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大战略
三农大战略
内容概要
本报告主体包括三大篇：战略分析——三农国情篇，战略选择—三农大战略篇，战略理论——治国策论篇。
本报告认为，三农问题是一个国家发展问题，表现为城乡巨大差距、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发展分裂，是一个危机问题，关乎国家发展前途，必须予以解决。因此，本报告在各家之说基础上，提出了三农大战略。三农大战略包括政治重构、发展县域经济、土地制度改革、全面减负、国情调研等战略内容，涉及到国家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是一个综合的国家发展改革战略。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也是为了发展整个国家。为此，本报告还用了一个大篇予以理论论证。
所以，本报告以三农国情为事实论据、治国策论为理论论据、三农大战略为中心论点，构建了一个结构比较完整的战略建言体系。
前言
誓志图国
誓志图国即立志实现国强民富， 是我的个人抱负。
我来自粤北山区农村。在我读三年级的那个夏天，有一天的回家路上，我远远地看见爸爸穿着褴褛的衣服，背着沉重的喷雾器在稻田里喷洒农药。我当时哭了。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农民的疾苦。于是我立志要解除农民的疾苦。
后来，我认识到三农问题不仅仅是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更是整个国家的发展问题。所以誓志图国与解除农民的疾苦（解决三农问题）是统一的。只有实现了国强民富，才能解决三农问题。而只有解除了农民的疾苦，才能实现国强民富。
存在即合理
我没有去考证黑格尔的论据。而我一直是以“存在即合理”的态度去融入社会。我的理解是：存在必有理由，而理由要么是我们自己，要么是自然力量。谁会否定我们自己是不合理的呢？不必要。而埋怨自然力量无济于事。我猜测黑格尔提出这个论点，是让我们去面对现实，不要作过多无谓的抱怨和指责。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争取成为理由去改变它，成就另一个我们认为合理的存在。同样对于三农问题，已经成为问题，便是一种合理，我们不必费神过多去指责、诟病。尽管我们需要回首找问题、原因，也只能是为了解决问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攀登
我一直谨记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对解决三农问题满怀信心、坚定不已。三农问题如同任何问题一样，本质上都只是一个问题。问题的区别不过是丝缕的多少。纵有千丝万缕，错综乱节，只要手握一把锋利的大刀，果敢、快速地斩下去，必会条缕分明。虽然三农问题是一个千丝万缕的问题，但只要我们从战略的高度去审视它，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它的战略。三农大战略就是这么个战略，所以三农问题是一定能够得到解决的。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60多年前，人类学发展的里程碑《江村经济》在费孝通先生的笔下诞生了。我刚刚拜读了《江村经济》，从费老细腻的文笔，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崇高的人类关怀。人类关怀就是以人为本。如果解决了三农问题，即让九亿农民都奔上了小康，过上幸福的生活，那么这将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最崇高的人类关怀，是最彻底地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体现。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之义。
中国必然崛起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上灾难太深重了、、、、、、。”是的，就是因为中华民族曾经的苦难，所以无数优秀儿女不懈奋斗，决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邓小平同志教诲我们，没有广大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著名学者秦晖说：“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三农问题。”是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农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不可能崛起，中华民族不可能实现伟大复兴。
邓小平同志满怀信心地说，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将在改革开放中得到解决。三农问题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而现在的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周期的发展时期，正健康、快速地发展着。所以现在应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好时期。
只要抓住机遇，运用科学的战略，三农问题就一定能够得到解决，中国就必然崛起。
报告主体
㈠ 战略分析：三农国情篇
㈡ 战略选择：三农大战略篇
㈢ 战略理论：治国策论篇
㈠ 战略分析：三农国情篇
⑴ 什么是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的历史回顾
三农问题的本质认识
三农问题的产生原因
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
三农问题的重大意义
三农问题是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简称。三农问题最早由著名学者温铁军于1996年提出。而我第一次接触三农问题这个词始于2000年<南方周末>对李昌平同志上书朱总理事件的报道。同时我相信很多关注三农的人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对三农有一个新的认识。所以有学者说，是李昌平同志让三农问题获得至极关注。这也没错。不过，确切地说，三农问题备受举国关注应归功于朱熔基总理。我们的国民性中有一点是向上看。凡事只要领导关注了，便会引来很多人的关注，更何况是一个大国总理对一个普通公民信件的过问事件?
虽然著名学者温铁军早于1996年就提出了三农问题，但那时有多少人知道三农问题呢?毫不夸张地说，三农问题在自产生至今都是一个重大国家问题，所以在三农问题妇孺皆晓前绝对不会没有人关注。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便是佐证。现在我们也称李昌平同志为三农专家，但比李昌平同志更著名的三农专家多的是。而且我相信在李昌平同志之前也必有专家就三农问题上书国家领导。然而为什么三农问题偏偏是因李昌平的上书而名声大噪呢?这里的关键就是朱总理作为国家政府代表的公开关注。这是一个重大信号。于是政府、专家学者纷纷表示对三农的关注。如果说这还是一个政治效应。那么03年三农问题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则明确表明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坚定决心和负责任的态度。此时，对政府、专家学者来说，三农问题就不是一个政治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工作、责任。
那么三农问题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为什么在新千年提出呢?
要认识一个问题，则必须先认识问题是什么，所以学者们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必包括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虽然当前学者们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千差万别，但可归纳为两个角度。一个是从三农现象角度去认识三农问题。当前学术界认可的三农现象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这个角度去认识三农问题的学者得出结论:古今中外都有三农问题。我对此结论的理解是，只要字面上涉及农民、农村、农业，便是三农问题。这未免太空泛了，不利于解决问题。我们要认识一个问题的本质，当然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但因为当前我们之所以提出某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期望当前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去认识当前提出的问题，一定要站在试图解决的角度，即我们不能忽视我们为什么在当前提出这个问题。二是从解决的途径去认识。学者们提出的解决途径多了，有:①打破二元体制，废除户籍制度，还农民国民待遇。②工业化、城镇化，减少农业人口，转移农村人口，变农民为市民。③走优质农业发展道路，推进农业产业化;改革农村流通、金融、税费体制，推进农村市场化，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④改革土地制度，让土地进入市场，优化配置，实行农业规模经营，减少农业人口。⑤还权于民，实行村民自治，建立农村自治机构，走合作化道路，增强农民的力量。等等。学者们的途径认识包括三农问题成因。所以总结学者们的途径认识就是三农问题的成因是什么和怎么去解决，则说明三农问题是什么。学者们的解决途径都有道理，那么从侧面则说明他们仅从某个途径去认识三农问题是片面的，所以也就不可能认识到三农问题的本质。而且途径认识也会推出一个结论:古今中外都有三农问题。途径认识对三农问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表现有较具体的界定，还比较科学。
然而古今中外是否都存在三农问题呢?
我对此持否定意见。当前三农问题研究还是有一个共识的: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那么我认为这就是三农问题的根本所在，即三农问题的根本表现为城乡差距。我相信学者们都同意，如果农民与市民一样富裕，农村与城市一样好，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三农问题。但差距是古今中外都存在的啊，那岂不是刚好印证了学者们的观点？这就要看这个差距的具体含义了。差距确实古今中外都存在，但三农问题为什么偏偏在现在的中国提出呢？难道在古今中外几千年的历史里，人们都不关注三农吗？都没有人能够把它们三位一体地提出来吗？那显然不能成为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和现在西方是不存在三农问题的。而很多学者都对我国的贫富差距提出了警告，但我们的差距一直只是拉大，而没有缩小，最终才导致了今天的三农问题。所以三农问题的根本表现——城乡差距是一个巨大的差距。
差距也只是三农问题的根本表现，也只是一种现象。那三农问题的本质呢？在经济学里，人作为经济人，不但会关注经济的绝对量，而且会关注经济的相对量。相对量即发展不平衡，从来就是社会矛盾的源泉。很显然，我国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因此有人这样形容我们国家：城市是欧洲，农村是非洲。我觉得这并不无道理。如果城乡不是相互穿插其中，还真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所以我认为三农问题表现为城乡巨大差距，本质为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发展分裂，是一个危机问题。从这个本质认识直观地看，中国古代和现在西方也是不存在三农问题的。
正如很多学者提到的，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工业的优越性与农业的弱质性必易使决策者在发展过程中忽视农业，再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城乡差距拉大是必然的，从而形成今天的三农问题。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古代和现在西方是否存在三农问题。
我们都认同，古代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根本不存在现代工业。尽管在1840年以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工业也并不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更不用说工业化造就城市化。古代城市在本质上与现代城市是不同的。古代城市更多是从政治上定义的，而现代城市更多是从经济上定义的。古代城市是用城墙和护城河围起来的，实行严格的入城检查制度，里面居住的绝大多数是统治阶级。虽然也居住着一些商人，但因为一贯的重农轻商政策，商业一直很落后，所以一般老百姓是难以在城市谋生的，都是在农村务农。所以古代城市的经济功能是非常脆弱的，即古代统治阶级的经济力量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城和乡在力量上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不能形成对抗。我认为对抗的双方或多方应该力量旗鼓相当的，如果力量相差悬殊，是不能称之为对抗的。而对抗容易产生分裂。我们总结中国历史说，中国是不会走向分裂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原因就是在古代中国根本不存在两个对抗的经济实体。虽然历史中国，在统一的基础上曾几度分裂，但因为整个中华大地的经济发展是统一的，经济决定政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最终还是走向统一。因此，虽然古代存在差距，但并不存在两个经济实体的对抗差距。所以古代中国是不存在三农问题的。
有学者从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现象定义三农问题为一个弱字。而我们看到，在农民起义来临之前，农民也是真苦，农村也是真穷，农业也是真危险，可三农并不弱啊。统治阶级惧怕三农，三农能够推翻统治阶级。所以古代中国是不存在三农问题的。
在西方国家，政权自古具有制衡的传统。其制衡理论鼓励、允许和保护千千万万的小实体甚至具体到个人之间对抗制衡以达到和谐，但不允许特大实体的存在。因为他们明白特大实体的存在，即使有制衡也是不稳定的，是危险的。所以造就了其个人主义的社会信仰。如果硬性要说西方国家有三农，那么西方国家的三农实体占国家总体的比率是非常小的，城市实体的比率是非常大，两股力量不是相当，不能产生对抗，也即没有三农问题。
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发展的是自由经济，城市与农村是统一的。不是有一个说法嘛，说西方国家的人们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农村嘛，如此则不可分城市与农村，当然也就不存在城乡对抗，不存在三农问题。且西方国家的选票直接握在人们手里，三农尽管所占比率小，也是任何一个政府不能忽视的，否则就会落个下台下场。
