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的观点(连载,不断更新)
好东西啊,楼主辛苦大大的说
赶紧顶上去,别掉了
2006-8-10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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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荫如云
连载:万科的观点 管理篇
第一部分 一个万字头的诞生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成长素描诗意的栖居 关于人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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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搬迁话家常 王石
二
“石敢当”能起这么大的作用?
南海石油西部公司组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负责北部湾大陆架的油气田开发。资金、技术来源于参与合作开发的跨国石油财团,待油气田产气、油后,接比例分成。
这是最早一批对外开放的大型资源性企业之一,有着丰富的国际谈判经验和法律意识。西部公司接受万科“写字楼变住宅楼”的建议,但对于降低层数的方案仍坚持“原合同分配西部的绝对面积不变”的强硬姿态。
总建筑面积减少了,但分配对方的面积不相应减少,这个帐万科怎么算也算不过来。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无功而返。正式修改合同是六个月之后。
万科同土地方争取了较好的分配比例,但股东们无意追加投资。万科被迫提出收购其它三名股东共计60%的股份,期间经历无数次的沟通、饭局,还有卡拉oK。
1997年万科的资金并不充裕,收购最大的股份采用了股权置换。由于万科拿出的股权是旗下有连续盈利记录的银都公司,很快就成交了。
还有一个小股东——新疆大德,只占8%的股份,他表态:愿意听万科的,怎么都行。对万科投如此信任票至今仍令我感动。在完成对大德8%的股权收购后,我也表了个态:你只要在新疆投资房地产,万科一定帮忙。
还有一位股东的交易就不大顺利,合同签了,杯也碰了,卡拉也0K了,办移交时才发现其股票早已被法院冻结。这家伙在搞什么鬼?又是一番折腾。
新组建的董事会由王石任董事长。姚牧民任执行董事,时任职万创的莫军受命接任老总。海神广场也更名为万科俊园。江苏建安一建的建筑队伍第二次开进了工地,高耸入云的塔吊又隆隆地开动起来。这是1997年的5月,要求在1998年12月之前装修完成,交付客户使用。
宏观调控期间的房地产形势并不乐观,尤其高档住宅市场,这个在当时是中国大陆楼层最高,也是最高档的住宅项目能有市场吗?在深圳一家大型房地产企业的业务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俊园将是万科地产走下坡路的标志建筑。
有人在替万科捏一把汗,也有人等着看万科的笑话。市场好坏且不说,从风水来看,俊园所处的位置直冲文锦路口,聚不了财。堪舆学上有许多居住环境上的朴素道理,但我不太相信风水上的聚财之说。问题是广东的消费者相信这套,买房前要请风水大师踏勘。清华建筑系一毕业就加入万科的莫军也请来香港的著名堪舆大师,踏勘结果,从山东请柬一块十几吨重的泰山石摆放在俊园大厦广场的中央,俗称“石敢当”,起镇宅辟邪作用。一块泰山石能起这么大作用?
一年之后,俊园交付使用时己实现销售80%的业绩。俊园的项层四套是复式结构,人民币800万/套,最抢手!站在项层俯瞰文锦中路,在坚如磐石的超高层大厦前面,来往的车辆就像移动的火柴盒,哪能构成冲力?
万科在深圳高端的住宅市场站稳了脚跟。从海神到俊园的转型是万科积极应对市场变化的一个典型成功案例。同时期停工改建的还有天津的金刚桥万科高级公寓、鞍山万科东源大厦、武汉万科广场、深圳福景大厦……
俊园之后的痛定思痛
万科俊园这座超高层建筑记载着万科地产一段特殊而有代表性的经历,一段否定之否定的历程,既在痛苦中否定盲动的过去,同时也诞生了光明的未来。大厦屹立在文锦中路,融入了高节奏、具有南国风味的现代城市景观之中,赞誉之声接踵而来。
但这只是事物的表象。从经营上看,万科为这种不得不做的否定付出了代价。这种代价在财务报表上的体现就是低效资产。
海神广场1995年开工,因市场问题中间停工,1997年复工,1998年底竣工,净投入人民币2.5亿元,销售利润率6.43%,当年销售率80%;而1996年6月开工的景田城市花园,1998年6月竣工,净投入的资金只有海神项目的1/6,销售利润率29.67%,当年销售率100%。两个项目的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
也许是巧合,万科发展历史的转折都同超高层大厦有关:一座是促成万科股份改制的发展大厦,另一座就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万科俊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第一座大厦上,万科是因母公司缺少资金而受牵连,本身并没有参与投资的决策和经营而海神广场的经营风险和危机则是万科的主动
行为造成的。
20世纪80年代末,王石就对深圳一些企业盲目投资高层写字楼的行为进行过言辞激烈的抨击,称其不顾市场、不顾财力、欲立丰碑的好大喜功,其建立起来的栋栋高层建筑将成为一座座使企业走向衰落的“墓碑”。
就是在这种批判声中,万科也开始投资兴建超高层写字楼,差点加入被王石称为“使企业走向衰落的‘碑林’”。为什么?我曾在不同场合说过类似的话:同类错误,聪明人不会犯第二次。我把自己划入聪明人的行列。为什么聪明人犯自己严厉批判、谴责过的错误呢?
