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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别行政区、杭州、盘锦、大同、以及不久后的温州、福州，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正在加入“色彩整改”的队列。与此同时，一项与之密切相关的事业——城市色彩规划，也逐渐由学院派的内部讨论，演变为面向中国政府官员和普通大众的全民教育。

    3月7日，我国首次以城市色彩规划的名义举办的公开展览——“中国国际城市色彩规划展示”在北京国际贸易中心展览大厅登台亮相。主办方邀请了来自日本东京城市规划中心、韩国色彩学会、法国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色彩研究所和北京西蔓色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五家在城市色彩规划方面具有实战经验的研究机构，提供了近年来他们对法国巴黎，中国澳门、杭州、盘锦和大同以及日本的小田原市、川崎市沿海区和韩国燕歧郡世宗市新行政区等近10个城市的色彩调研与规划研究成果。

    当一个个案例简洁生动地摊在展板上时，展会现场吸引了包括浙江省副省长、建设厅厅长、记者、业内人士以及为数众多的普通市民观众。此刻作为展览主办人的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宋建明教授颇为自得。

    这位酷似毕加索画作中“左撇子骑士”的中年学者曾一度以为，在中国推广城市色彩规划理论“首先是要靠领导，要靠自上而下的力量”。为此多年来，他奔走于各个城市，曾在各种场合发表过无数次慷慨激昂的演讲，执意要让城市色彩理论在中国落地生根。

    但每次“叫好不叫座”的演讲过后，收获的却只有疲惫和失望：尽管他让很多城市的决策者都知道了“有城市色彩规划这么一回事”，但真正开始行动的城市在他看来还是太少了。

    “所以我考虑变通。”坐在国贸展厅旁边的一间小接待室里，宋建明对本报记者说，“自上而下行不通，我就自下而上。”现在看来，这次展览总算让他达到了“靠国际力量、靠公开展示，去影响更多的人”的愿望。

    从色彩教育开始

    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目前中国城市建设中最严重的问题并不在城市色彩上。城市色彩出现的问题主要原因也不在色彩本身，关键是城市建筑规划失控。”这也正是让如宋建明一样的“布道者”们深感无奈的事实。

    去年年中，宋建明接手杭州城市色彩规划研究的课题后，便着手从地理、历史、人文和城市现况四个方面展开调研。他“从天而降”看，“曲径通幽”看，从各种角度观察、取样。在他看来，“总会有很多很多因素，促成每一个城市都必然有自己的特色”。但遗憾的是：“一座上千年的城市，却拿不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这是绝大多数中国城市的尴尬。

    让宋建明深感痛心的是，在中国过去近20年间的城市化进程中，人们一味地“拆旧建新”，拼命地盖房子、卖房子，而这对于城市景观维护和城市记忆的保存却是灾难性的。一座历经几百年营造、有几十代人智慧叠加的老建筑、老城区顷刻间便被铲平刨光，取而代之的是从各地搬迁、复制过来的毫无二致的建筑。以至于从天空俯瞰，“这些城市更像是充斥着各式帐篷的宿营地”。

    在他看来，“历史是城市的记忆，有和没有是完全两样的。”在过去，中国城市的“特征色”曾经是非常鲜明的。比如水墨江南的白墙黛瓦，和朱红城墙兼有五彩琉璃的北京紫禁城。彼时由于地域与交通的局限，促使每个城市在营造的过程中仅从关注自身的角度取材、选料，于是基于山川、景物、土壤、沙石，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原汁原味的城市特征色。

    但如今，商业、交通和物流竟是如此发达，以至于建材商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广东的建材卖到东北去，开发商也可以毫无顾及地直接把上海的建筑图纸“安插”到北京去。城市色彩的历史文脉就此被无情割断。作为中国城市化弊病的一大“顽疾”，便是几乎大部分城市在面孔上越来越雷同。

    宋建明告诉记者：尽管目前中国知道城市色彩规划的城市已经很多了，但真正动手做的还是太少，“也就刚刚超出10个”。这主要是因为整个中国的色彩学教育太薄弱，首先是市民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在思维、学识上缺少色彩学的学分。”

    这种情况最终促使宋建明们下决心举办这次展览。“至少我要在首都让人们看到科学的城市色彩规划方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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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国城市调色

    “一座有色彩规划的城市，和一座没有色彩规划的城市有什么不同？”这已不再是那些曾对“城市色彩规划的必要性”表示怀疑的人们所纠缠的问题。随着辽宁盘锦、山西大同等数个落地生根的方案的出现，他们现在更为关心的是，各城市会出于怎样的利益诉求，来实践色彩规划。

    应邀出席此次展览的日本最著名的环境色彩规划家、日本色彩规划中心董事吉田慎悟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城市色彩规划就是让城市保持或恢复个性。“一个没有色彩的城市是不和谐的；但一个各种颜色都运用的城市，更是不伦不类。”在他看来，按照尊重历史、师法自然的原则重新确立城市的“特征色”，是根治中国城市“面孔雷同”弊病的有效办法。

    这种理论在宋建明等人目前的实践中已得到充分验证。据他所接触的意向城市来看，它们参与城市色彩规划的动力大致有三类：其一是城市的决策者有比较好的悟性，会自觉到城市在景观色彩运用上出了问题。“他们会觉得，城市的功能已经没问题了，可城市还是不够漂亮，最后发现可能是色彩运用不当。”一般这样的城市大都是决策人具有较好的规划意识，或本身就是搞规划出身的。

    第二类是市民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能意识到色彩对于城市的重要性。比如杭州市民，最开始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些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对政府提出了批评，促成政府去思考色彩规划的问题。

    再有就是多元文化冲突明显的城市。比如澳门，它在思考新一轮发展时，城市内部既有葡萄牙的文化，又有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两者结合的，以及香港和欧洲的多元文化。出于对未来城市包容性的考虑，它们只好请色彩专家来进行梳理城市色彩。

    “这三种情况大致可以概括当代中国人对城市色彩的诉求。”在宋建明看来，色彩规划对城市功能完善的贡献不难理解：“一个有品质的生活，需要有一个有魅力的生活环境；而色彩恰恰是展示这种魅力的关键要素。”色彩既是呈现城市历史的一种方式，更是城市整改的廉价而有效的手段。“一幢不和谐的建筑，与其拆掉，不如给它化化妆来得快捷、便宜。”

    此外最为重要的，是城市色彩还具有某种教育功能：让人们了解城市文明的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