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分田

也许时代给予我们城市的，同样也是浮躁；在浮华的背影之下，裂变出来的或许是城市无奈的叹息。城市商业是遗忘历史还是在承载历史抑或是延续历史？是在诠释城市个性还是在同质化的商业供需之间变得惶恐无措？现代商业给予我们的是同质化的需求还是对个性化生活及城市文化的理解？我们无从所知，也许只能从那些城市浮华的背影后去体验与思考。

如果非要将城市两个字拆开，“城”与“市”的结合可以看作是我们对城市最为生硬的理解。

在这个古老的民族，年轻的国度里，“城市化”无疑是这个时代最为热烈的主题之一，在城市大规模扩张与改造的背景之下，“城”在扩张与改造的同时，“市”的繁荣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与内涵。

但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自觉地发现了悖论，那散落在大江南北的城市大多是在农业文明的滋润与哺育下成长和发展而来，但是如今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市营造”，那些残留在城市间的农业文明的印记被当做最为可恨的障碍，根植于古老农业文明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城市中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乃至割裂。

结果是古老的文化大多被作为符号散落在城市的角落，而摩天的写字楼、装修豪华的品牌店以及摆满了各类琳琅满目商品的超级市场和会展中心成为城市诠释现代商业的建筑语言和形式语言——商业地产在城市化进程中开始承担它的责任，并为人们所争议。

翻开一些城市旧有的影像，我们会发现一些现在看来依旧可爱的东西。秦淮河桨声与灯影交错，两岸的繁华与风流至今仍残留在故都的记忆当中；成都宽窄巷子里声声不断的川腔吆喝，百年春熙路恒久的熙熙攘攘；济南开埠，“经”、“纬”之间成就了泉城的风华……这些或遥远，或近在的景象让我们明白，“城”、“市”之间，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距离。所不同的是，在大多曾经繁华的都市里，城市也许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在标准与概念的桎梏中变得茫然，城中的“市”大多在自然与平和的发展中得到升华，从而留下了更多的意义与内涵。

是的，在城市飞速的扩张与以“城市营造”为主题的城市更新面前，我们既兴奋又茫然，于是，我们浮躁……¬如何在城市变革与城市个性之间做一个合理的选择，哪怕这样的选择是痛苦的，我们或许明白，平衡与渐进才是我们对城市最为理性的态度。也许喧嚣仍继续，但喧嚣的终点应该是平和。毕竟成都人还是喜欢在茶馆里摆龙门阵，南京人还是喜欢提着篮子逛菜市场，人们的生活似乎永远在喧嚣中寻找着平和的境界。

[ 本帖最后由 八分田 于 2006-9-18  14:58 编辑 ]

八分田

　　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象使然了。

　　——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烟花秦淮

        作为曾经最繁华的商业区域之一，秦淮河两岸记载着太多的繁华与风流。但朱自清在写《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时，秦淮河两岸的风华便已渐渐凋零了，今天，我们只能从残留的片断去寻找秦淮河的昔日风华。

        中国博物馆馆藏《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中我们依稀看到秦淮河昔日的胜景，这幅长350厘米、宽44厘米的历史长卷描绘的秦淮河两岸街市纵横，店铺林立，车马行人摩肩接踵，标牌广告林林总总。长卷绘有109家商店及招幌匾牌。长干里出现了两个专业大集市：以经¬营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为主的“米行大市”和以经营竹木薪炭为主的“来宾集市”；店铺前高悬的“东西两洋货物具全”、“川广杂货”、“万源号通商银铺”等店招，南京当时不仅是全国商品集中贸易的商业中心，还销售大量来自国外的商品。

        然而，秦淮河的繁华似乎总是断断续续，六朝时代，十里秦淮两岸贵族世家聚居，文人墨客荟萃。隋唐之后，一度冷落。明清再度繁华，富贾云集，青楼林立，画舫凌波，成江¬南佳丽之地。秦淮风光，以灯船最为著名。河上之船一律彩灯悬挂，游秦淮河之人，以必乘灯船为快。按今天的说法，昔日秦淮河两岸可以称之为集旅游、休闲、娱乐、文化为一体的综合商务区，其承担的功能亦与近代城市相近。

        清代作为江宁织造府的所在，南京不但承担了沟通南北物流和东西物流的责任，而且江 宁织造府也基本承担了管理国家纺织业的职责，于是，在烂漫的烟花当中，江南的富饶与城市手工业的繁盛带动了贸易的繁荣，并集中在秦淮河的两岸，明清时期，南京就成为当时国内最为繁华的都市。

        南京似乎是中国最早走上现代都市轨道的城市。但南京悲苦的命运却让这份繁华徒添许多伤感。终于，无法忍受伤痛南京渐渐的走出了繁华都市的行列，即便是如今再谈振兴，却也带着些许的无奈。

夫子庙

        在朱自清与俞平伯两人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及《桨声灯影中的秦淮河》看来，民国时期，南京虽为国都，但秦淮河的胜景已然不如明清之际，时至今日，秦淮河浮华的背影，只依稀能在南京夫子庙一带还能隐约地捕捉到。然而，随着南京新街口、山西路、湖南路等商业圈的兴起，加之河西与½¬北新的商业圈的兴建，夫子庙于南京的地位，也愈加的尴尬起来。

        夫子庙历来是古都南京的商业、文化繁盛之区，餐饮老字号盛极一时，魁光阁、永和园、奇芳阁、六凤居、老正兴……¬几乎每个老南京都能毫不费力地报出这些名字。但在今天，夫子庙的餐饮老字号们却成了南京人心中的“鸡肋”，许多餐饮老字号经营惨淡¬，乃至歇业、关门。仅夫子庙饮食有限公司旗下原¬有的66家企业，就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减少了44家，包括大量的老字号。