“超高层”情结
坐落在上海浦东陆家嘴的金茂大厦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三的超高层大厦,其建筑的形式、内部装修和功能配置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说它是一座代表上海乃至中国经济腾飞、代表现代东西方建筑文化融合的标志性建筑,一点不为过。但如果这是企业的投瓷行为,不能不说带有相当的盲目性。如果与万科的海神项目相比,只是投资规模大小、建筑本身设计水平高低的差别。从金茂的投资规模和营业收入来衡量,要实现收支平衡可谓前路漫漫。
参加2001年10月上海APEC工商峰会期间,在金茂大厦的咖啡厅,我曾被告知这样一个故事:金茂大厦的立项,除了商业投资考虑外,这座中国第一高楼还将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生日献礼。
投资兴建世界第几、中国第一的建筑本身就有夸耀的成份,再赋予浓厚的感情色彩,商业上就很窖易变形,好在金茂大厦的精髓并不是其高度。小平同志生前欣不欣赏送到面前的金茂大厦模型就不得而知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超高层大厦是财富和科技结合的化身,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产物,尤以美国为甚。
但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似乎发生了变化。超高层大厦在日本拔地而起,尽管这是个不适合建超高层的国家。有财富做后盾,即使位于地震带,在探索外太空时代,建筑结构上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参观日本大成建设总部,目睹该公司设想的建筑,实际上是一座空中城市,古代巴比伦花园的超现代版。当然,印象深刻的还是其高度:1000米,比深圳最高峰——大梧桐山顶峰还要高出近100米。
据大成建设的接待人员介绍,日本几大房地产开发商都在积极设计超高层建筑。只是持续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使这些宏伟的超高层建筑方案暂被搁置了。日本放慢了建设超高层建筑的步伐,并没有妨碍其他亚洲国家独拔头筹。坐落在吉隆坡的“双于星塔”为世界最高大厦,但这个记录又能保持多久呢?
1999年“财富论坛”在上海召开。房地产专题分会有位日本森建设商社的代表。这家公司正在筹建超过“双子星塔”的超级大厦,只不过地点不在日本,而是上海浦东毗邻金茂的陆家嘴。进入2001年,北京又提出兴建世界第一大厦的动议,兴建世界最高大厦的角逐竟在中国的城市间展开。我们曾经头脑发热,盲目追求建筑的高度,迷信高度会为我们创造荣耀和财富,但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叹的是,这场游戏在中国仅仅拉开了序幕。
审视当年万科投资海神广场的决定,根据“聪明人不犯同类错误”的推论,王石只是自以为聪明啊,又有多少自以为聪明的家伙在犯着王石曾经犯过的错误呢?
呵呵,很不错呵.万科的观点不断集合起来,方便查找呵.