所以三农问题并不是有学者所说的，是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里的关键是人。如果我们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能够关注三农，就会认识到三农的弱质性，就会去保护三农，也就不会产生三农问题。西方国家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也就没有三农问题。我们就不但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且还设计出了二元体制来掠夺三农，三农问题不形成、不严重才怪呢？当然，建国初期，受国际环境和我国大国地位影响，设计出二元体制来发展经济，是迫不得已的，是一种救急政策选择。但三农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并不存在，问题就出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仍然沿用二元体制。所以有学者说我国很多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滞后。
三农问题本质为一个危机问题，则表明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要解决一个问题，则首先要了解它的成因。三农问题的成因是什么呢？在学术界，因为对三农问题本质认识的不同，所以他们所找到的成因也不同。而一个问题的成因，无非是内外原因。我认为三农问题有两大根本成因，一是内因：农业弱质性，二是外因：二元体制。总结学者们的三农问题成因认识，我们可以看到，都是这两个根本原因的具体体现。有的要么从属于这两个原因，有的要么是这两个原因的结果。张厚安、徐勇指出，三农问题除由于人们在现代化进程容易忽视三农问题有关外，也与对三农问题基础地位认识偏差有关。在二元体制下搞工业化、现代化，工业原料可通过行政权力得到，人们当然认识不到三农的基础地位。而工业化、现代化效应巨大，望到哪里都是工厂和城市，谁还会去想到效益较底的三农。邓大才认为，为什么会有三农问题，就是因为三农弱；而现在三农问题之所以那么严重，是因为我们选择了长期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其本质就是二元体制。吴敬琏强调指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人口过多，资源匮乏。为什么农村人口过多，资源匮乏？不就是因为二元体制嘛。在二元体制下，不但难于有资源流入农村，而且城市还从农村掠夺资源。没有发展的资源，农村岂有不穷的道理？越穷越见鬼，导致了一切都落后，生孩子自然多了，有了计划生育国策也难治，不符合农村的国情啊。农村人口又走不出，于是多了。陈锡文认为，新阶段农业、农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而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深层原因是农村就业不充分。农业作为一个弱质性的产业，农村占国民70%的人口怎么能够靠占GDP不到15%的弱质产业收入来增长呢？而在二元体制下，农村没有资源来自我发展就业；城市就肯定不会准备岗位为农民提供就业了，农民也难于出去就业，那还怎么就业啊？林光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56年我们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哪里还有等级制度，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完全平等啊。表面上，二元体制也正是等级制度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然而我们当时虽然划分为城乡二元结构，但城乡各内部并不表现为等级社会，所以不能说二元体制是一种社会等级制度。它是等级制度的异化、泛化，等级制度还要从属于它。温铁军认为，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从而使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确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矛盾，但谁规定了9亿农民就要从事农业，从而导致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显然是二元体制。而农业的弱质性又使它不能承担如此重负，所以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陆学艺用“城乡分治，一国两策”来描述二元体制，并指出二元体制又进一步加剧了农业的弱质性，从而导致国民经济的恶性循环。张晓山、崔红志认为，“三农”问题根本在于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正是二元体制的结果。周批改和王建都认为三农问题是由二元体制造成并加剧的。宋亚平认为，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三农”问题，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形态并未出现紧随时代进步与发展的变化。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正是二元体制造成的。于峥嵘撰文《三农问题的关键何在？》谈了农民负担、乡镇体制、乡村民主、宗族势力复兴、农村劳动力转移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无不可以在二元体制中找到诠释。三农权威杜润生，早在八十年代就指出二元体制阻碍三农发展，进而阻碍国家经济的发展。综上所述，三农问题就是农业弱质性与二元体制的综合作用结果。所以我们在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方法时一定要综合考虑。
认识了三农问题的本质和成因，要解决三农问题，当然是对症下药。三农问题的根本表现是城乡巨大差距，本质是城发展极不平衡、发展分裂。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统筹城乡发展，使它们发展统一，从而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三农问题的根本成因是农业弱质性和二元体制，那么我们就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打破二元体制。
但从这几年三农问题政策措施的实践来看，并不很凑效。就单一政策措施来看，思路都是正确的。但为什么不凑效呢？我认为，三农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农内农外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问题、复杂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发展问题，并不能期望通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小而短暂的政策措施而能够解决的。国家发展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因此三农问题需要战略来解决。只有运用三农大战略，才能把学者们提出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措施统一起来，综合作用，彻底地解决三农问题。
在解决思路上，有学者存在一个认识问题。现在，三农已成为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但我们知道，三农只是我们叫出来的。农民更是国民，农民也不一定就要叫农民。农村更是国土，农村也可以成为富裕的地方，成为生活的好地方，成为城市。农业也可以出好效益。这里的关键是我们怎么做。何处国土农民不能去，何处国土不能变成富裕生活的地方，谁说农业就不能致富，没有农业吃什么？所以要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方法，一定要解放思想，才能开阔思路，才能把握全局。
回首三农问题的形成过程，我们看到，在二元体制下，城市逐步发展起来了，尽管国家重视三农，城乡差别也越来越大。究其原因，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了发展存量，量变到质变，形成自我发展机制，具备自我发展能力。所以相比没有自我发展能力的农村来说，尽管国家关注三农，城乡差别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解决三农问题，不是短期内增加农民收入、硬性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所能解决的，必须用三农大战略来解决，培养农村具备自我发展能力，形成长期的自我发展增长机制。这样，三农问题才能得到彻底地解决，良性循环，则国家昌运矣。
实践已经证明，只有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我们才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解决三农问题也是为了推进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它们是紧密联系的、是统一的。我同意有学者说的三农问题最终要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解决的观点。所以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就是：从国家发展的高度运用三农大战略去打破二元体制、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农村在市场经济中逐渐成长起来，形成长期的自我发展增长机制，缩小城乡差距，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并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总之，三农问题大矣，直接维系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维系中华民族的命运。邓小平同志曾说，没有广大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确实，没有三农问题的解决，国家取得的一切成果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根本上，它不能代表整个中国。
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现在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代，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明白，国家的稳定对国家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三农问题正如学者们所定性的又是一个政治稳定问题。我觉得三农问题之所以得到生活在城市中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的重视，是因为受到农民工的冲击。这在时间上也是能够应证的。有学者说三农问题产生于80年代中期。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所释放出的农业生产力，使国内农产品市场趋于饱和。但由于广大农村依然贫穷，市场难于得到扩展，因此出现了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农民的积极性大大受挫。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力提高了。于是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那时打工经济还不繁荣，进城务业的农民还很少，所以那时也似乎没有出现三农问题。待到92年小平同志南巡后，打工经济兴起，大量农民工进城务业。城市的建设步伐自然赶不上民工的涌入速度。于是，昔日宁静、干净的城市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城市人的生活。各城市便纷纷出台一些不公平的歧视性政策措施，试图阻止农民的大量涌入。但于事无补。在城市务工虽然没有自由，也艰辛，但可以比农村赚更多的钱，比农村生活得更舒服。农民工还是大量涌入城市。城市便慌了。在二元体制下，城市与农村的交往甚少，了解自然有限，互相都认为对方是天堂。所以城市人就想不通：农村好好的，怎么总往城市跑？城市人包括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便开始去认识农村。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农村怎么那么穷？！但大量的农民工涌入不是办法啊，那农村怎么办？谁去种田？不种田又哪来吃？粮食安全对于我国来讲至关重要，国家是不能有半点放松的。另外，自古统治者都明白，人口的盲目大流动和过度集中是国家稳定的一个威胁。虽然我不赞成有学者引用中国古代王朝兴替取决于农民、党取得政权靠农民来暗示三农问题可能会引发农民革命问题，但农民动乱则是不可不防的。
三农问题得以解决，则处理好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国家发展思路将大为开阔，前景光明。所以三农问题能否解决不仅仅是我们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更是维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命运问题。
⑵ 三农现状及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
在《人民日报》 (2005年06月05日 第五版) 上有一篇郑有义写的《村里的年轻人哪儿去了？》的文章。文章是讲作者沿铁岭、昌图、开原、沈阳一线国道采访，发现现在绝大多数农村剩下的只是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所以作者感叹现在的农村“老了”，没有生气和活力了。而双庙子村党支部书记刘富的话“小年轻的一个个全不懂农活，将来谁种地，我看够戗”，更说出了国家的忧患。笼统来说，这就是三农现状。
出现农产品销售难问题后，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受挫，再加上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村滞留着大量的农民剩余劳动力。九十年代打工经济兴起后，大量农民便涌入城市。在城市务工虽然没有农村自由，但是没有农村那么辛苦，最重要的是能够赚更多的钱。因此一代带一代地接连进城打工。现在所谓的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打工经济的结果。这就进一步促进了打工经济的兴盛，吸引着千千万万的农村青少年。于是我们看到，在农村，很多年轻人中途辍学出外打工。而由于教育的落后，只要在中考或高考中落榜的孩子，父母便名正言顺地要求他们出外打工挣钱。因为农村已形成了一种风气，年轻人呆在农村务农会被认为没有出息，是很失体面的。农村人又是很要面子的。最后留在农村的自然就剩下老人和孩子了。这些勤劳的老人劳苦了一辈子，但因为自己有地，出租又便宜，所以还是惨淡经营着，满足自己之需，省一点钱，以早日积累足够多的钱离开农村。可见，不但是年轻人，连老人都想逃离祖祖辈辈生活的农村。难道农村就不是美好江山，难道农村就不能过上好生活吗？农村到底怎么了？！农村人现在还有一种观念，认为以前知识分子下乡是流放，是劳改。这就难怪农村人都想逃离故土。那么农村人为什么想逃离农村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农村不好啊。国家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个严重问题，所以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有效的缓解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而党和政府更是只要对三农改善有效的措施便给予政策肯定。应该肯定，现在种田的国家环境是前所未有的好。但三农状况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有的学者甚至说我们在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道路上越走越死。那三农现状如何呢？