        “夫子庙商业的特点以小吃著称，可现在夫子庙的小吃不但不好吃，价格还贵，南京人从来不吃。”南京人对夫子庙不屑一顾，“如果有人来这边买东西的话，假如有，那肯定是便宜货，10元三件。南京人都知道，这里是地摊货的象征。”在许多人看来，即便在外地人眼中最能代表南京特色的夫子庙如今也不能说是地道的南京味了。2005年“五一”黄金周，夫子庙步行街入口处的“夫子庙大世界”又换了新招牌，著名小吃宁波“汉里翔”替换了苦撑三个月的台湾小吃食街。这里几乎是三个月换一个商家，一会儿是台湾小吃，一会儿是服装商场，现在又换宁波小吃了。与小吃命运相同的是，开在“大世界”斜对面的“新襄阳服饰广场”也同样生意冷清。

        夫子庙似乎是一个故去的繁华背影下孤独的存在，业态水平的低下让夫子庙在传统与现代之冲突中迷失了自我。

新街口

        秦淮河与夫子庙记录的也许更多的是十朝故都的繁华，新街口却是南京的现在。其实，新街口的历史也逾百年，但作为民国国都时期成长而来的新街口更多的是现代商业的印记，新百百货、金陵饭店等南京标志性的商业建筑构成了南京现代商业建筑语汇。

        1980年代，金陵饭店名动一时，成为新街口的标志性建筑，而如今，金陵饭店早已不在孤独，高楼林立的新街口CBD近年来一直是南京商业地产的骄傲。然而新街口近年来的迅速扩张多少让人有些茫然。随着近年来中央商场、东方商城、商茂百货及金陵购物中心的集中亮相，南京新街口商圈的营业面积达到了40万平方米，成为“中华第一商圈”。

        而上海的南京路只有30万平方米，北京王府井亦只有26万平方米。南京对新街口2010年的规划是：整个新街口商贸商务区的商贸从业人员规划控制目标为8万人，营业收入1200亿元，其中零售业为300亿元，占全市商贸业零售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宾馆酒店业的营业收入达到45亿元，控制建筑面积为80万平方米；文化休闲与餐饮娱乐业的控制面积为155万平方米，餐饮娱乐业的营业收入达到15亿元。新街口俨然已经成为南京“市”的心脏，其每一次跳动，都带动着金陵城的脉搏。

        有人说新街口背负得太多，偌大一个南京，却只有新街口的风光独好。岂止是新百、金鹰、中央商场和商贸百货，国美与苏宁在新街口也打得不可开交。南京的商业越来越向新街口集中，于是新街口扩张的步伐也越来越快，东已跨过大行宫，南已到内桥，西已近汉中门，北则越过珠江路。过多的商业地产项目集中在新街口，让南京人在兴奋于新街口为城市带来了繁华的同时，亦感叹新街口的可怕，曾经商铺每平方米60000元的价格让南京人唏嘘不已。

        新街口的繁华胜景依稀让悲伤的金陵城隐约地体验到了曾经的风流，然而商业集中的背后是同质化的恶性竞争。无序化，让历经百年的新街口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湖南路与河西CBD

        缓解新街口压力的方法似乎有，便是将新街口部分功能分化出来。其实新街口的卖场们打的大多是高端牌，名牌的服装，名牌的化妆品，名牌的奢侈品。南京的普通老百姓还是喜欢湖南路狮子桥的小吃，这里的价格比夫子庙、新街口的便宜，口味却要更正宗，加上地下商场等更多平民化的商铺，而且没有了旅游景点的拘束，于是大家乐得逛个自在。

        2005年湖南路的销售额达到了32亿元，仅上交给南京市鼓楼区政府的税金就达5000多万元。这条长1100米的小街，日均客流量在20万人左右，节假日则达30万人以上，商家总数已从1997年的118家增加到现在的205家。湖南路有卡拉OK等娱乐场所，吸引了大量的学生，而食客们则聚集在湖南路中段的支干道——狮子桥美食街和马台街上。

        与新街口相比，湖南路更有当年夫子庙的影子，这是如今南京人自己的商业街。与湖南路是南京市民自己的选择相比，河西大概应该是南京市政府的选择了。十运会建起了奥体，与之相配套的规划出台，于是整个河西成了如今南京城内开发商的必争之地。而最近建邺区和南京市政府八部门将迁入河西中央商务区(CBD)新城大厦的消息，更是对河西地区快速集聚人气起到了积极的引导效应，目前已有境内外200多家金融、保险、证券、中介机构和跨国公司、集团落户河西。

        如果说，新街口带动的是商业的繁荣，也许南京人更多的希望河西能够带动南京产业的整体发展。毕竟昔日的芳华已然逝去，而南京却不能总是以苍老和悲伤的面孔示人。

八分田

开埠百年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济南古城开来了第一列火车，大多济南市民跑到火车站目睹了这个稀奇的钢铁“怪物”。其后，这个“怪物”带来了德国的洋线、洋火、洋油等。一时间，经营土货的济南商人纷纷改弦更张。

        当时山东的主政者主张理智地处理与列强，特别是以山东为势力范围的德国的关系，力谋有理有节，既阻止德国势力借助铁路向山东内地扩张，同时又以主动应变的姿态，利用新建铁路交通优势，振兴民族实业。1904年5月1日，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山东巡抚周馥上奏，拟请在山东内地自开商埠。奏折中称：在济南城外自开通商口岸，以期中外咸受利益，拟将潍县、周村一并开作商埠，作为济南分关……清廷接受了这个奏议，批准山东三处自开商埠。