2006-8-14 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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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荫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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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一个万字头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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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搬迁话家常 王石
三
2000年夏天一个下午,接到L先生的一个电话,问我,“听说王炬的事了吗?”“听说了。”“你信吗?”“不信。”“你呢?”“也不信。”
L先生曾效力万科地产,20世纪90年代初离开万科,在深圳做另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合伙人,喜欢运动、擅交际、念旧情。高尔夫业余高段,同王炬是球友。
1988年末,刚完成股份制改造的万科挟资金优势,连续通过土地拍卖和投标获得两块宅基地,正式进入深圳房地产市场。万科的动作引起了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国土规划局局长王炬的关注。
一回生两回熟,万科创新市场的做法获得国土规划部门的肯定和赞扬。报批的各种手续,免不了有要副秘书长协调的。王炬干脆利索,不徇私情、秉公办事的作风给万科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主管市政建设的副市长是位女性.但作为下级的王炬并不买帐,表现出军人的强悍和陕西人的倔强,矛盾公开化。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副秘书长本人为此付出了代价,1993年调离城建口,到特区二线外的龙岗区委做书记。我很替“王头”惋惜,凭他对城市建设的理解魄力和行业威望,本可以有更大的作为。(私下称王炬“王头”虽然是表示不见外,也有尊其“老行尊”的意思。)
1995年,王炬书记改任主管特区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坐在了冤家对头的位置上,总算如愿以偿,老王也替“王头”高兴。1995年的深圳,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低潮,大多数房地产公司还蒙在宏观调控的阴影里,日子不好过。新任副市长亲自召集行业会议,倾听公司的意见,推进城市建设速度,鼓励中心区投资,采纳企业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这些都使人眼睛一亮:老将出马不同凡响。同几年前的副秘书长相比,“王头”没有什么明显变化,只是身边多了两样东西:胰岛素注射器、高尔夫球杆。但这并未改变万科同副市长的传统关系。谈业务在办公室,聊天还是办公室,客气多过熟络。
有位同龄的朋友,是福田区的一位瓷深村长,农村城市化后改任董事长,没受过高等教育,表面上不善辞令老实巴交,但其随和通达的性格却广结人缘,能很快使客客气气变为推心置腹。在这位村长请吃的饭局上,才看到“王头”饭后卡拉OK、交际舞轻松的一面。显然,在人脉关系上,轻轻松松好过客客气气。
福景大厦的“春笋色”
时间一晃到了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冲击香港,楼价无法遏止下泻,平均缩水45%,毗邻的深圳楼市亦受到冲击。万科福景大厦正紧锣密鼓施工,外墙体瓷砖自下而上逐层施工,已经接近顶层,按计划年底竣工交钥匙。这座大厦由一栋办公楼、两栋商住楼、辅助大型商场所构成,大厦墙体的装饰瓷片为绿色。
4月8日,城建主管部门突然勒令福景工地停建,理由:大厦的颜色同城市的景观色不协调。口头解释:主管城建副市长的指示——中心区的主色调是灰白色,怎能是绿色?
接到深圳地产的告急,我下愣住了!福景的位置并不在规划中心区,没道理限制大厦的颜色,因颜色停工致使年底不能按时交付使用,问题就大了。福景住宅一期已经于年初售出。但此时深圳的高层商品房价格已经较年初下跌了30%,因工期延误而造成的退房至少要损失人民币6000万。为什么下达“停建令”不事先打个招呼?隐约感到福景颜色的发难只是个幌子。
隐藏着什么昵?找人了解一下吧。想到了福田区的村长和L先生。问题是时间上没把握一个星期弄清楚,还有回旋余地,如果一两个月才弄清就什么都来不及了。既然时间没把握就单刀直,复杂问题简单化。
在副市长办公室。没待“王头”解释为什么勒令停建的原因,我抢先表明了万科地产的态度:一、国土规划局的停工令是正确的,工地停工了;二、已经安排敲掉绿色瓷砖的工程队进场;三、请明示福景的颜色。老王的表志出乎这位“老行尊”的预料。
王副市长没有明示颜色。3天之后城市规划院出了十“春笋色”。何谓春笋色?请做田野观察:春笋自下而上绿色、浅绿、渐变到顶尖的白色。按照这个渐变色的方案,福景大厦的外立面只需敲掉上半部的绿色贴面,再贴浅绿、白色。即使这样,敲掉的贴片面积达2万平方米。浅绿色瓷砖是给瓷都佛山下的紧急定单,价格上浮30%。这一个来回,帐面损失人民币400万。夜以继日施工,工期保住了,规避了一次经营危机。
1998年过去了。自认为聪明的老王却没弄懂“王头”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
药。
大型购物中心的诱惑
1999年初,深圳市委书记在视察翠竹路万佳二分店时,给万科董事长出了个题目:深圳缺少大型购物中心,建议万科投资建设。
“你考虑这个购物中心有多大?”书记问
“5万平方米?”老王鼓足了勇气。
“5万太小了,至少也得5万的3倍,15万平方米。深圳什么都不缺,就缺聚集人气的大型购物中心。你们研究清楚,打报告上来。从规划建设到投入使用,需多长时间?”