政治上，
农民权益方面：在现在农村，除了60岁以上的老人，中年人都基本是文革贻误的一代。他们极其缺乏知识，基本没有出过远门见过什么世面，对各种先进文化和意识基本一无所知。正是这个原因，处于国家最基层的乡镇政权及其实际下级村委会便不但不承担宣传先进文化知识、国家政策的责任，而且还瞒上欺下，侵吞各种国家支农财产。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新的一轮乡镇改革很严格，但乡镇还是扮演着严厉的管理者，从来就没有承担自己带领农村发展经济的责任。因此，在市场经济下，农村各种垄断依然，农民的基本权益都得不到保护。也正因此，村民自治虽有法可依，但要么由于农民不知，要么由于乡镇的干涉，全国普遍不存在。而被控制的媒体所报道的某些地方大兴村民自治，如果真是农村（严格意义上说，城市的农村不是农村），那么大多是虚假的政治游戏。中国绝大数农民都是朴实的，从来不愿多生事端。即使明知自己的权益受到不公正、不合理的对待，也以一个忍字处理，更何况是与政府对抗？对于治国，我们农民的这种国民性，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有害的一面。有害的一面是，随着国民先进意识的增长，会逐渐失去对政府的信用，产生信用危机，也即我们党警惕觉醒的，我们党执政的合法基础受到挑战，需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这是农村内部权益方面，至于农民身为国民被以城乡区别对待所损失的权益就更不用说了，农民也不奢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新时代的农民，这绝对是一个问题。
农民工权益方面：我的亲人也是打工的，所以我经常去打工的地方。以前在农村的时候，看见打工的人回来都显得很潇洒、很有钱的样子。农村的人便以为打工很好。孰不知他们是多么的艰辛！他们基本没有自由，日日夜夜、年年日日不停地上班。一般的厂还会在每个月发工资时放一天假，而很多厂直接就几个月放一天假，国家法定的节假日也照常上班。所以我发现，每当工资假的到来，他们便整天睡觉或逛混乱的街。由于农民工普遍不是合同上岗，所以每个打工仔都要被老板压一个月的工资，除非他炒了你，否则你自己走厂，则必然要丢失一个月的工资。就是工资，一般的厂也不是固定时间发，有很大的随意性，所以常常出现老板携款逃串、活欺农民工的案件。他们生活的环境就更不用说了，城市人多有形容：肮脏、混乱、不安全、、、、、、等等用来形容贫民窟的字眼都用上了。即使生活在这么一个环境里，他们还是不得安宁，什么暂宿证，这费那费，吓得他们心惊胆跳，榨得他们遍体鳞伤。更不用说他们作为国民在城市人面前被区别对待所受侵的权益。因为城市还歧视农民工，对他们进入城市生活设置了很高的门槛，所以农民工几乎不可能承担子女在城市的成长费用，不得不把心爱的子女扔在农村，长年分离，从而形成庞大的“留守儿童”人群。尽管也有农民工把子女带到城市，这些可怜的孩子也不得不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并正在被异化。悲壮的是，这些农民工从小在朴实的父母身边长大，受教于父母，也如同他们的父母一样朴实。在权益受到侵害时，虽然私下常表愤怒，但无不忍在心里。这是一个危险信号。更危险的是那些从小孤独成长，不能享受父母之爱、父母之教的“留守孩子”。
经济上，
农民方面：应该说农民现在是越来越富了，但这个越富能否持续呢？前面已说了当前农村的繁荣是打工经济的结果。现在的农民工绝大多数是处于15-30岁之间，30岁以上的很少。这不但是因为上了年纪，而且企业招聘也多面向年轻人。因此他们又必须回到贫穷的故土。这一代农民工显然没能够赚到很多钱，他们也还知道农活，所以仍然如他们的父母一样难以越富。那么15-30岁的农民工呢？农村青年外出打工的，一般在25岁左右结婚。而我发现15-25岁的农民工，在没有结婚前，没有什么负担，受打工仔文化影响，他们乐此不疲地过着打工生活，得过且过，也不想着积钱回家创业或在城市创业；或者有家庭负担，所以他们都基本没什么积累。而到了25-30岁结婚了，生孩子了，就有负担了，打工赚来的钱就基本耗在孩子上了，也不会有什么积累。待到了30岁以后，就大部分都要返回故土。所以父母在子女外出打工前就告戒他们，打工不能打一辈子，要注意赚钱、积钱。返回故土本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现在的青年农民工在家时大多时候都在受教育，基本不懂农活，那还怎么期望他们回到农村后能够越富。农村穷，农村市场就难以扩展，那些赚了钱回家创业的农民工也难以快速致富。即使有些人在30岁以后还能继续留在城里打工，由于现在抚养孩子成长的成本不正常的高，他们打工赚来的钱也得耗在子女上，如果像现在农民工生活地区是计划生育盲区，那么他们抚养子女都显艰难，还谈什么越富。如此循环，国家何日才能国强民富，实现现代化？
农村方面：农村市场经济发展还很不成熟。农村基层政府又普遍没有走向法治民主政府，且普遍负债沉重。农村基础设施更是简陋。农村金融系统极其薄弱，基本不能从外吸引资金，资金反从农村流出。而农村环境又走向恶化，那农村能干什么呢？！
农业方面：由于农民工知识水平低，就业层次低，种种原因使他们进城打工也挣不了什么钱，最后大多数还是要回到故土。所以大多数农民工家里都经营着田地，田地难以聚集形成规模农业。农民穷又使农业机械化难以推广。所以除了粮食主产区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农业能够有所前进外，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是惨淡经营，靠天收仍然在农业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国家政府仍控制着农业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农药，农业生产成本高，农产品又销售难，更使农业经济有走向衰退的危险趋势。
由于三农在政治与经济上的落后，从而导致了三农在其他方面的落后。最根本的表现就是科学文化教育卫生方面的落后。有学者甚至认为三农问题的成因就是农村科学文化教育的落后，因此认为只有提高农村科学文化教育水平，才能解决三农问题。这不无道理。农村科学文化教育卫生方面的落后会反作用于政治经济方面，加剧农村政治经济方面的落后，恶性循环，三农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更加难以解决。
由此可见，三农现状并不乐观。再考虑到我们的特殊国情，要解决三农问题，又遭遇几多瓶颈，表现有以下方面：
一， 我国人口太多，确切地说是农村人口太多，以致农村各项改革甚为复杂，实行起来重重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财政困难。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发展的黄金时期，没有巨大的财力来支持各项改革。而寄希望于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著名学者秦晖就对此表示质疑。我也认为，这是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如果通过国家权力去实现反哺，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效果，等同于鼓励城市剥夺农村、工业剥夺农业，三农问题将更加恶化，必须慎重考虑。
二， 农村环境正在恶化，资源流失严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由于农村各种资源产权不明晰，在本就遭到巨大破坏的情况下，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导致今天农村美丽丰富的自然资源几乎荡然无存。真不知道农村以后靠什么发展了？！农村最重要的资源莫过于土地了，而农村流失最严重的资源就是土地。国家大力推进城镇化，政府就大规模圈地、卖地，赚得盘满钵满，农民就拿着零星的补偿，前景渺茫。著名学者温铁军就特别强调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国情对解决三农问题的艰难。可地方政府只顾眼前利益。如此发展，学者们提出的实行农业规模经营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但农业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只有实行农业规模经营，才能落实科学兴农政策，推广农业机械化，进而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实现农业现代化。
三， 农村人口素质整体偏低，农村人才奇缺。现在农村的中年人多是文革贻误的一代，他们的文化知识素质是难以得到提高了。而农村的落后，又没有国家财政的直接支持，农村的教育自然落后了。这是一方面造成农村人才缺失。另一方面是农村人才的大量流失而不流入。现在的农村年轻人都外出打工。经过几年打工生活的消磨，他们所受的教育也基本被消磨掉了，更不用说农业生产知识了，所以他们中年回到农村后也不能算是人才了。农村各方面都比不上城市，在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时代，人才自然集聚在城市。所以我们不要去责怪从农村通过寒窗走出的人才不回乡报效故乡。实际上，农村父母含辛茹苦送子女读书，农村孩子在艰苦的环境下勤奋读书，就是期望通过读书走出农村，那他们还会回到农村吗？城市人就更不会去农村了。国家显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实行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三下乡活动等措施鼓励大学生为农村送科学文化。而这些显然都是权宜之计。大学生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参加这两项活动无非是支教、挂职以及少许调研。且无论大学生的动机如何，这两项活动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从长期来看，这么一种帮扶的姿态，以及非实质意义的帮扶工作，是根本不能改善农村人才的缺失状况。
四， 利益难以协调。三农问题的本质为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发展分裂。根本成因为二元体制。要解决三农问题就要打破二元体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是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且现国家政权基本被城市控制，所以难以打破二元体制。如何协调城乡利益，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巨大难题。
三农现状不容乐观，而解决三农问题又遭遇那么多国情瓶颈。因此，三农问题绝不是采取某些农业政策所能解决的。三农问题是一个综合的国家发展问题，牵涉到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非从整个国家发展的高度去解决不可，即非用国家战略解决不可。
⑶ 当前三农问题政策措施及评议
应该说自从有三农开始，三农就一定有问题，国家也一定会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去解决问题。但我认为那时的问题还不能直接称为三农问题，只能称之为三农的问题。虽然三农问题产生于80年代中期，但那时并没有把三农作为一个问题三位一体地提出来，也就没有真正的三农问题政策措施。确实的三农问题政策措施应该在国家提出三农问题以后。所以我认为当前的三农问题政策措施无非是两个中央一号文件、减免税费改革、扶贫、大学生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以及大学生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下面我就这些政策措施做简单的解读。
04年中央一号文件解读: 党2003年正式把三农问题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使三农问题上升为中国政府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从而掀起了关注三农问题的高潮。特别是学者们积极出谋献策，最后统一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增加农民的收入，所以党中央国务院本着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高度责任心立马在吸纳学者建言的基础上出台了中央一号文件，给予最广泛的、多途径的政策措施支持、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从过去的04年来看，由于政策执行力度实在、有力，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较好，所以农民增收效果比较显著.但专家提醒，三农现在还是恢复性增长，各项政策措施也只不过在原有政策措施的基础上给予加强，所以在我们这样一个仍然由政治主导的国度里，还很难看到它的长远影响，或者说它可能仍然像我们以前的政策措施一样雷声大雨点小，难于可持续发展。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专家解读中央一号文件说是直接给农村送金。这确实不错。但至今之所以出现三农问题，就是因为国家不可能长期直接给农民送金，而农民在获金的同时并没有获到经，不能形成增收的长效机制，也就不能积累足够的发展存量，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发展能力的实体。而农村一旦没有直接的金可获，便常常停滞不前，与具备自我发展能力的城市差距越来越大，从而产生三农问题。应该肯定，一号文件所肯定的政策措施都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都是行之有效的。但问题是这些政策措施在当前的国情环境下是难以统一协调、落实到位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各项政策措施都只是基于三农的本位解决途径，仍没有考虑到三农问题作为整个国家的发展问题，需要全面地统筹。所以需要一个三农大战略来统一协调这些政策措施，来为这些政策措施提供实施基础和支持，三农才能得到确实的改观。否则，三农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城乡将进一步拉大差距，三农问题会依然严重与突出.因此，中央一号文件也只能作为缓解三农问题的救急政策措施，而谋划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还需作出更大的努力。.