        济南的自行开埠同此前青岛、烟台等地的被迫开埠是不同的，它在行政管理、市政建设、司法等方面的独立，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如规定涉及邮政、电报、电话等中国主权利益方面的事宜，均由国人担任；商埠行政管理司法等方面也由国人担任等等。“自开”在于争自主之权，而济南、潍县、周村三地同开，在中国近代绝无仅有。

        1905年11月15日，济南商埠筹办告竣，正式开设为“华洋公共通商之埠”。

        历史上，济南的城市发展是以老城为核心，向周边辐射式扩张的。1860年开始修建外郭圩子墙，将这些区域圈进城来，于是形成了内外两道城防，但内、外城墙所构成的格局不是“回”字形，而是在北城墙(今大明湖北岸一线)互相重合，形成“两圆相切”格局。开埠之初，济南商埠的界址划定为：东起十王殿(今馆驿街西首)，西至北大槐树村，南沿长清大街，北以胶济铁路为限，面积约两平方公里，规划面积27公顷。这里当年多是坟场和田野，其中的三里庄、五里沟、魏家庄等几处村庄暂予以保留。当时的老城与商埠间尚有一段荒路，用现在的眼光看，当年的规划是颇为科学的，开创了“老城保护、发展新城”的模式。

        济南商埠区的街道规划是按照经纬来设计的，但与地球仪上的经纬正好相反，东西向的道路称为经¬路，南北向道路称为纬路，据说这起源于传统纺织业中所讲的经纬线。因东西向的马路长而且宽，所以经一、经二路等便被老百姓称为一大马路、二大马路。经路与纬路将商埠区切割成大小不等的棋盘状街区，沿街可安排商业店铺，街区里面则建设里弄或别墅。这种布局是西方近代商业城市常用的一种规划手法，便于功能分区。

        老城新埠成为济南的新式格局，它既保留了一个具有传统风格的老城，又容纳了一座体现西方近代风格的商埠新区。因工商业繁荣和城市人口增加，济南商埠区不断扩大范围。1918年将普利门外沿顺河街向西到纬一路的地段拓为商埠区。商埠的经一路、经二路、经三路逐渐发展为商业繁华之地，数不清的银行、洋行、老字号及商场式市场纷纷在此扎堆，济南工商业在国内城市中的地位扶摇直上。

        据统计，1927年，济南仅城关及商埠两地区的商户就达6700多家，成为山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我国的交通枢纽，也是华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老玉记

        只要是老济南人，没吃过老玉记扒鸡的恐怕很少，当年位于魏家庄西头的老玉记扒鸡店前，许多孩子为了吃扒鸡而与父母“缠磨”半天。但现在，老玉记的后人虽仍在经营扒鸡店，但那早已不是家族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现在老玉记最大的营生是老玉记礼品城。

        张峰的祖父张玉孝在创立老玉记扒鸡这一品牌时，用的就是张玉孝的名字。到张峰父亲张润生这一辈，老玉记已成了相当规模的饭庄，名为润生斋，这座位于商埠区普利门附近的饭庄与汇泉楼、燕喜堂、聚丰德并称为济南四大饭庄。解放前，鸡作为宴席上的“大件”之一，有钱人才能消费得起。老玉记扒鸡在当时每天能卖出近300只，占了济南扒鸡日销量的一半以上。

        解放前靠卖扒鸡，张家盖起了二层楼，装上了电话，出门坐车，柜子里存的钱够一家人吃穿几辈子不愁的。张峰的父亲张润生事业有成的时候，娶了一家玉器行老板的女儿为妻，这个女人就是张峰的母亲。正是这位润生斋饭庄惟一的女性、一名深谙玉石品性的女子，成了张家日后再次发达的转折点。张峰的外祖父所开的玉器行在韩复榘撤退时，被乱兵洗劫一空，老人因此抱愤而亡。不过老人的遭遇告诉了后人一个道理：“盛世藏玉，乱世藏粮。”

        解放后，张家在魏家庄西口做扒鸡生意，1989年张峰的父亲张润生去世。改革开放后，个体经济出现，张峰在母亲的指点下干起玉器行，后改为礼品店。张峰有个习惯，每开一家分店时都不租店铺，而是直接买房产。十几年下来，老玉记礼品店规模越来越大，开了不少分店，但这些分店没有一处是设在老商埠区的，张峰并不看好老商埠，他说现在那里哪还有人啊？

泉城路

        一条街的变迁，可以浓缩一个城市的变迁，甚至人们生活的变迁。如今，泉城路仍是济南最繁华的商业街区，是泉城济南的标志之一。多少年来，它集政治、文化、商业、旅游等功能于一体，扮演了多重角色。

        泉城路是济南的城市“名片”，是济南历史上最古老的商业中心街区。泉城路在明清时代已十分繁华。当时叫济南府大街、西门内大街。明清时期，泉城路一直“商贾云集”。

        泉城路的称谓首次被正式使用始于1965年。当时，政府将原府东大街、府西大街、院东大街、院西大街、西门大街、西门月城街合并，首次命名为“泉城路”，这一街区作为济南商业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也许因为担负了太多的“使命”，背负了太多的“责任”，泉城路近些年来已显得“老态龙钟”：硬件落后、交通拥挤、经营分散、商业衰败，与国内一些大城市的标志性商业区相比，泉城路明显“落伍”了。身处寸土寸金的城市“心脏”地带，却因“历史包袱”沉重而裹足难进。

        2001年，济南市政府对泉城路进行改造，改造完成后，泉城路东起青龙桥，西至泺源桥，北通太平寺巷、高都司巷，鞭指巷、省府前街、县东巷、县西巷；南接旧军门巷、榜棚街、卫巷、舜井街、历山西街，全长1560米，毗邻大明湖、趵突泉、泉城广场、黑虎泉等诸多景点，相连芙蓉街、曲水亭古城区。