“3年吧。”
“不行,太慢,明年春节能投入使用吗?”
“如果不超过3层,仅仅是工程建设周期,没问题。但市场调查、设计很费时。”
“改革嘛,要解放思想。”
市委书记的青睐,令老王兴奋得当晚差点失眠。
这是个契机,把握好了能进军大型商业物业。问题是,万科地产专攻盖好就销售的住宅,不熟悉出租为主的大型物业。决策前要从市场调查入手。抽调骨干筹备;市场调查委托给仲量行;工程技术人员派往国外考察;欧美建筑事务所拜访万科……商业机器开动起来。
经L先生斡旋.老王同“王头”的关系有了改善。安排家酒楼的包间相见,时间是L先生陪打高尔夫球之后。副市长吃上不大讲究.再加上糖屎病忌口,排斥山珍海味。“王头”对老王推心置腹:“我还有1年时间,大型购物中心的项目会帮到底。误会消除了,不再提了。往前看。”
什么误会呢?“王头”两次获得小报告:万科的名气越来越大,自打被总理聘为顾问,王石不把深圳放在眼里,言必北京、上海,还说王炬要下台了。老王耐心地用小勺一勺一勺地掏木瓜翅里的木瓜肉往嘴里送,心想:不在乎准说了什么,在于你怎么听。俺老王是那种人吗?
但从信息沟通上,老王很失败。回到总部,我对大佬(编者按:丁福源,现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监事会监事)谈了自己的感受,建议党委书记多走动走动政府,还建议大佬学打高尔夫球。
1999年下半年,王头亲自主持会议,审批万科的立项报告。但万科申请的几个地块都未获批准,由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指定中心区中央位置的块16万平方米中心绿地为购物广场用地,容积率0.8,可建面积近13万平方米。
接到规划的蓝线图并没有兴奋,因为占用的是规划绿地,要求整个建筑埋在地下,包括停车场。这种限制,增大建造成本还不是要害,要害在对消费者的不方便。在大城市的商业密集区,地皮昂贵,才建设地下商场、车库。
万科同中心区建设办公室各持己见。期间负责规划中心区的日本黑川事务所欲承接大型购物中心的设计。国际建筑大师黑川纪章本人约见老王,并邀请老王前往日本考察。鉴于规划要点的障碍,老王没有接受邀请。
哈姆雷特式的选择
万科有耐心等待规划要点的修正。王炬却失去了耐心。2000年初,中心区建设办公室一纸通牒下到万科深圳地产。×月×日之前不按规划要点上报方案视同放弃。是争取还是放弃?老王面临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死亡”的选择。
×月×日最后的截止日期已到,万科没有上报方案。这意味着万科前功尽弃。6月,王炬到人大任上不久,就传闻出事了。尽管同王炬相处得已经根不愉快,但老王不相信“王头”会接受巨额贿赂。
s先生是深圳一家财团的执行董事,私交甚好。一次聚餐会上谈到王炬案。S先生问:“为什么购物广场被收回?”
“规划通不过”
“怎么没争取?”
“王炬那老倔头你还不知道?”
“嘿嘿,王炬把中心区那块地介绍给我们了。我当时问,不是给万科做了吗?王炬摇头说万科没实力。我们还真认真考察了。考察的结果,认为规划有问题,同万科的结论一样。”
“询问能不能修改,王炬秘书给我们介绍了一家咨询公司。还真去了。你猜公司老板是谁?嘿嘿,王炬的女婿。一开口口气大得不得了,打包票能修改规划要点,当然了,修改要付出代价.只要台法也会接受。还表态,可以规划要点修改完成后,再收咨询费。嗬,这种主谁敢碰啊。嘻嘻,甭生气,担心你误会没有事先告诉你。”
“生气?有什么好生气的,你们集团比万科有实力是明摆着的。再说了,万科做这样的大项目还真没经验。不打无把握的仗。你们不是也没接手吗?”