05年中央一号文件解读: 可以说05年中央一号文件是0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细化与深化。更具进步意义的是党和政府直接从三农问题内因农业弱质性出发提出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来解决三农问题，这无疑是一种正确的根本思路。因为是一种细化与深化，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一号文件中看到，党和政府全方位地考虑了当前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政策措施，且各项政策措施更具体、明确，更利于执行.但缺陷是没有同时综合考虑三农问题的外因二元体制。所以作为一个国家发展问题，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同样难以打开局面。
减免税费改革解读: 减免税费改革在当前来说，无疑是最有效的政策措施，而执行也更易到位。减免税费改革是中央少取多予放活方针的最直接的体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措施。我们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消除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并且实现城乡共同的可持续发展。现阶段三农基本没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并走向衰落。究其原因，就是三农没有自我发展的资源.而国家实行减免税费改革就是让三农逐渐具备自我发展的力量。然后，如果国家能够再予政策措施引导、支持、帮助三农，那么农民增收由于潜力巨大将实现跨越式发展，逐步具备自我发展能力和缩小城乡差距，最终消除城乡差距，统一发展，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但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做的还不够，减免税费改革机制还没建立，减免税费力度还不够大，赋予农民的力量还很有限，发展强大还很难。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三农大战略，对农民实行全面减负，并建制保证不出现反弹，良性发展，则三农逐步具备发展能力，一切工作做起来也就比较容易、有效，最后成功解决三农问题.
扶贫、大学生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以及大学生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解读：本质上，大学生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以及大学生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都是扶贫措施。农村没有、欠缺资金、人才等资源嘛，国家给予支援，便可称之为扶贫。这三项政策措施都具有短暂性。而培育农村具备自我发展能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农村需要积累自我发展存量，实现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大多数扶贫政策措施都是以输血为主，造血为辅。这样的政策措施只能作为救急措施，解决突发问题，而不能解决长远问题。实际上，因为大学生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以及大学生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的短暂性，志愿者们并不能从事具有实质意义的工作，所以对所援地区并没有产生多少实际的效果，用农民的话说就是：花哨，好看不中用，只是大学生用钱来给自己添金。这么种政策措施当然不能解决作为国家发展问题的三农问题，在国家财政仍不丰裕的今天，这种花钱而效果不好的政策措施应少些或者慎重些。
总之，当前的三农问题政策措施仍没有从三农问题作为国家发展问题的高度去考虑，仍具有救急性质，因此注定是难以解决三农问题的。但从这些国家智囊智慧集聚的结晶，我们可大约看到三农大战略的框架。
⑷ 三农问题研究现状及评议
三农问题自从被提出来以后，党和政府给予了高度关注，党政部门很多一线的领导同志也深度研究思考三农问题。在学术界，更是掀起了研究三农问题的高潮。经济学家、农业专家都群策群力，积极研究，积极建言。各著名高校更是依托高校丰富的人才资源，纷纷建立三农研究机构。不仅如此，广大爱国人士也对三农问题给予了关注，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意见。当然，经济学家、三农专家是三农问题研究的中流砥柱。他们提出的很多有效建言都变成了今天国家的三农政策措施，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三农问题。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三农问题形势仍然严峻，还没有建立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效机制，所以学者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农问题研究无非包括三农问题本质认识和解决途径的研究。在《什么是三农问题》里，我已论述了当前三农学术界三农问题本质认识的现状。从本质认识的现状来看，当前学术界对三农问题本质各有认识，但似乎没有太多的争论、深入，学者们都群体性地倾向于三农问题的解决途径上。聚焦于问题的解决是好的，但我们必须首先深刻认识问题的本质。所以学者们虽然在三农问题本质认识上不同，但他们所提出的解决途径都大同小异。这种状况无疑不利于在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上开拓创新。
当前三农问题研究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学者都是生活工作于城里，他们基本不能专职于三农研究。而研究的素材更是非一手资料，所以他们的很多研究成果都或多或少偏离实际，在实践中不得效。他们常常是从某些成功个案出发，然后甚至不分情况地进行论证，试图推广。但很多个案经过理论论证得以推广后，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于是就有学者说，那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理论根本不是研究出来的，而是总结出来的，相对于实践是滞后的。这就启发我们，解决三农问题要主动，而不是被动。只有主动去解决三农问题，我们才能开阔思路，找到根本有效的解决方法，不至于陷入为解决问题而思考解决方法而难以周全的被动境地。
参与三农问题研究的学者众多，成果颇为丰富。如果我从学者的角度去评议，恐怕一人之研究，我也是难以周全的。因为学者们在解决途径上的群体性趋同，所以下面我就学者们提出的解决途径作简单的解读。
一， 打破二元体制，废除户籍制度，让农民自由流动，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人才市场，积极创造条件达到就业最大化，统一城乡发展。
要解决三农问题，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但就这个工作，也有怎么做的问题。做的方法不对，可能会得到相反的效果。我认为不能靠政治权力硬性去做。因为二元体制，并不只是户籍制度，而是一个制度体系，不是说打破就能打破。事实上，全国农民已基本实现了自由流动，虽然艰难些。相应地，国家也制定了政策给予支持。而要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人才市场，何尝容易？现在的农村那么穷，不要说网络，就是基本的电器也不是都有，则怎么构建统一市场？在我们这样一个仍然由政治主导的国家里，国家要求、鼓励各地方做好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大量输出民工。地方当然会响应，甚至不加考虑地倾尽全力把这项工作做得很好。反正出了乱子，那是执行中央的政策，而有了成绩，则会因政绩辉煌飞腾黄达。结果是农村社会变成了老幼社会，生产没有生机，那农业怎么办？而一个国家，广大的地区没有人去开拓，是发展之道吗？三农问题的本质为城乡发展不平衡、发展分裂，所以学者们提出要统一城乡发展。这个思路是对的。但学者们定义的统一城乡发展是让农民与市民平等享受国家资源。这样能否行呢？我们知道，现在城乡事实上存在巨大差别，农村处于弱势地位。即使让农民与市民平等享受国家资源，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农民也不能平等地享受到。这样只会造成更大的不平等，更大的差距。因此，定义统一城乡发展还是要在区别对待的基础上以达到统一发展，只是这个区别对待是与以前的相反。只有这样，这个建言才能生效。
二， 加大国家对农业投资，改善农村金融、流通环境，加快科技兴农步伐，改革土地制度，实行农业规模经营，从而推进农业的机械化、专业化和产业化。
这种建言在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得到了全面体现。就这些政策措施本身而言，都是解决三农问题所必需的。只有加大国家对农业投资，改善农村金融、流通环境，农村才有资金发展自己。只有实行科技兴农，才能增强农业的力量，提高农业的价值，增加农民的收入。邓小平同志的农业两个飞跃思想就是强调科技兴农的重要性。改革土地制度，实行农业规模经营，从而推进农业的机械化、专业化和产业化，都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思想。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三农问题最终要在市场经济中解决。
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改善农村金融流通环境，我们都可以靠国家权力达到，统一国家发展，这是不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加快科技兴农步伐，则不是说加快就能加快的。国家投资了，就不一定能在农村得到推广和应用。贴配嘛，费财费力，难于落实，不实际。一句话，当前落后的农村基本没有科技推广的环境。而改革土地制度，实行农业规模经营，从而推进农业的机械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上策是靠市场经济诱导发展。但当前我国农村的市场经济发展很不成熟。虽然当前我们仍可以依靠国家权力有所作为，但这些问题并不是国家权力最终能够解决的。
前面已说了，解决三农问题并不是农内农外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发展问题，要综合农内农外一起解决。农内农外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应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密不可分，否则失去生效的基础环境。
三， 实行城镇化战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转移农村人口。
实行城镇化，是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们的美好理想。有学者说三农问题的成因就是城镇化滞后，所以建言国家实行城镇化战略。他们预测，如果我国的城镇化能达到60%，则基本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则三农问题解矣。但问题是怎么去实行城镇化? 城镇化兴起于几个三角洲等发达地区，很成功，所以国家觉得这是一条不错的发展道路。推进城镇化，就要发展乡镇企业，发展第三产业。发展乡镇企业需要资力，发展第三产业要有市场，但广大的贫穷农村地区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只有一部分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良好，而其他地区虽然在政治号召下兴了一会，但最终萧条下来。很显然，城镇化的主角是广大的农民而不是国家政府。即使国家政府建立了美丽的城镇，农民进不了，也迟早成为废都。