        但泉城路似乎依旧难以拯救整个济南的商业空虚，百年前开埠景象早已不再，济南现如今给人最为直接的影响似乎便是商业的凋零，有人说泉城路是如今济南依稀能寻找的商业影子的街道，但泉城路如同现在的这个城市一样，在没有商业的困境中寻找这商业的未来。

八分田

　　如果要寻找最能代表成都个性的什物再容易不过了，茶馆里一坐，听听茶客的龙门阵，成都鲜活市井文化便清晰的呈现在眼前。倘若还是觉得不够，便可独自坐在春熙路的长椅上，看看来往喧嚣的人群和目不暇接的成都美女，或是找家川味还算地道的饭店，吃几个钟水饺，一碗担担面，或者一叠夫妻肺片……这是一个市井气息与城市个性同样鲜明的城市，是一个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融合得更让人摸不透的城市。

        虽有“都”之名，却有“市”之实。一直以来，作为西南最为繁华的商业城市，成都在小吃与美女的印象交错中摆着自己的龙门阵。

        成都人似乎永远不缺两样东西，一是时间，二是金钱。成都人悠闲，悠闲了便去消费，要逛街、喝茶、打麻将，生活滋润得忘乎所以。坐拥天府之国的成都天生享有富饶，是上帝的宠儿。自古蜀锦、蜀盐均在成都进行贸易，偏居西南，又有蜀道天险和都江堰呵护。因此成都历来较少受到战火的摧残，只独自享受着西南都市的繁华，所以成都从来都不缺“市”。

        从锦里到春熙路到盐市口到骡马市，成都的繁华记录在这些原本从宽原巷子中发展起来的商业街市。看看这些街市的名字都可以感觉到成都昔日的风流，骡马市、盐市口、春熙路，不正是一个个繁华而市井的名字么？在此基础上发展的成都商业地产似乎有着天生的优厚条件，天府之都、西南重镇，固有的繁华的街市。

        然而我们在寻找成都商业地产发展历程的时候却发现近年成都商业地产更多的是政府对现有商业格局的不断调整。2001年春熙路大改造，2003年-2004年中央商务区规划。成都现代都市的意味越来越浓了，然而，成都给大多数人的印象却没有变，依旧是悠闲而繁华的天府之都。

公共空间的消逝

        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描绘了成都丰富多彩的街头文化，书中配有113幅珍贵的历史图片。这些视觉资料让我们身临其境地看到，那熙熙攘攘的街头和芸芸众生的相貌：行人、小贩、手工工匠、茶馆茶客、街角的剃头师、摆地摊的算命先生——三教九流，无奇不有，它们从另一个角度帮助我们重构成都那逝去的文化和历史。书中说：“街头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它们不仅负担着城市的交通，而且还是日常生活、经济行为的载体。”

        成都作为中国西部商业最繁荣的城市，街头是店铺之外最重要的商业空间。除了特殊的集市外，日常的街头市场种类繁多，有盐市、鱼市、陶瓷市、棉花市、牛市、猪市、果市、花市、柴市等。不同的交易分别占有各自的空间，还有游动的商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街头不仅作为市场，而且成为工匠的手工工场。工匠们当街制造产品就地出售，制作的产品五花八门。

        成都居民把街头作为他们日常生活的空间。人们在街头购物、聊天，互通信息；进行各种娱乐活动：斗蟋蟀、斗鸡，观赏街头艺人的表演等；有的人还在街头喝酒、吃饭。孩子们喜欢在街头放风筝，观看西洋景(即通过一个小孔看图片)，做各种游戏。

        如今成都街头文化似已难觅曾经的影子，诚如王笛在书中所言，现人们在街头行走大多行色匆匆，城市因此而缺乏生气。众多城市街头文化的功能开始转移到街边的收费空间当中，也许悠闲的成都，因此而失去了她许多快乐的生命。

百年春熙路

        说起成都商业区，成都人绕不过春熙路，正如上海人绕不过南京路，北京人绕不过西单一样。作为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街，春熙路不仅历来是成都人销金玩耍的重要去处，同时，它还传承着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气质。

       春熙路的前身，本是一条原¬街小巷，与走马街相连，形成一条南北直线，横贯其中的东大街是出东门下川东的必经¬之路。当时城中心已有一个商业场，是商业中心，从东门上来的客商，经东大街去商业场，中间要经¬过这条小道。这样，修筑一条比较宽的马路，打通东大街到商业场的交通，自然成了市民客商的迫切愿望。春熙路应运而生。

        1924年，春熙开街。名取“熙来攘往，如登春台”之意。

        据史料记载，春熙路建成后，成了连接东大街和总府路“劝业场”的黄金大道。一时间，本土的、外来的，“北京帮”、“浙江帮”、“四川帮”，与金发碧眼、白皮肤的洋人们同台经营，商贾如云，店铺林立。在这个路面宽八九米、长约2000米、汽车与人力黄包车同行的商业街，集中了胡开文笔店、稻香村糖果铺、商务印书馆、宝成银座、大光明钟表公司等众多当时的“品牌店”及百货店、绸缎行、鞋帽铺、银行、报馆等等30多个行业的商铺，总共约有200多家大小商户，终日车水马龙，成了富人的购物天堂。

        近百年历史的春熙商圈无疑代表着成都一种不老的商业脉动。成都逛春熙、说春熙，它是这座城市永恒的话题。成都人对春熙商圈的特殊情感，不仅仅在于其不可取代的“第一街”位置，更因为这条街对于成都，对于成都人，更多的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一个世纪的商业人气和成都美女都流经这里，亨得利钟表、精益眼镜、成都工美商场等百年老店与太平洋百货、王府井和伊藤洋华堂等百货新贵交相晖映，繁荣着春熙路。