下海这么多年有些经验之谈,其中一条:市场是很公平的,你投机待之,市场就会惩罚你,只是时间早晚。为官也是一样啊。诚实特人,睡得着觉。
ding ding
好地東西就是要頂
好東西啊,看了美國的Pulte Homes后感覺別人卻是事做得好
2006-8-16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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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一个万字头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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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搬迁话家常 王石
四
989年初万科建立第一届董事会,成员由11名组成:8名股东代表,海外投资、中资各半,管理层3名。2001年已经是第12届了,仍保留在万科董事会的只剩下老王一人。
其它人呢?管理层两位:大蔡、张敏,前者1997年随转让的银都公司一起脱离万科,现为银都董事长;后者20世纪90年代初留学英国,现任银都财务总监。8名股东代表中有6位是其委派的企业100%抛售了万科的股票,失去了资格;另两位股东更换了董事人选。
此时不做空待到何时?
万科发行股票不到半年就遇到经济走势偏软,一些股东沉不住气,低价出售万科股票。
一年之后,深圳柜台交易的股势发生微妙变化,一路追涨不停。当时交易规则粗糙,变割方法还是背书的手工操作,但有一条是现在深沪两市欲做却做不到的:个人股、法人股、国家股都一视同仁,可以自由挂牌买卖。
20世纪90年代初,能在深圳证券公司柜台挂牌的就那么几只股票,僧多粥少,股票狂涨!万科股票从1元零几分攀升到38元,柜台外(黑市)交易则接近50元。投资也就是1年多的工夫,百分之几千的利润啊。此时不做空待到何时?
万科最大的股东当时拥有800万股,按算术平均值25元/股计算也值2亿元。在母公司总经理办公室里,老王热情鼓动王新民总经理趁昂扬的行情抛售股票,回笼资金。被资金短缺困扰着的老总苦笑着公司是政府所有,企业股也是国有资产,变卖等同国有资产流失,谁敢卖?
同是国有企业的北京广播器材厂(非董事股东)却采取了市场的作法。在市场30元/股的价格时,厂长王殿圃心急火燎地通知深圳沽售40万原始股。获利近1200万,投资建设职工宿舍,获得全厂上下拥戴。几年后,王厂长调到深圳任赛格董事长,提起此事不无得意。同样受体制所限,做法不同结果完全不一样啊。
还有一家非董事国营企业股东,小失时机地卖掉原始股,但获利的资金却只打回原单位一小部分,上千万的资金转帐爪哇国。没有监督机制的国有股开放,国有资产流失必然。国家限制国有股流通也是不得已为之,只是不流通的国有法人股越积越多,成为阻碍当今中国股市健康发展的难题,是当权者始料不及的。
这股怎么扩?
微观操作层面,万科担心的是原来的上级公司(第一大股东)如何按市场价格参加扩股?不能按市场价格好的时候出售股票回笼资金,但为了保持控股地位却要每次扩股按市场价格的原则跟进——政策造成了尴尬和两难。
自改制为股份公司后,许多人都羡幕万科股权的分散,认为万科的股权架构避免了一股独大的局面,完成了所有权同经营权的分离。万科的体会:在企业不足够大以前,获取大股东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但由于万科的第一大股东的股权只占9%,不会全力以赴支持万科的业务拓展。在需要资金支持时更是如此。实际情况短是,自1989年万科股票柜台交易以来,万科一共扩了4次股,1993年增发B股除外,每次扩股都同第一大股东发生矛盾,尤以1997年增发最为激烈。
1997年王石同郁亮到特发大厦动员增持万科的股份至20%--25%,以此获得母公司对万科的重视和支持。母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总经理姓陈,是位有魄力,霸气十足的人物。
按这个增持方案,母公司耍拿出1.5亿。哪来这么多资金呢?陈总单刀直入:用土地啊。母公司光在香蜜湖的一家合资企业就拥有土地储备100万平方米,用20万平方米土地,万科还得倒找银子。陈总被说得眉开目眼笑,爽快地表态:非常赞成!
才过3天,陈总却180度否定了增持的建议,说:总公司业务三大重点:通讯、旅游、高科技,不能分散资金投资房地产。面对食言,老王却隐约意识到:万科引进有实力财刚的机会出现了。
一个星期之后,还是老王和郁亮向陈总提出第二个建议:卖掉万科的股票,回笼资金,支持通讯、旅游、高科技三大重点业务。按法人股以净资产为定价的参照,可回笼资金1 8亿。陈总又被说动了心,斩钉截铁地表示:这次不会变了。
没多久,万科介绍的买家——香港华润集团旗下的华创执行董事黄铁鹰先生现身,紧锣密鼓地谈判。陈总表现出强悍的一面:签订合同的当天要一次全额付清股款。信不过香港公司,不要外汇支付,要人民币。
距签订合同的时间还有一个星期,老王电话给陈总:“没有什么变故吧?”