现在城镇化出现了几个误区。因为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缓慢或停滞不前，所以大量的农民还是涌入有限的几个大城市，各大城市的政府便感到很激动，受宠若惊，雄心要继续扩张，并请来专家论证，城镇化变成了大城市化，大家都奔国际化大都市。但那些天天坐在空调办公室、出入有轿车伺候的官员哪知道市民生活的巨大压力与困难。另一个误区是发展乡镇企业就是发展城市郊区或者城市建镇建村的企业。然而严格意义上说，城市里的镇或村已不是农村，也就谈不上解决三农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的农村城镇基本没有什么工业，有的也只是一些基本的第三产业，而且都是孱弱的。贫穷的农村没有这个需求啊。需求决定生产，没有需求就发展不了生产。所以现在的县城和建制镇除了政府部门，就是一些为政府部门人员服务的基本第三产业，农民迁移居民甚少，没有生存的基础啊。所以还谈什么转移农村人口? 现在的唯一转移还是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另外，由于当前城镇化欠缺条件，城镇化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政府圈地厉害，农村耕地流失严重；规划不周，浪费严重；目光短浅，污染严重、、、、、、总之，当前城镇化战略实施得并不很成功，不但没有拯救农村，而且还在破坏农村。
四， 全国统一社保福利，还农民国民待遇。
从公平角度来说，确实需要还农民国民待遇。只有还农民国民待遇，农民才能与市民平等发展。本质上，国民待遇是一种负担。只有还农民国民待遇，农民才能有更多的资力谋求自我发展。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措施之一。但由于二元体制，农民基本在一切方面都被区别对待于市民，农民基本享受不到市民的一切国民待遇。而农民如果想享受到国民待遇，就需要支付巨大的资金代价去购买。这种现象实在太不可思议。所以大部分学者都对此极力呼吁。可也有部分学者反对，因为这不太实际。我是持既赞成又反对的态度。赞成的是还农民权益，反对的是直接给农民社保福利。我这么种态度是从国情出发的。如果当前全国统一社保福利，国家将背负巨大的财政负担，也就没有余力发展国家其他重要事业。这当然是不可取的。
从国家投资角度，中央党校徐祥临同志提出了很好的第四条途径。我感觉他的建言非常实在，应该成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的其中一个突破口。给农民创造确实可行的条件，让农民具备自我发展能力，是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徐祥临同志提出的第四条途径，即国家大力投资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直接给农民发工资，是确实可行的，免去农民的转移成本，可让农民一定程度上富裕起来。有了资金，农民就会创造出许多致富的路子，逐渐具备自我发展的能力。因为农村起步低，所以大有潜力。这么做可以解决很多国家问题。让农民在自己的土地、天地上创造财富，就减轻了农民工的负担，降低了城市管理成本，而且不会出现春运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同时农村的软环境得到了改善，必会促进其经济的发展。而谁说农村就不是生存发展的地方? 除了特殊的沙漠、戈壁、沼泽等生存环境恶劣的地方，哪里不能成为繁华美丽的地方? 会因资源限制吗? 而何处土地没有特别的资源？所以问题是发展思路不切实际。只是口说给予农民国民待遇，不实际，难以落实，很难被国家政府采纳接受。
五， 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村民自治，走合作化道路。
有学者多从政治角度出发思考三农问题，认为三农问题在于农民在政治上太弱，而市场经济又要求较有力量的实体参与。我国的家户单位显然太小了，各方面必然弱。在我们这样一个政治主导的国家，这种思路无疑是正确的。自从三农问题得到中央的重视和农民维权意识增强大规模上访后，农村基层管理较为宽松，农民基本还是自由的，自治的。因为农民是以家户为单位出现在社会上，比较自主，最基层的村委会基本没有什么权威，而村委会限以力量，也难于有什么大作为，所以确切地说现在已是农民自治。
实际上，学者们的村民自治是指农村自治。之所以提出农村自治，主要是因为出现了一些乡镇干涉农村事务的现象，搞得干群关系紧张，所以引起政府学者关注。而这些地方基本是一些较发达的地方，由利益引发的。但我国大多数农村基本是贫困的，没有太多的利益博弈。而组织作为一种上层建筑，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持。在当前农民经济力量很弱的情况下，农民难于感受到组织的重要性，即实际上农民的组织需求不大。再加上我国政府的信誉和曾经的创伤，要组织我们的农民实际很难，更不用说走合作化的道路。
当然，如果在他们自己自治的基础上，提高到农村自治，在社会上会增强抵抗力，更易于维护他们的利益。但农民自愿的原则教训是深刻的，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农村自治难于推动。
还是在富裕地方，也可以说是矛盾比较多、比较突出的地方，学者们在理想的支持下，搞了一些精英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问题是，有多少精英会自愿到贫困的农村？如果靠现在的鼓励政策搞一些志愿者的短暂行动，那究竟有多大效应，问一下农民就知道了。其实，农民还抱怨三下乡、志愿者之类的扶贫呢。这就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给予他帮助他还抱怨呢? 我不说农民理性，我说农民实在，这应该成为我们在考虑一切涉农问题的出发点。农民可不管你怎么吹，你能确实让他们致富，他们就支持。否则只是在政治下应付，费财也不吭声，忍吧。
为了实行农村自治，学者们还提出了废除乡镇建制。他们分析，经过国家的各种改革后，乡镇基本在农民面前无所作为，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农民承受着巨大的财政负担。这是一种思路。不过正所谓有破有立，破了后怎么办，应该有个新的建构，使必要的政府建制存在，不但在于管理，更在于服务发展。
农村作为国家最基层的事实行政层次，作为一个庞大国度，完全可以放活，而不只是在农村经济上放活。所以学者提出搞农村自治是正确的，只是也存在一个怎么搞的问题。
当前学者群体性倾向的建言大约就有以上五点。应该说，以上建言都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措施。但以上建言在当前三农国情下实行起来还存在着很多困难。而那些困难都是整个国家的事，非某个局部政策措施所能解决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个三农大战略来统一、协调以上解决方法，以上解决方法才能发挥最佳的效果，确实解决三农问题。
㈡ 战略选择：三农大战略篇
⑴ 战略引言
由三农国情，我们知道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发展分裂，是一个危机问题，表现为城乡巨大差距， 而根本成因是农业弱质性和二元体制。当前党和政府、学者们非常重视三农问题，探索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力的政策措施。 但效果并不太理想。究其原因就是这些解决方法还受到很多根本性的因素影响。 而那些根本性的因素并不能于局部解决，它们与三农问题结合在一起，是整个国家的宏观发展问题，所以需要运用国家战略才能协调、解决。基于此，我对三农大战略做了思考。
其实农业弱质性并不必然产生三农问题。有学者说，因为农业的经济效益不好，所以在国家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三农容易被忽视，三农问题的产生是必然的。而我在三农国情中已论证了西方发达国家并不存在三农问题。其实，由于农业的社会效益巨大，不可代替，而农业又表现为弱质性，农业更不容易被忽视。在一个国家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业资源必然流向他方，农业必然走向衰落，农业弱质性会格外突出，从而导致国家出现粮食问题，此时国家绝不会忽视。而学者之所以作出这么个判断，我猜测是囿于我们的国情环境。我们的国情环境是我们的农业在二元体制下发展。所以我说西方国家不存在三农问题，或者确切地说，不存在我们的三农问题，即我认为三农问题是我们的特殊环境产生的特殊问题，不具有普遍性，解决方法也就难于借鉴。因此归结起来，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二元体制。
所以学者们建言要尽快打破二元体制，统一城乡发展。事实上，二元体制形式上已不存在，或者说已逐步被打破了。然而为什么三农问题的解决还是缓慢前进或者说停滞不前呢?因为这里还有两个问题没解决： 一是二元体制更表现为国家发展的物质形态，不是说改变就改变的，所以制度在这里也是不起作用的，更何况我们的制度已严重滞后；二是统一发展的前提是发展力量相当。如果力量不相当，那只是一厢情愿，是不可能统一发展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只会产生更大的不统一发展。当前城乡的发展力量显然是不相当的。
俗话说: 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我们都已明白是二元体制最终造成了三农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思考还是用二元体制来解决三农问题。当然此二元体制不是原二元体制，而是活用二元体制。虽然我们很诟病二元体制，但我们应该承认原二元体制是我们国家在特殊的国情环境下所作出的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现在三农问题造就了另一个国情环境，我们就需要作出另一种国家发展战略选择。原二元体制成功发展了城市，活用二元体制则要把农村发展起来。原二元体制是城乡隔离，政策偏向城市，城市掠夺农村。那么活用二元体制就应该是城乡统一开放，政策偏向农村，城乡平等发展。活用二元体制就是三农大战略。只有运用三农大战略去解决三农问题，才能为学者们提出的各种有效解决途径提供确实的生效环境。
三农大战略包括政治重构、发展县域经济、土地制度改革、全面减负、国情调研等内容。因为三农问题最终要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解决，所以我将用市场经济标准去论述三农大战略。
⑵ 战略内容
政治重构
虽然说经济决定政治，但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是其他任何因素都无法比拟的。而政治在一个国家中表现为政治权力的分配，政治权力的分配则表现为政治格局。行政区划就是一种政治格局。现有行政区划体制延续于计划经济体制，但我们现在发展的是市场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双方肯定存在矛盾。
建市制在中国蓬勃发展始于新中国，其目的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在改革开放前，市并不管县，其原因就是在二元体制下，城市不需要管辖县也能从各县获得所需的资源。但改革开放后，由于二元体制逐渐被打破，城市不再那么容易获得农村的资源。而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路程来看，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再加上中央集权制下，庞大的地域和落后的交通之间的矛盾，建立市管县制便呼吁而出。可以说，市管县制是我国在开放状态下搞计划经济的必要措施，因此市管县制在当时适应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但自从我们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以来，我们就会看到城市发展更是迅猛且市场经济越趋成熟，而农村发展却越来越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市场经济畸形发展，从而大大拉开了城乡的差距，产生了三农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呢？可以说，只要有商品经济，只要不人为控制物流与价格，那么就存在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自由的，所以市场主体之间是平等的。市场经济的主体是掌握各种资源的实体。在一个经济里，如果没有掌握资源的实体，则不存在市场经济，即在一个经济里，实体都拥有产权。本来，城市掌握着工业资源，农村掌握着农业资源，两者应该成为一个市场上的两个平等主体。但市管县制使他们地位不平等。那么在工业化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只看工业成绩的时代，市管县制必然导致政府烂用行政权力剥夺农村资源发展城市。所以两者之间难于形成市场。相反，因为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之间是平等的，所以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即人们常说的，再穷的省城也不穷。农村与农村之间也是这个道理。另外，因为城市与农村在国土分布上是穿插交错的，所以城市与城市之间、农村与农村之间也并没有形成良好的市场，所以出现了中央三令五申也难于禁止的地方保护主义，所以全国难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所以在市场经济时代，市管县制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必要在行政上赋予县与市同等的地位。