        从80年前的富人天堂到现在的流行百货聚集地，春熙路完成了从一个简单的商业街区到一个具有城际辐射力的商圈的升华，这个从未缺少过喧闹、交易、人流、金钱的繁盛之地，不但成为了本地人心目中独一无二的“西南第一街”，而且每天还吸引着无数外地观光客慕名而来。

成都CBD

        街头文化的消逝与春熙路的变迁大多反映了成都在城市进化过程中的选择，同样，成都CBD的规划也是成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选择。2003年到2004年，成都对有关CBD的规划与核心区的讨论甚嚣尘上，骡马市—顺城街—盐市口为核心的CBD规划，成都人更多的感觉到成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区域中心城市的快乐。

        自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之日起，成都人就在开始做自己的CBD梦，因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位于四川的缘故，外商们大多看好成都航天航空及与其相关高科技产业的地缘优势，以此为基础的高科技产业带在成都及其附近城市正在形成当中。微软等大量国内外大公司的进驻成都，使成都写字楼市场一时走俏起来。

        2004年，成都关于中央商务区的规划出台，一个北起新华大道、南至府南河，东起红星路、西达东城根街，总面积5.5平方公里的CBD被规划出台。其中，中央商务区的核心地区2.45平方公里，包括了春熙路、红星路、盐市口、骡马市、顺城街等传统主要商务、商业区域。核心区将以金融、商务、行政、办公、宾馆等为主，核心区之外的片区是中央商务区的外区，面积3.05平方公里，有少量的居住区域。

        “银河王朝、总府可以接待商务伙伴，王府井、太平洋、百盛购物方便，骡马市的金融圈相距不远，民航、电信也就在楼边。我可以在15分钟内走到大多数商业伙伴的公司，也可以在午餐约会上谈妥生意，安顿客人住处。”成都人对自己的CBD似乎很满意。

        然而就成都CBD的规划来看，没有表现出圈层的概念，而是执行了严格的功能分区，将商务中心区、商业中心区、文化博览区和生活配套区分置于CBD的不同区域。这种严格分区似乎让整个CBD构不成内核，不能形成各城市功能的有效集中。加之商业中心区的同质化竞争严重，成都CBD依然只在起步中缓缓地走向未来。

春熙路是个不错的地方，不论是购物还是休闲都是好去处，过节的时候更热闹，只有0.4平方公里，但1年掘金100亿
更多照片看过来，呵呵！http://www.hanminzu.com/bbS/dispbbs.asp?boardid=33&ID=112640

[ 本帖最后由 fctianxia 于 2006-8-14  15:32 编辑 ]

八分田

李品璐：遥望江的北的繁华


　　在南京，长江天堑似乎并不如当初毛主席所写的那样变成了通途，在江南的房价被炒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江北依然冷清甚至于萧条。位于江北的浦口区嫉妒地远望着对岸的繁华。南京长江大桥沟通了中国南北的物流，却无力带动南京½¬南与江北的协调发展。

        但在许多开发商眼里，江北有物流优势，物流商业的繁荣或许能为未来江北商业繁带来更多的期待。南京红太阳集团便是其中之一。

        “在南京，江北有其独特的物流优势，浦口火车站终点与起点，有长江最大的集装箱码头向西可达皖、赣、鄂、湘、川，朝东经¬南通、上海出海，公路104、312、328国道直接辐射苏北、安徽、山东、湖北、河南等地。”南京红太阳集团党委副书记、华东MALL总经理李品璐对《观点|地产博客》说。

        其实，改革开放初期，作为长江黄金水道和京沪线上的重镇以及连接安徽，通往华中地区的交通优势，依托物流，南京的城市辐射能力除江苏之外，还包括安徽以及湖北等华中省份。但近年来这一物流优势似乎有所减弱，大概与上海及附近区域的崛起，南京在长三角被边缘化了有关。更重要的是，多年来江北的发展规划总是在江南的各类项目上马的喧嚣声中变得微弱，甚至不为人所闻。

        南京市政府规划部门及大多数南京地产商对江北的定位与规划都存在争议，而江南房地产市场的喧嚣也往往让大家忘记了江北特有的物流优势。事实上，江北有形成商务区的产业条件。2003年，南京终于出台《南京沿江开发规划》，物流被列入规划的重点产业当中，而南京市政府也将南京定位于长三角与内地的物流中转站，江北隐约的看到了繁华的希望。

        在新的规划中，物流在江北未来的开发中是被作为一个城市的区域产业来进行定位的，这似乎也正是江北未来繁华的基础。在南京经营了近十年商业地产的红太阳集团清楚地意识到了江北的这一地位，而红太阳装饰城在北的实践，更加坚定了红太阳集团的信心，近年来红太阳装饰城迅速成为华东乃至国内最大的建材贸易中心。装饰城在江北获得成功之后，红太阳开始筹划对江北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围绕物流产业的商业及住宅开发。

华东MALL

        “依托浦口的物流优势，红太阳集团已在江北建起了华东最大的建材贸易市场，而华东MALL正是要在扩大建材贸易市场的基础上把江北建成南京新的商务区并以此带动就业，从而达到南京市民来江北买房的目的。”李品璐对《观点|地产博客》说。

        华东MALL是基于一个李品璐称之为导向性商业地产的理念下指导开发的。其目的是通过提升地域产业，增强产业的吸纳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商业社区。

        在李品璐的描述当中，华东MALL将是一个集建材贸易基地、零售中心、物流中心的商业地产产业链的项目，其中既有与相关产业配套的设施，同时也有休闲、娱乐等相关生活配套设施。

        2005年5月，华东MALL第一期工程已正式启动。2007年，华东MLL第一期将完工，同年，沃尔玛将进驻华东MALL。其中的核心是，在江北形成一个物流产业链，并以此来带动江北的整体繁荣。“届时江北也将渐渐变得更有人气。南京不应该只是江南的南京，更应该是横跨长江的南京。”李品璐说。