“谈好的事怎么会变?”
“下个星期不会出差吧?”
“不会。”
黄先生责成属下北京华远董事长任志强携全额人民币支票南下深圳。距签台同还有一天时间,老王仍觉得不踏实,要求郁亮再次打电话落实。陈总爽快回答:明天见支票签台同:
翌日上午,任志强还在飞深圳的路上。老王接到母公司一位副总的电话。为难地通知:“陈总不卖万科股票了。”
“人家带着支票在路上.你让陈总自己和黄先生、任总解释吧。”
“陈总交代我来接待请吃饭,他有事不能出面。”
“这个……”只是心里骂。谁让他是你的大股东呢,还得扩股啊。
两天后,再次约陈总谈扩股,丝毫没有歉意的陈老板既不愿意放弃大股东的地位,也不同意扩股。你这不是有意刁难吗。忍无可忍的老王一巴掌拍向茶几的玻璃板上,摆出斗鸡的架式,按成都球迷的说法:雄起!
情绪已经失控。非亲身经历不能感受个中滋味。
这股怎么扩?
不投赞成票的赞成
这巴掌没把玻璃板拍碎,却关闭了母公司同意扩股的大门。
程序上,上市公司扩股需董事会形成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才能上报北京证监会会审.批准了方可发行新股。
第一关是董事会。1997年的董事会由19名董事组成,母公司有3个席位.址尬的是王石投票取向,因为占的是母公司的董事名额。作为蕾事长,代表全体股东利益投票赞成扩股:作为母公司的代表又不得不违心反对。即使母公司的3票全额反对,投有另外7名董事响应.无法阻止扩股方案提交股东大会。
可能联袂的是控股母公司的市国有费产管理公司。1991年.万科第二次扩股,母公司没有能力罪进配售的新股.由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买下并获得一名董事席位,1997年持股比率2%。这2%非同小可。股权性质划分,母公司的9%为法人股,而投资管理公司的2%属国家股。如果在上报证监会的报告显示国有股持反对意见,甭管股份比率多少,会对参加会审专家产生微妙的负面影响·
国有股的一票成了关键。赞成和反对方都在乎这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票。陈老板的眼里,那是煮熟的鸭子。我是你的全资公司,不支持我支持谁?再说了,下属企业都这么刺头,超百亿企业工程还要不要?(注:李子彬市长为激活国有经济,深化企业改革,推行超百亿企业工程)。切不说隶属的亲疏,当时万科的经营规模只有11.78亿,如何同启动百亿工程的母公司相提井论?
在俯瞰深南路成片绿化带的宽敞办公室,王石、郁亮向投资管理公司第一把手夏总陈述万科同母公司的难点。长者风范的夏总态度和蔼,倾听之后解释:按培养超百亿企业的设想,投资管理公司拥有的2%也要划拨给陈总,只是还没办手续……
把百病缠身的母公司纳入超百亿企业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算来,陈老板是母公司的第五位掌门人。母公司的前身是特区管理委员会,80年代初改制为公司,一段时间里,母公司仍掌握一枚深圳政府审批进口的2号章(深圳政府的审批印为1号章),典型的政企合一。凭这枚章,海关放行进口到深圳的企业办公设备和市场商品。
第一位掌门孙凯风曾任广东省某部歪书记,是位有胆识、勇于开拓的长者。业务从初始的贸易、房地产延伸到旅游、港口、餐饮、机械制造、电子加工、加油站、坟场……扩张得到国内海外银行的支持,内地寻找出路的资金也源源不断流入,只是90%属于短期借贷。
1985年国家金融紧缩,资金短缺突现,人才、管理、市场瓶颈接踵而至。母公司的业务拓展步伐嘎然而止。之后3位接棒的老总均无力使母公司振兴,其中一位操劳过度,殉职在岗位上。
母公司需要商业强人方能扭转颓势,曾任市劳动局长、康佳集团副总的陈总接手母公司,大刀阔斧、励精图治,不仅把母公司纳入市政府百亿企业工程,还纳入国家经贸委的大型国企改革试点。祈望投资管理公司同超百亿企业唱反调,似乎不大现实。
就这样输给陈老板又不甘心。硬着头皮约见李子彬市长。听取了王石的检讨和申诉,市长表志怎能拍桌子呢?谦虚谨慎嘛(王石惭愧地回应:失态失态);上市公司业务需要扩股是天经地义,但市长也不好直接干涉一家企业的投资决策。这“不好直接干涉”的含糊语气意味着市长的天平是向超百亿企业倾斜。