与废除地级市建制的呼声相比，更多学者倾向于废除乡镇建制。他们的理由大致是：①现在的乡镇是由原来的人民公社转变而来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与今之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②我国法律明确赋予村民自治的权利，但乡镇作为国家最基层的政权单位，频频干涉村民自治，甚至出现恶人治村、官坏勾结、欺压农民现象，腐败更是个未知数。这是建设法治政府、依法治国的大忌。③我国地域庞大，拥有建制乡镇几万个，行政人员千百万，在分税体制下，如此庞大的行政负担直接架在农民肩上，农民难以肩负之重。虽然说现在实行了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并且国家实行转移支付，但由此正可以看到乡镇政权是个巨大的财政负担。④为了发展市场经济，为了发展农村，国家对乡镇级政权实行了频繁的改革，增增减减，撤撤并并，裁去了巨大的行政冗员。建制乡镇在村民自治、市场经济下已无多可为。而正是这些改革，我们更加怀疑建制乡镇存在的必要性。因此有学者提出现在是废除建制乡镇的时候了。
把人民公社转变为建制乡镇应包括以下两个原因：①动乱过后的农村不能大放，怕引起动乱，所以乡镇不仅具有领导发展动乱过后的萧条农村经济职能，更具有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职能。②人民公社是集体经济体制，建立了庞大的集体经济体系。由国家直接处理集体经济体系，成本巨大，建制乡镇可让原来的集体经济逐步返回给农民。动乱过后的农村当然不宜改革。然而农村承包经营体制的实行，大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农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发展。同时，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人口流动加大。但这个过程不但没有导致农村动乱，而且提高了国家的稳定性。由此表明建制乡镇在80年代中期就失去了存在的第一个理由。而国家寄希望于建制乡镇处理集体经济，用之于民，则根本不可能实现。我国发展开放经济后，国家便放开了农村的手脚，给农村很大的发展自由，集体经济在农民面前顷刻丧失了权威。尔后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便把走向衰退的集体经济也推入了市场。虽然在政治上乡镇是集体经济的代言人，但在市场经济面前，它也会以经济人的形象出现在市场上，谋求自己的利益。所以常常是乡镇利用残存的行政权力在市场经济中鱼肉农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建制乡镇在国家发展市场经济时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因为建制乡镇沿袭于人民公社，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认识人民公社来认识建制乡镇。可以说，人民公社是搞计划经济的必然建制。虽然我国自古是中央集权制国家，但自古皇权不下县。所以我国自古并没有乡镇建制。53年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计划经济。但要从自由、松散的广大农村获得计划所需原材料可不那么容易。于是我国也出现了苏联那样的粮食收购不足的现象。同时我们也学苏联迁怒于农民：农民反了，要改造。建国初期，农村也是百废待兴。虽然农民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理想：耕者有其田，但个体力量单薄，农业生产力低，农业效益不好。所以农民便自愿地组成了各种形式的互助组。国家发现了这个亮点，便通过行政权力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急促走左到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因为人民公社初期实践失败了，所以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左倾。但中央当时也只是做了调整，而并没有废除人民公社建制。为什么呢？原因就是人民公社是计划经济的必然建制。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通过人民公社控制了一切生产和物流。但那个时候，国家垄断一切只是为了发展工业，而并没有使城乡产生巨大差别，因此当时不存在三农问题。78年后，农村基本抛弃了人民公社的生产经营模式，农村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由发展。但一种建制的打破，必会出现某种公共权力的真空，所以当时农村社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无序和混乱状态。此时，基层组织的建立呼吁而出。基于处理人民公社和创新建制的艰难，国家便在人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乡镇。由于沿袭人民公社体制，乡镇在经济上当然没有什么权威，但国家赋予了它很大的行政权力，建制完备。当时我国已发展开放经济，乡镇难于直接从农民身上赚取利益。随后，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乡镇更被冷落了。于是，在开放经济、市场经济的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乡镇也参与市场，利用行政权力与农民争利，其表现就是垄断。而垄断显然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认为资本主义更体现在垄断经济时代。抛开意识形态来看，我国现在的发展形态与19世纪中后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相似，所以与其说西方国家那时发展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还不如说是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通过优胜劣汰，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大资产阶级，弱肉逐渐被强食，市场经济走向垄断经济，20%的资产阶级控制了国家80%的财富，资产阶级占有了大部分的生产资料，这就是资本主义。但同时我们又看到，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允许过度的垄断，也打击垄断。因为他们明白，一方面，垄断将阻碍市场发挥作用，破坏市场经济建构，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的发展，国家的功能不但没有减弱，控制力反而得到了加强，而垄断会威胁政权的稳定和效率。当然，我们的垄断与西方国家的垄断具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的垄断是国家垄断，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西方国家的垄断是私人垄断，营私人之利。但在经济发展上，它们的性质是一样的，都会阻碍和破坏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值得关注的是，正是由于我国一方面发展市场经济，一方面又欠恰当地搞国家垄断，导致国家的良好愿望不仅不能实现，反而出现了巨大的城乡差距和严重的腐败，也呈现20%的富人占有社会80%的财富的资本主义现象，出现社会主义信仰危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受到挑战，产生执政危机。邓小平同志曾满怀信心地表示，虽然在改革中产生了腐败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将在改革中得到解决。这是辨证的科学预见。而现在是要在改革中解决问题的时候了。乡镇建制作为一大问题之源，应该成为革去的对象。
在政治上，乡镇建制表现为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是否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呢？我认为这要看中央集权制的程度。当西方国家在18世纪实行改革时，他们也都处于中央集权制时代。而正是中央集权，他们能够利用政权力量扫除各种障碍，为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发展铺平道路，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由此看来，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适当的中央集权制是必要的。中央集权制是阶梯式多层次政治体制，而市场经济要求少层次的开放式政治体制，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集权制的层次上。要在中央集权制下发展市场经济，中央集权制必须是少层次的建构。显然，我们五级实际行政体制是过多了。所以，我国现在的政治体制是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的。所以农村问题的本质不在于乡镇机构、人员的沉冗，不在于乡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枉权行为，而在于乡镇建制自身的不合理。党国英认为，在分散的农民和有组织的政府和其他社会集团之间，存在着一种力量不对称，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就有可能滥用权力。所以，20多年来，虽然我们对乡镇建制经常修修改改，但治标不治本，农村问题还是那么多。只有废除乡镇建制，放活农村，农村在没有权力负担下才能在市场经济中积极作为。
但有学者担心废除乡镇建制后农村的发展和稳定问题。是的，乡镇建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然而我同意有学者提到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村稳定的最大保证。乡镇作为国家最基层的权力中心，必然干涉农村事务。而当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农村问题恰恰是乡镇干涉农村事务所引起的。所以可以说，不废除乡镇建制，农村自治就难以实行。且乡镇并不是农村的利益代言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将更加被边缘化，农村问题将更多更复杂。废除乡镇建制，农村松散的家庭经营方式，聚族而居的村落模式，纯朴厚实的民风，国家自由开放的发展环境，则也必不会产生农村稳定问题（我在《论当前中国治乱形势》详细地分析了当前我国的治乱形势）。
总而言之，当初乡镇建制的必要性已不存在了，而又不利于发展市场经济，废除的时机是成熟的。
当然，我建议废除乡镇建制，并不意味着在政治上抛弃农村。而从执政来讲，农村这么一块广大的阵地，我们是绝对不能放的。废除乡镇建制，农村肯定会存在一些权力和管理真空。所谓有破有立，立的就是农村自治。相对于前两种政治改制，农村自治则几乎是学者们的共识。因为学者们都深刻地认识到了农村的根本之弱就是政治，所以很多学者把它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本途径。著名学者于建嵘就认为，之所以农村经济文化问题一直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就是因为我们忽视了农村的根本问题——政治问题。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因此，我也认为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农村政治问题是前提。只有解决了农村的政治问题，农村的经济才有发展的环境，才具备发展的保证。我们解决三农问题，不但要解决城乡差距问题，而且要把农村培养成长起来。如果解决了城乡差距问题，而农村的政治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那么农村还是脆弱的，还不能算是成长起来了，三农问题则会再次困扰我们。实践已经证明，农村的政治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农村的力量就弱，就难以在经济发展中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就不可能解决城乡差距问题。由此可见，解决城乡差距与把农村培养成长起来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如果把解决城乡差距归结为经济问题，那么把农村培养成长起来则更体现为政治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与政治是一个统一体，密不可分。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而政治就是经济的中心。所以，废除乡镇建制后，实行农村自治是必然选择。农村自治不但是政治上的需要，而且有利于发展农村市场经济。