江北新CBD

        “红太阳在南京经营了多年的商业地产，江北装饰城的成功更是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江北发展的方向。对于许多地产商和学者认为江北不可能成为南京新的CBD的说法，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李品璐对《观点|地产博客》说。

        李品璐认为，目前江北的开发不是江北能不能聚集人气的问题，而是江北能消化多少南京新增人口问题。依靠建起来的商业地产链条，带动江北产业链的发展，从而带动江北人气的聚集。华东MALL的目的就是消化新增的并不富裕的外来人口以及城市本身的贫困人口，在给他们就业机会的同时提供住宅及配套服务，然后逐步带动区域繁荣。

        “江北的地价便宜，住宅价格相对也便宜。届时，华东MALL在打造一个地产产业链的同时将提供一个以物流为中心的产业链条。有了产业链的依托，我们要做的就是依靠华东MALL带来的就业机会和相对便宜的住宅将新增外来人口和南京相对贫困的人口导入江北，形成一个新的中心区。”李品璐对华东MALL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实事证明江北的物流产业链是有优势的，装饰城就是成功实践的产物，关键是如何把产业链条有机的整合起来。在这方面，红太阳有管理优势和资金优势。”

        根据城市板块的潜在产业优势，利用地产整合产业链条，从而拉动区域的繁荣，在国内的地产业并不多见，而李品璐则认为红太阳装饰城的成功让红太阳看到了浦口潜在的产业优势，并为红太阳成功启动华东MALL积累了经验。

八分田

　　我们知道，宋时，杭州是世界最大之都城；我们也知道，元时，杭州是世界最美之城。而今时今日，杭州仍然是休闲之都，但除了西湖，杭州城里是很难瞅出古都的模样了。

      其实，说起杭州城的老房子，还是以民国时期的建筑为多，真正明清以前的建筑越来越罕见了。这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1913年，杭州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城市建设，拆除了城门、城墙，改建道路。到1920年，已经修得道路13条。杭州环湖马路也大大刺进西湖，改变了西湖面貌。其中苏堤六桥、西泠桥和白堤两桥改石阶踏步为斜坡桥面。其余的桥大多被改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平桥，拆毁古桥24座，水城的面貌受到很大损害。

      雷峰塔的倒塌，鲁迅看起来别有意义，实际对杭州的城市发展也是别有意义。山水界限似乎打开了，杭州的西湖扩张开始了。

      当然，和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杭州的大规模扩张还是等到了20世纪的最后10年。直到80年代前，杭州仍然留存有宋代之前的街道，如褚家塘、七宝寺巷等6条；建于宋代的有御街北段、余官巷等70条；建于元代的有广福路、叶面巷等6条；建于明清两代的有青云街、白井儿头等73条。在一个区的范围内就有古街道及遗址155处之多。

      但是，从1986年起，新小区开发开始步入城市核心地带，到1999年底经审批许可拆迁旧房面积670．21万平方米，其中1999年度拆除旧房119万平方米，杭州的古建筑、历史街区在这些年中迅速缩小。

      当然，线面不在了，还是能找到几个点的，比如说孩儿巷的整条街风貌已经荡然无存了，但还留着个孩儿巷98号任人凭吊，这还是经过几年拆还是保的争论呢。

      实事求是地说，杭州仍然是个美丽的城市，当得上美丽的古建筑，也尚有那么几座，虽然可以说已沦为点缀而无环境相衬。明宅和吴宅便是比较有特色的古代民居。

      明宅位于下城区新华路227号，由茅宅和搬迁的陈宅组成，是难得一见的晚明建筑。茅宅二层楼屋，在厅堂掘有一井，相当罕见。陈宅和茅宅的构件、用材及型制都反映了时代及地域特征。斗拱虽用材不大但型制沿袭宋代旧制，相当规整；正脊梁架微微升起，并均作有出际，尤其是茅宅的金柱采用梭柱形，保持了宋元旧制的风格。可惜的是，几年前这里已经成为售卖丝绸的展厅。

      吴宅则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曾经是民居大杂院，被列为全市十大火险隐患之一。从1995年起，吴宅住户陆续迁出，并由市文物部门加以修缮。目前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有轿厅、守敦堂、载德堂、锡祉堂、肇新堂、四宜轩等，另有回廊、夹弄、天井、花园、厢房、别院。建筑构件雕刻古朴精致，平面布局较好地保持了明代建筑的特征。

      而杭州保留最多的老房子其实是民国的西式居所，如将经国旧居、孤云草舍、省庐、润庐、起园、碧湖小筑、关庄等等。中西合璧的民国建筑也不少。逸云精舍、丁家花园、秋水山庄，还有竹屋（马寅初纪念馆）、杜庄（杜月笙别墅）、王庄等等。有时数着数着，竟觉得杭州不是一个古城，却是一近代都会了。

八分田

　　如今的昆明，已经俨然是一个现代而又饱受交通拥堵等现代病困扰的新都会。历史文化名城的踪影仍在，却零零落落，成为摩登中的点缀。

      19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召开，极大的改变了昆明的都会风貌。很多市民记得，熟悉的金碧路上的法国梧桐，东寺街和武成路上的前清民居就是在那时期悄然消失的，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马路和明快的新房。

      旧建筑的重建仿建慢慢普遍起来。金马碧鸡商业片区的三个牌坊和白塔路的白塔及正义路上的两个牌坊就是代表，对于这些完全是重建的建筑，已经不能称之为古建筑，在有的牌坊，他们甚至用了非常滑稽的塑料和玻璃材质，好在这些地方一到晚上都是歌舞升平，酒熏人香，哪又分得秦砖汉瓦?