董事会表决万科扩股方案。母公司投反对票。但代表国有股的董事却没有投反对票.也没有投赞成票,弃权。1个月之后的特别股东大会上,投资管理公司同样采取了弃权的方式。这意味着投资管理公司对万科扩股的态度是不投赞成票的赞成,又不使陈老板尴尬。上报证监会的扩股方案顺利通过。
也就是在这一年,王石第一次休长假,8~9月在西藏呆了1个月。
2006-8-17 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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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998年日本住宅市场考察。考察计划由东京的小付安排。此时读完研究生的付工受聘于东京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深获所长器重。考察路线:大阪、神户、福冈、东京、横滨。
5月的日本,错过了樱花,迎来了多雨的季节。富冈街头上还能看见倒塌清理后待建的小块工地,整个城市的建筑、道路、行人如常,怎么也想象不出年前发生的阪神大地震。日本政府迅速修复大地震对城市破坏的能力令人感叹不已,同时也让人意识到建筑物防震设计的至关重要。
参观一处坐落在城郊的高尚住宅小区。没有同发展商联络,只能在小区漫步而无法进入凭智能识别卡进出的高层公寓。“信不信,没有卡我能进去。”大姚自信地说。 “嘿嘿……不要搞。”小付笑着劝阻,以为大姚准备在电子锁上做手脚。“你放心啦,不会干违法的事。”
下午3点半钟,幽静的小区只有一伙好奇的中国人在游荡。一位日本老太太进入视野,慢腾腾走进公寓大门,掏出智能卡,对准识别屏,咔嗒,玻璃门开启了。就在这一瞬间,噌的一个箭步,大姚贴到老太太的身后,在门关闭前已经进了公寓;老太太浑然不知身后发生的事情。大姚从里面把门打开问,“谁还有兴趣到顶层看看”大家鱼贯而入。
小区出来,路边休息。对面一栋现代风格的建筑物,对外开放。好奇心驱使,我们信步走了进去。
中厅一个大玻璃罩,空空如也。贴近罩里突然冒出火焰,一组、两组、三组,飞舞的火焰交织成一幅幅流动的绚丽的图案;音乐声随之响起,火焰喷泉。再往里走,各种有关煤气、集科普、趣味一体的设施一一呈现在眼前,引人入胜。这是一家煤气公司对外开放的陈列厅,建筑物里还包括科研办公部分。
凡日本大的株式会社都有这种兼有对外开放功能的集科研、办公、展览交流一体的建筑。而在中国的企业,更感兴趣的还是如何建造所在城市第一高办公楼。从煤气公司的展厅走出来,脑海里仍映现着呼呼作响的火焰喷泉,默想:万科建筑的第一座自用建筑应该是能同市民交流的建筑研究中心。
上梅林63号是块9000平方米的规划工业用地。曾经想发展录像机制造业的万科申请这块地皮做录像机装配厂房。1992年底万科确定了房地产行业为主业后,这块地皮就闲置了下来。1995年,同荔景大厦的合作方重新谈判分成比例时,曾设想把这块地作为减少对方分配比例的补偿,只是合作方没有兴趣,交易不成。
1999年组建建筑研究中心,梅林63号被确定为中心选址。
一晃进入2001年。建筑研究中心主体完工。设计为2005年时的200名科研人员规模,此时的人员,仅为设计人数的1/10。从减轻中心办公经费的角度考虑,在中心形成规模之前应该考虑其它部门利用空置的办公空间。权衡再三,总部决定搬进建筑研究中心。
总部搬到水贝工业大厦是临时的,当时考虑只是两年的过渡,却一呆就是八年。这次搬到梅林63号还是临时的。第二个临时八年吗?不用。大概五年时间,两年物色地址,两年建设,再留一年的机动时间。 ’
我心目中的万科总部还是在深圳,在临山傍海的开阔地。总部的建筑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宽阔的户外活动空间,远离喧嚣的市区。万科的指挥、培训基地应该是这样的环境呀。
在未来新的总部建筑物里,职员将占据最好的位置,因为,万科最宝贵的财富是万科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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