撤市设县，则表明省直管县。而我们之所以撤市设县，就是为了赋予县与所属地级市所在地区县享有平等的地位，从而避免城市管辖县，利用优势剥夺县。但对于一些特大城市或城市群，本身就管辖着十多甚至达二十几个县级政权单位。如果直接设县，相对于其他县同样会显力量过大，也就同样会产生优势剥夺效应。因此对于这样的地级市，我们要么不动，要么并进几个县，上升为直辖市。其实早有专家提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设立五六十个省级行政单位比较适合，比较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当然，调整省级行政单位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政治工程，风险与困难并存，需慎重。治国，稳定是最大的政治。所以，我也不赞成在现基础上作大规模重新调整。只作以上调整，问题则不是很大，而且可达到增加省级行政单位的效果。
所以我建言：
一， 撤市设县，把现地级市所在城市单列为一县，省直管县，把特大城市或城市群提升为直辖市。废除乡镇建制，实行农村自治。国家行政体制变为省县二级制。
二， 废除乡镇建制，在现阶段不是把乡镇建制所有机构都废除。为了便民，现建制乡镇的一些服务部门如派出所、工商登记部门、计划生育服务部门、卫生部门等人民生活中频繁需要的部门则需保留，直属县相关部门，为派出机构。但需改革，主要是由县统一重组，明确性质和责任，加强管理，确实担当起农村社会的秩序维护和社会服务责任。至于保留或设立什么部门，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咨询农民的意见。废除建制乡镇后，原建制乡镇所在地以村或街道组织治理。
三， 在现农村村委会的基础上建立农村自治机构，实行农村自治。在现农村村委会的基础上建立农村自治机构，不是指把现农村村委会改名，也不是指调整一下现农村村委的人事，而是指彻底撤消现农村村委，然后在现农村村委的管辖范围内建立农村自治机构。我的构思是实行精英治村模式（在《政治重构之精英治村模式》作详细论述）。
要实行政治重构，还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 撤市设县，把现地级市所在城市单列为一县，省直管县，把特大城市或城市群提升为直辖市。那么就有一些省会需要调整。而一般地，省会都是设在城市。因此就有必要作出规定：省会所在县（城市县）与省辖其他县地位平等。其实这样一种模式已存在于现在的特大城市中。我国现在的特大城市一般辖有几区市县。它们地位平等，而不是城市区管辖农村县。所以这些大城市的市县都发展得较好。不过，我们借此调整之机，可重新考虑一下省会的定位，使之设立同时满足政治经济的发展需求，更好地促进一省之发展。
二， 把特大城市或城市群提升为直辖市，是事关整个国家的省级行政区划调整问题，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政治工程，风险与困难并存，需慎重。至于把哪些地级市提升为直辖市，需要全局考虑。在这里，我们可采取两步走战略。第一步是把有资力的大城市或城市群直接提升为直辖市，大城市或城市群现所在省做相应调整，其余不变。第二步是调并，即以县为基本单位，在省级行政区划间进行调出和并进，以形成比较成熟合理的行政体制建制。第一步更多以政治稳定为考虑，第二步则在原政治构架下进行经济发展调整。
三， 政治重构后，省直管县，县直管村。自古至今，行政管理都会考虑效果和成本。而效果又较成本重要。所以中央集权制一般都是多层次体制。但现在的治国考虑有所变化，效果固然重要，成本也不得不考虑。成本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交通问题。交通好，则管理较易，范围可更大。其实经济发展也一样。交通不好，经济则难以发展。虽然我们对此早有认识。但由于二元体制，农村的基础建设一直大大滞后于城市。所以徐祥临同志极力提倡第四条途径。的确，这条途径很具有发展潜力。省直管县，对于现在的省县交通，不是问题。但县直管村，在很多地方，仍还是个困难。因此，国家政策偏向农村，就要加大对农村的投资，而基础建设是重中之重。只有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搞好了，农村的环境才会改善，才能吸引人才，才能大有发展。这是政治重构的基本条件，搞不好则难以实现政治重构，也就难以在三农问题有所突破、前进。
四， 废除乡镇建制和改革村委会出现庞大的下岗人员，如何分流这些下岗人员是个巨大的困难。我们治国一方面要以让所有人都过上幸福生活为目标，一方面为了长远利益，也要痛下心暂时剥夺一些人的利益。原乡镇建制工作人员多达千百万，我们当然不能承诺安排工作，只考虑给予他们上岗的机会。这些下岗人员中，村委干部一般都有田地，可再度耕地，可不予考虑或给予一定的一次性补贴。而乡镇建制工作人员，我们仍可以采取以前的免费培训和一次性支付工资形式分流。但这是一个巨大的财政负担，效果也不是很好。那么如何分流呢?一方面乡镇建制政府工作人员凭借其经验和学识可参加农村自治机构管理人员招聘和其他招聘。另外，农村只要引入了人才便大有发展，乡镇建制工作人员便可自主创业，发展各项事业，国家给予政策支持。虽然考虑到乡镇建制工作人员没有农民那么能吃苦，但徐祥临同志所提到的第四条途径，确实能够提供许多就业机会。
五 政治重构立法问题。政治重构是一项重大改革，必须要有法律做后盾，才能保证改革有序进行，保护改革的成果。我认为，政治重构能否成功，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治重构的法律工作有没有做好。政治重构法律工作的重点在农村，而我国农村地域广大且各具特色，法律工作十分繁重复杂。我们的法律工作是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的，要把农村培养成长起来，则必须详细了解农村的状况和农村的要求。因此，对农村进行国情调研是必需的。
政治重构之
精英治村模式
什么是精英治村模式呢？顾名思义，就是精英治理农村。其实，精英治村模式早已存在于我国，只是不普遍而已。而国家大力鼓励大学生农村基层就业，也是希望实行精英治村。那什么是精英呢？对于治村人员，如果能像我国一些著名富裕村庄的领导人那样，那当然是精英了，再好不过了。显然，这要求太高。因此，我定义的精英是指具有基本的政治素养、懂得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人才。
采用精英治村模式来实行农村自治，就是指农村自治机构由精英组成。农村自治机构是在破乡镇建制而立的农村上层建筑。之所以破乡镇建制，就是因为建制乡镇作为国家最基层政权中心，集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服务大权于一身。而农村实行分散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方式，这样一种集中的上层建筑建构又与之不相称，因此不效率。我把国家事务分为三种：政治事务、经济事务、社会服务事务。适合于分散的农村上层建筑组织形式应该是：三种事务分离。具体为县对农村主要承担政治事务，农村自治机构主要负责经济事务，而社会服务事务最好由民间组织承担。当然，这三种事务不是完全独立的，互相具有密切的联系。为了防止县派出机构滥用权力，只予以其政治职能。县政府作为政治重构后国家最基层的政权中心，统一管理一县之政治、经济、社会服务事务。因此，农村自治机构除了负责农村经济事务外，还应该受县政府领导，承担基本的农村政治、社会服务事务，并与县政府协调一致共同发展县域经济。其地位与县在乡镇派出机构平等。
农村自治机构人员实行全国统一招聘制、公务员待遇制、岗位合同制。因此我建议在国务院建立农村自治工作委员会，省县建立相应工作部门，属政府组成部门性质，负责农村自治机构人员的招聘、待遇及其它政策管理工作。加上农村自治机构，形成国家农村自治体系。农村自治体系机构实行双重领导。农村自治机构受县政府和县农村自治工作委员会双重领导。县政府和县农村自治工作委员会对农村自治机构人员具有人事权，但没有行政任命权。农村自治机构人员的解雇由农民和法律决定。如果农村自治机构人员的工作令农民不满，或有腐败堕落问题，或有工作能力问题，或有不尽职问题，或有违法问题等，农民可直接联系县农村自治工作委员会，要求换人。当然，农村自治机构在法律上受县政府和县农村自治工作委员会领导，只要是不损害农民利益的政策、措施，农村自治机构要依法执行，否则渎职，自动解雇。但这不是说，县政府和县农村自治工作委员会可以利用人事权和工资待遇来胁迫农村自治机构依言行事，损害农民利益。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农村自治机构可拒绝领导，并向县人民法院或省级行政单位申诉。由此可见，农村自治机构拥有很大的自我处理农村事务的权力，真正成为农民的代言人，实现真正的农村自治。
农村自治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带领农民发展经济。国家给予政策，怎样能使农村的经济实现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农村自治机构便可在农民同意下怎么做。农民只有在农村自治机构专业的经济知识的指导下，并以农村自治机构的形象去闯市场，农民才能在市场经济中维护和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当然，农村自治机构必须以服务的形象去指导和帮助农民发展经济，而以自治机构整体形象去闯市场，则坚持农民自愿原则。我相信，只要农村自治机构有为农民谋发展的热心、决心、耐心，就一定能够想出办法，团结最广大农民，共同创造农村事业辉煌。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自治机构就像是一个股份制公司的管理层，由自治机构及其所辖农村组成一个企业，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农村自治机构还应帮助、关怀农民。但自治机构又不完全等同于企业管理层，农村自治机构对农村没有行政权力。农村自治机构人员是拿国家工资为农民服务的。
实行精英治村模式是国家对农村的最大支持。国家给予政策，又为农村引进人才，自然资源+人才+政策，便是农村发展的根本公式。因此，精英治村模式又是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有学者把三农问题归结为农村资源的缺失。这不无道理。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人才资源和政策资源。一地方要发展，必须同时具备这三种资源。这三种资源之间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一地方虽然不一定拥有良好的自然资源，但却可以通过人才资源和政策资源吸引自然资源。因此，即使一地方拥有良好的自然资源，如果没有人才资源和政策资源，自然资源也会流失掉。而如果一地方同时具备自然资源和政策资源，则也会吸引人才资源。当前我国农村的状况是，大部分地区拥有良好的自然资源，但因为没有人才资源和政策资源，自然资源正在流失殆尽。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给予农村政策资源，然后引进人才资源。三种资源具备，农村经济才能得到发展。政策资源是国家权力之范畴，国家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国家只有实行适当的政策才能吸引，而靠鼓励、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志愿者之类的活动，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我相信人是有一点精神，但就人类发展的现阶段来说，人更倾向于物质。为什么大家都跑向城市而逃离农村，就是因为农村各方面都比不上城市。这各方面主要是指物质生活，然后才是精神生活。环境生活，大家现在还不能着重考虑。这就是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效应，也正是市场的缺陷，所以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当然，国家宏观调控并不意味着反市场行为。我们可以通过政策使农村的物质生活赶上或超过城市，然后逐步发展农村的精神生活和其他方面。真正的人才流向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工资待遇；二是发展前途（事业）。如果农村自治机构岗位的工资待遇相同于或超过城市公务员待遇（以城市物价水平衡量），又给予他们农村自治这个创业平台，再加上农村的低物价水平，在当前就业严峻的形势下，必有很多人才流向农村。人才资源流向农村，农村就具备了发展经济的三大资源，则农村发展前景一片大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敢说农村就不能变成繁华的城市？所以农村有没有人才，能不能发展，关键就在于我们的政策。
