的心理，使得厦门的学生大多不愿意离开厦门去读大学，结果厦门大学的分数线有时候高得惊人。
厦门这样狭窄眼界，狭小胸襟，是很难能有大气派、大动作、大手笔的。显然，厦门必须走出厦门看厦门。然而，厦门最大的问题，恰恰又在于她总是跨不出厦门。其实，世界大得很，世界上的好地方也多得很，并非只有厦门。即便总体上不如厦门的地方，也会有它独特之处。厦门的好，无非是风景优美，是适合人居住的温馨城市。然而在中国城市建设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在泉州于2003年继深圳、广州、厦门、苏州成为中国第五个“国际花园城市”的今天，不知道厦门的优势在中国，甚至在闽南还得保持多久？
更可悲的是，在面对日益边缘化，逐渐被抛弃的现实，厦门人似乎没有感觉，或者只是不屑地说“安啦！”……
厦门人的小岛意识
岛原本具有开放和封闭的二重性。因为岛所面对的大海，既可能是畅通无阻的通道，又可能是与世隔绝的屏障。厦门总体上说是既开放又封闭。开放主要指经济的开放，厦门大学男女生的开放程度也算上吧。而其封闭之表现，就是抱残守缺于一隅，自我陶醉于小岛。
厦门有一种奇怪的观念，就是只承认岛内是厦门，不承认岛外辖地（如集美、杏林、同安）是厦门。岛外的人不说“去岛内”，而是说“去厦门”，一般所说的厦门，指的就是这个只有13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鼓浪屿上的人，则坚决否认自己是“厦门人”，而坚持说自己是“鼓浪屿人”。而同安人却不敢自称是厦门人，因为厦门和同安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只是一个级别的差距。（注：全篇中的“厦门人”指的都是厦门岛内的居民）
小岛意识的直接表现就是投资的严重不均。八十年代，厦门主要建设岛内。九十年代，在抓好岛内不放的前提下，第一次把目光转移到了岛外海沧，先后建设了厦门大桥和海沧大桥。集美距离厦门较近，的确尝到了不少甜头。而同安自始自终处于被冷落的地位。据说，以前大部分的政府和外商投资都被强行放在了岛内，来同安投资，阻力不小。现在厦门的产业外移，大部分放在了海沧，究其原因，行政干预脱不了干系。自己人，窝里斗，和厦门相距仅仅三十多公里的同安还接收不到厦门这个城市多大的辐射作用，也难怪厦门当不了闽南的龙头老大。
现在，厦门岛主要靠厦门大桥和海沧大桥与岛外各区联系，因为过桥费的存在，居民进出极为不便，岛内的人就很不喜欢到岛外来投资，甚至看一看，这更加重了厦门人的小岛意识。厦门人大代表已经连续多年提出议案，希望能取消收费，但结果是年年喊，年年没有结果。大桥的收费人为的加远了市民心灵的距离，岛内居民不愿去岛外上班，连找对象，也要考虑是在桥的这头还是那头。
而岛外的人才也争相涌入厦门。本地人是这样，外地引进的人才也很难在岛外呆得住，往往把这当作了进军岛内的跳板。有人说，最有本事的人，都往深圳和上海走了，很有本事的人，都往岛内走了。实施产业外移后，未来厦门的企业大部分将集中在岛外，招商引资的重担开始落在岛外各区。所以岛外才是最需要人才的地方，但却面临人才流失和人才紧缺的困境。于是，厦门投资环境恶化了，招商引资落后了，工业总产值增长也不尽人意。经常来往于厦门和深圳的人惊叹厦门和深圳的差距之大，感觉厦门这么多年，还是这样的老观念、老样子。
正是根深蒂固的小岛意识，导致厦门岛内外今天发展极不平衡的思想根基。于是在投资、人才等物质条件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现在岛外没有多少像样的建筑，像样的宾馆，像样的公园，像样的医院，即便是一条像样的街道也没有，有人就开玩笑的说，在市区过的是现代生活，而一到岛外，就回到了偏远的乡镇，回到了７０年代。很多岛外市民没有城市的归属感，戏称市长就是一个岛主，吃喝拉撒都在岛内，难得到岛外去看看那一片更大的土地，和生活更为困难的市民。
迟来的觉醒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市民们稳如泰山，倒是政府开始有点坐不住了，一番努力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宣布实施海湾型城市的发展目标，并为此调整了部分行政区划。
海湾型城市的基本形态是以厦门岛为中心，以海湾为背景，沿东、西海域周边展开布局，形成“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城市景观和“一环数片、众星拱月”的城市格局；其发展形式是把城市建设的重心从岛内转向岛外海湾地区，加快岛外的开发力度，促进厦门城市由海岛向海湾演化拓展；功能定位是依托港口、滨海景观和文教资源优势，建设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和港口及风景旅游城市。
区划调整的主要内容有：思明区、鼓浪屿区和开元区合并为思明区；将杏林区的杏林街道办事处和杏林镇划归集美区管辖，调整后的杏林区更名为海沧区。设立翔安区，将同安区所辖的东部5个镇划归翔安区管辖。