      翠湖和五华山地区豪宅化后，代表昆明形象的旧民居基本没有保留下来。现在处于改造中的一些片区如顺城街、景星片区等，也是零零星星、散落各处不成片。仍然以仿建重建为主导。顺城街和景星片区皆位于昆明的最市中心，前者是极富南方穆斯林特色的街道，后者占地面积约20公顷，是当前昆明仅存面积最大、文物建筑较多、传统街巷完整、传统商业和民居建筑较多的老街区，拥有聂耳故居，马家大院等传统建筑，还部分保持有典型明清时代商业、居住的形态与风貌。      

      顺城街在2004年已基本拆迁重建起和昆明百货大楼相对应的高楼群；2005年，景星片区也开始大规模改造，把甬道街改为步行街，拆除两边的胡同街巷，改之为商铺。在整体规划中，这里即将有一个“昆明老街”的项目，人们预计那会是昆明的新天地。

      城中已无处可寻，或许我们需得感谢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仅仅在十公里外，我们就能找到一片真的新天地。

      沿着滇池的方向往南，官渡古镇是得到官方重视并加以商业开发的一个项目，这里离昆明城十来公里，却是昆明的童年所在。公元765年，南昭国王阁罗凤命长子凤迦异在滇池北岸建造托东城，定为南昭东都。官宦御史往返拓东城必须走水路，从碧鸡关下乘船到蜗洞，取道石虎关入城。为船舶安全和官员旅途方便，就在蜗洞大兴土木，修建渡口。现在修缮一新的官渡镇尚义村观音寺，就是古渡口的遗址。当然，今天的官渡已经看不到滇池，上世纪五十年代围湖造的田已经远远的把它给包围了。

      2001年，官渡古镇被列为昆明市实施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三大标志性工程之一，斥资1.2亿元重新规划、恢复重修。2003年四月实现主体工程完工。修建于明天顺之年(公元1457年)的金刚塔、土主庙伴随着镇上居民的茶铺，民居成为城中居民郊游的热点，是难得的不驱赶原住民的开发保护方式。

      而如果跨越滇池，西行进山入昆明林郊，则还有机会见到正宗的云南“一颗印”民居。在西山区团结乡拥有400年历史的乐居村，古老的滇式民居仍然成群存在。所谓“三间挂两耳”，就是三间正屋，左右各有耳房，正面以门墙封为四方形的平面，从上俯视，就如一颗古代官员使用的大印，“一颗印”因而得名，被认为是北方四合院结合滇地实际创造的住宅形式。乐居村处于山腰偏僻之地，也因此让云南传统住宅形式能得以乐居，也算是机缘与时的造化了。

东海岸

楼主辛苦了！

八分田

拆拆改改：北京旧居20年消亡史
20世纪60年代初起，城市人口急剧增长，住房需求不断扩大。因此，北京政府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式将大量人口安插进私人四合院，无空房时甚至鼓励居民在空地上自行建房。由于居住者并非产权所有者，使得相当一部分房屋未能得到妥善维护。原本建国初期，北京旧城内仅有5％不到的房屋是危房，而等到1974年，一场大雨就致使旧城房屋倒塌4000多间。以致于专家给予1950－80年代所做改造的评价是“好的拆了，滥的更滥，古城毁损，新建凌乱” 。

      当中国城市化人口比例从1952年的13％发展到了20％，北京市开始考虑重新编制城市总体规划。1983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被批准施行，可是，这一方案确定了对旧城进行“逐步改建”的方针，肯定了“以旧城为中心，向四周扩建”的规划方案，使“我们失去了最后一次重新考虑北京规划模式的机会”。

      不久，原本的“危房改造”变成了“危旧房改造”，增一字而意义大变。加之东城区那条默默无闻的菊儿胡同被列为北京危旧房改造项目获得了巨大成功，好评如潮，当时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都表示满意，北京各界都看到旧城改造的希望。

      1990年，北京市意气风发地成立了危旧房改造领导小组，开始大力贯彻“危旧房改造”计划。率先确定的120片危改区中有98片在二环内，也就是旧城所在区域。1992年6月，北京市开始实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房地产市场启动；再加上1993年新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获得批准，提出“20年内完成旧城及关厢地区的危旧房改造，……大力向新区和卫星城市疏散人口”，以及1994年，北京市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快城市危旧房改造若干问题的通知》的推动，到1995底，旧城四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的危改区共168处，其中相当多的危改区成为商业地产开发区，仅东城区，就有近80％的批租土地是危改区。

      渐渐地，危旧房改造中的负面问题也浮出海面，尤为突出的是拆迁安置问题。居民从“要我拆迁”、“我要拆迁”变成了“不愿拆迁”，出现了集体抢房、静坐示威等事件，1995年1－7月有3500多人就北京的城市建设上访，西城区人民法院全年有27件涉及拆迁的刑事诉讼立案。文物保护的问题也凸现出来，据文物部门1995年的调查，旧城内未经改造的地区仅剩1/3。

      在一度降温之后，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临近，以及为再次申奥做准备，北京市制定了一系列基础设计建设方面的重点工程，其中包括平安大街改造、菜市口大街改造、西直门立交桥建设等，还有一系列商业开发项目作为“献礼”工程，比如东方广场项目，从1994年起，数位专家、学者就对这一设计提出疑议，但它不仅在违反城市规划高度控制要求的情况下建成，还像专家们预言的那样“连同北京饭店形成一堵高七八十米，长六百多米的大墙”。这些项目多在内城腹地涵盖多个危改片区，但也包含了大量房屋质量尚好的地区，它们既未在1991年统计的危旧房范围内，也不符合北京市规定的认定危改区的标准，是“为建而拆”。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投入了新一轮“打造新北京”的工程建设之中。北京市虽加大了文物保护的力度，先后确定了4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其中30片位于旧城内，但仅占旧城总面积的21％，比前文所述的1/3还要少。而列入名单的南池子地区、大栅栏鲜鱼口地区仍然被成为了改造项目。倒是北京市于2004年4月先后出台了《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房屋风貌修缮标准》和《关于鼓励单位和个人购买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四合院等房屋的试行规定》可以看出一些“良苦”用心。

      统观北京20年来的旧城改造，似乎可以用不同的改造目的分为三类。

      1、以危改的名义
      顶着“危改小区”之名的小型的商品房住宅开发更是不计其数。70％－80％的旧城居民因之外迁，迁到四环甚至五环外的集中外迁区，严重影响居民工作、就业、就医、上学，难以满足外迁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回迁费用之高更使得大部分居民回迁无望。商品房住宅给开发商带来的是高额利润。

      2、以改造人居环境的名义
      这其中包括了市政建设和环境美化。
      旧城内各“大街”的改造、路网加密、道路拓宽，拆迁了大量旧城居民，推倒了相当多的旧城房屋，其中既有真正的危改房，也有一些质量相对不错的房屋，单崇文区铁路沿线环境政治拆迁了1600余户。
     有统计说2001年，城八区危改动迁居民近9万户，“减少上万炉灶，……降低煤烟污染”。旧城区内的取暖设施、卫生设施条件差，一直被当作旧城改造有力理由，但究其根本，是政府的市政建设没有做到位，应该下力气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而不是将人迁走，房子推平重建了事。

      3、以维护旧城风貌的名义
      东城区的皇城根遗址公园，一次性搬迁1000余户，而其后，北京市又实施了东便门明城墙遗址公园建设项目、永定门城楼重建工程。历史文化保护区南池子、大栅栏改造，都是以保护为名，而旧建筑均毁，真正的旧住宅正在逐渐消失，新建的只是带有一定历史建筑符号的“假古董”而已。“风貌”是一个多么灵活的词儿，到底什么才算是旧城风貌呢？是不是坡屋顶、灰砖青瓦大红门就算是风貌了呢？

      诚然，危旧房改造是从好的目的出发，也确实解决了一部分旧城居民房屋质量差的问题，提高了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但其中，实在是包含了一些对“政绩”和“效益”的追求，少了一些从居民角度出发的理性思考。也许，本来我们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

八分田

据说从前有位上海绅士，很是看不起广州的土气和杂乱，揶揄地称广州为“中国最大的杂烩”。现在看来，广州确实像一锅大杂烩，什么原料都有，什么味道都有——上海绅士的“杂烩说”似乎是有道理的。广州现存的风格各异的古建筑可以算是佐证之一。

      因为特有的岭南农耕文化、靠近海岸线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商贸繁盛史，广州现存的古建筑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岭南特色民居、主流宗教场所和商业场所。

      论岭南特色的古民居，可以先从小洲村古村寨说起。小洲村始建于元末明初，是目前为止广州城区内发现的最具岭南水乡特色的古村寨。村寨的规划、设计严谨：村寨中间的蜿蜒10公里的河道将整个村寨分割成完整的太极图，民居分列河道两侧。村内最让人瞩目的是它的蚝壳屋。古代村民因地取材，从海岸沙堤中掘出大量蚝壳，建造房子。这种屋子冬暖夏凉，不积雨水、不怕虫蛀，很适合岭南的气候。这些蚝壳屋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曾经多达百余间，如今大部分已被拆毁，仅剩下2间。广州类似风格的古村落还有坑背莲塘村和聚龙村，但形成时间略晚，保存成效也不及小洲村。

      此外，不能不谈的自然是著名的陈家祠。陈家祠又称陈氏书院，筹建于1888年，建成于1894年，是广东现存祠堂中最富有广东特色的艺术建筑群，由三进五间九堂六院大小19座建筑组成，布局严整，装饰精巧，富丽堂皇。陈家祠荟萃了岭南民间建筑装饰艺术之大成，以三雕（石雕、木雕、砖雕）、三塑（陶塑、灰塑、彩塑）、一铸铁著称, 号称“百粤冠祠”。现在，陈家祠被辟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厢房里除了展示旧式家具，还顺便卖些“随大溜”的纪念品，也算一种“衰败”，以致有人大为感叹：“还是旧社会好”。同陈家祠相近的建筑还有建于1891年的康有为万木草堂，经历过三次迁址，现在被列为广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被挂着“万国旗”的现代民居包围挤迫，处境也够尴尬的。

      广州现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古建筑包括：西汉年间建成的光孝寺、达摩初祖最初登陆传教的“西来初地”华林寺（建于526年）、四大丛林之一的禅寺六榕寺（建于537年）、和海神崇拜历史一样悠久的南海神庙（建于591年）、东晋年间的三元宫和建于1052年的道观仁威庙。这些寺院保存得比较完好，香火旺盛，土得掉渣，可惜和其他地方的宗教场所差不多，没有多少“个性特征”。值得一提的倒是建于1863年的石室圣心天主大教堂——教堂的全部墙壁和柱子都是用花岗岩石砌造，所有门窗都以法国制造的较深的红、黄、蓝、绿等七彩玻璃镶嵌，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又有着柔和肃穆的宗教气氛。

      现在，长堤的许多古建筑——骑楼，和沙面众多的欧陆风情建筑，成了广州自海上丝绸之路时期到民国之前的繁荣商贸史的“物证”。骑楼也叫唐屋，体现了19世纪东南亚英国殖民地建筑风格。这种特殊的商用建筑形式以其对南方气候的良好适应性而迅速普及，在经过无数次修整和“穿衣戴帽”工程之后，这些骑楼算是保存完好，而且“与时俱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