其实发展海湾型城市的核心就是发展原来的同安区（包括新成立的翔安区，下同）。因为在土地和人口上，同安区占全市总面积的６４％，人口占了全市总人口的４３％；在地理位置上，同安区东连泉州市的南安市，西接漳州市的长泰县，南与金门岛隔海相望，西北毗邻安溪县，西南与集美区接壤，位于闽南“金三角”中心地带，是福厦、漳泉交通的重要枢纽。
由于长期被定位为厦门的农副食品基地、菜篮子基地，投资严重不足，经济发展和岛内有着很大落差。目前，其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市的１２．４％，城市化水平率也仅有１４％。以同安的发展潜力来看，它实在不该取得目前这样的成绩。我们从中大概也可以看出其被遗忘的历史。厦门发展落后于人的困境不只是因为别人抛弃了你，更多的是自己抛弃了自己，就像一个人只想向大脑心脏这样的中枢系统供血，而不顾及同样不可或缺的手脚，结果可想而知。
谁都知道，厦门要在经济总量上有更大的飞越，最大的空间，就在同安。土地资源如此，港口资源也是如此。建好同安，才能东联泉州，西接漳州，扩大自己的产业腹地和辐射作用。可是二十年了，整整二十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同安区，厦门人打心里瞧不起的“大包袱”。
不管以往怎么样，如今这确实可喜的现象，但是规划再美好，要转为现实才算完美，否则等于空谈。以厦门的心胸胆略和行政效率，相应政策能否快速跟进，具体措施能否贯彻到底，向着宏伟目标迈进的道路能否一帆风顺，都还是个未知数。在经济全面快速整合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面前，我们没有时间继续迟疑和徘徊。要知道，我们在快速发展，别人却在飞速发展，瞬息之间，我们如同一辆抛锚的老爷车一样又将望尘莫及。此时挽歌响起“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厦门的明天在哪里
如今的中国，区域经济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北方，京津唐环渤海湾经济带以其无可比拟的政治中心优势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吸引和带动着华北地区直至西北地区的发展；南方，依靠香港具有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和空运中心、国际旅游中心、国际信息中心和交流中心优势，得改革开放之先利和紧邻香港区位优势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加强了与香港的区域协作，对西南乃至全国发挥出更为强劲的吸引和开放带动功能。东部，在全力打造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地位的上海的带领下，形成了众星拱月的大好形势，强有力地推动着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日益吸引着世界政治和经济巨人的目光。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和欧亚大陆桥和大西南出海通道正把贫困的区域引向世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也全面铺开。被冷落了几十年之久的西部和东北在中央实施经济调整的基本国策之后开始得到补偿和安慰，而剩下来“孤芳自赏”的地区有闽南三角洲，中原地带，这样的城市有厦门和武汉……
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和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被称为“中国２１世纪初发展的双引擎”。奥运会带来的巨大投资和庞大商机将使京津唐经济得到新一轮的腾飞，世博会将使长三角如虎添翼。在北京申奥、上海申博相继成功使京津唐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占得先机之后，CEPA的实施将使珠三角成为实际上的最大受惠者，三大经济圈重新建立起全局性的平衡格局。
而如今的闽南，这块被遗忘的角落，面临的是日益被边缘化的危险。我们期待未来，然而闽台合作在两岸的政治争斗中继续尘封，我们众多的优势继续被束缚，我们在高悬战争之剑的地盘上继续生产生活。我们没有奥运，没有世博，没有CEPA，没有“特殊照顾”……不知道在中国的城市格局中，厦门你算老几，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闽南你算第几极？
“厦庇五洲客，门迎万顷涛。”期盼这将是厦门人开放胸襟和繁华景象的真实写照。否则，厦门今天囿于这个小岛而被抛弃，明天仍将困于这个小市而继续沉沦……
万石植物园里，千年樟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祥和云端之上，小平同志青春常驻，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