曾有学者论述我国的社会发展必经三个阶段，先是关系型社会，然后是能力型社会，最后是法治型社会。我们现在已进入了能力型社会。能力型社会是关系型社会发展为法治型社会的过渡阶段。因此在能力型社会阶段，一方面我们还存在关系型社会，另一方面我们正走向法治型社会。实际上，这三种社会表现类型并不是绝对的。人都是有感情的，则必是关系型社会。发展社会要靠能力，则必是能力型社会。而法治型社会只不过是关系型社会、能力型社会综合化、合法化、规范化。因此，确切地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混合型社会。而无论是关系型、能力型，还是法治型，实质都为社会资源的处理手段。因此每种类型社会都是一种资源。我提倡精英治村模式，就是因为精英是关系型、能力型、法治型社会的缩影和综合体。只有实行精英治村模式，才能充分把社会资源聚拢到农村，发展农村。而各精英在各种资源的交汇处会逐渐成长，可在农村自治机构锻炼后，通过选拔进入更高层次的县、省、中央锻炼，那么将形成精英治国模式。只有实行精英治国模式，国家才能得到长足的良好发展。
借鉴西方农业现代化经验，农业合作化道路是必由之路。而实行精英治村模式后，农村自治机构作为农民的利益代言人，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在闯市场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寻求合作，依托精英关系，则会唤生各种合作组织，最终走向农业合作化道路，更有效地维护三农利益。
从对精英治村模式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实行精英治村模式还是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那么这是不是真正的农村自治呢？这是个认识问题。所以，实行农村自治首先要理解农民自治与农村民主之间的关系。农村自治是农村民主的体现。但农村民主不是绝对的，因此农村自治也不是绝对的。民主没有固定的定义，不是绝对的，决定于经济发展水平。当前的农村状况决定了农村自治需要党和政府的引导、监督和帮助。农村自治不是宗族自治。农村自治是指农村内部事务农民自己决定处理。但涉及到法律内容的，必须依法行事。当前农村的状况同样决定农村民主要服务于农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当前农村经济需要民主，而民主更要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当前，只有实行精英治村模式，才能实现真正的农村自治。
发展县域经济
政治重构后，我国最基本、最基层的政权单位就是县了。经过撤市设县后，我国县级政权单位数量可达3000左右，平均地域规模大约为二三千平方公里。在这3000多个县中，只有几百个县城市化了，我们不妨称之为城市县，而其它处于广大农村地带的县，称之为农村县。城市县一般比较发达，具备了自我发展能力。国家只要继续给予政策，城市县则能继续向前发展。农村县则欠发达，城市化水平低，主要以农业为主，没有什么工业。因此，作为三农大战略的内容之一，发展县域经济主要是指发展农村县经济。
农村县经济欠发达，并不意味着农村县自然资源贫乏。相反，我国农村县一般都是各种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只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没有政策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支持，从而没能发挥自然资源优势发展起来。农村县之自然资源又各有特色。所以，尽管在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县域经济也是各有特色的。在现在的市场经济下，更是如此。也只是由于二元体制，国家政策偏向城市，农村县之特色经济没能充分发挥出来。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特色经济是根本方向。由此可见，当前农村县是非常具有发展潜能的，而其特色经济发展又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成熟。因此，发展县域经济就是要充分利用农村县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特色经济。
实践证明，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道路是必由之路。我国农村县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工业发展不足。那么农村县怎样发展工业经济是发展县域经济的关键。我国城市县的工业化是国家用政治权力实现的。而正是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了三农问题的产生。所以有学者说，我国工业化的代价太大了。我提倡用活用二元体制来扭转城乡局面，解决三农问题，但我不赞成旧工业化道路：国家通过政治权力集聚资源，然后投资工业，拔苗助长式地推进工业化。旧工业化道路能够带来短暂的经济高速发展，但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已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我们都提倡统筹、和谐、可持续发展。事实上，基于农村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也不必要走掠夺式积累发展道路。我们可直接发展基于农村特色资源的工业、第三产业，从而构建一个特色农业、特色工业、第三产业三位一体的特色经济体系。通过特色经济体系发展模式，我们才能以较少的成本稳妥地推进农村县的工业化。再加上国家政策偏农，投资农村，农村县工业化必实现跨越式发展，突显后发优势。农村县工业化又直接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带动县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村县域经济将一片繁荣，三农问题则将逐步得到解决。所以发展县域经济是指：基于农村特色自然资源，发展特色农业，又基于特色农业发展特色工业和第三产业，构筑特色农业、特色工业、第三产业的特色经济体系。
一个乡镇集地便形成了一个小市场。但由于我国农村发展不足，这个市场显然太小了。而一个县二三平方公里，地域性质比较统一，适宜发展特色经济，构筑特色经济体系。这样就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独立的经济体，从而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独立的市场。在一个体系化的经济体内，农、工、第三产业必须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农业支持工业，工业促进农业，工农带动第三产业。它们地位平等，相互依存，共同前进。然后它们又以整体形象进入更大的省、国家、国际市场，去为经济体寻找活力。因为县域经济在省、国家、国际市场中又表现为一种分工，所以将充满竞争力，将能够不断为经济体找到动力，不断向前发展。县域经济客观上又会促进整个国家、省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发展县域经济，才能统筹城乡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县内，农、工、第三产业地位平等，分工合作，再加上在农村实行精英治村自治模式，县政府在政治上的权力受到限制，在经济上则必然要与农村自治机构相互合作，共谋经济的发展。县政府的职能则自然由监管转变为服务上来。在一省内，因为发展县域经济，县域经济体拥有自由的从实际出发的发展权力，省也只能以协调、帮助县域经济发展以谋一省之经济繁荣的角色出现。省级政府职能也实现了转变。而国家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保护者，更需要在宏观上统筹、协调好各省、县经济的发展，职能必然是为人民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发展县域经济，才能实现政府职能的确实转变，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
那么如何去发展县域经济呢？
一，国家通过国情调研与县一起确定特色经济，制定具体发展政策。为了更好地发展县域经济，国家需要在国情调研的基础上作出全国统筹，政策具体到县，给予县域经济充分的自由发展空间。
二，国家给予县足够的政策资源和人才资源。发展是自然资源、政策资源和人才资源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村拥有自然资源，但缺少政策资源和人才资源。要发展县域经济，国家就要给予农村政策资源和人才资源。政策资源要体现在城乡的调整上。只有调整好了乡的各种政策，才有人才资源流入农村。当前需要作出的基本调整包括工业、金融、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工业调整是为了帮助县发展特色工业。国家要起带头作用，制定各种优惠政策，直接参与农村县特色工业投资，以形成国家、私企、农民、社会个人共同投资的股份制发展模式。国家不抽取分红，建立各种基金，推进县域各种事业的全面发展。金融调整是国家对农村进行投资的必要措施。农村没有资本，则不可能吸引人才和其他资源，则没有发展的生机。教育调整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不仅仅提供免费教育，而且要加大投资，一方面彻底改变农村的教育条件，一方面提高工资，吸引人才，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促进农村发展根本点的逐渐成长。二是调整高等教育布局。如果不是国家政策调控，高等教育一定会向几个大城市集聚发展。发达与不发达省市的教育规模差别便是佐证。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流行的大学城建设是国家高等教育的失控，也是高等教育市场化发展的缺陷表现。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有三大弊病：一是对国家发展不利。人才是发展的根本。而高等教育是人才的培养和集聚，所以高等教育具有人才辐射效应。只要一地方拥有高等教育资源，那地方肯定不会落后到哪里去。但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资源布局极不合理，只是集中在几个大城市中。它们确实极大地促进了那几个大城市的发展，但其他地方怎么办，其他地方就不是中国的国土吗？之所以国家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我认为高等教育分配不平衡是一大重要因素。人才培养是治国的一大行为，是国家必须调控的方面，是不能完全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的。二是对发展市场经济不利。人才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可以吸引和控制其他资源。所以一地方如果拥有强大的人才资源，则可以吸引和控制其他地方的资源，形成优势，剥夺其他地方的资源，又能够实行保护主义保护自己的资源。这显然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拉大差距，又对国家发展不利。三是发展成本极高。高等教育集中在城市发展自然会增加城市的管理成本。而高等教育集中在大城市发展，其发展成本相比其他地方又更高。所以人们想到了大学城，以为通过建设大学城能够实现资源共享，降低成本。孰不知高等教育集聚城市发展会产生规模不经济效应。一城市用高成本发展了高等教育，但它并不一定能够吸收这些高等教育资源，会导致就业问题和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又增加了社会发展成本。所以为了发展县域经济，我认为每个县都拥有至少一个大学才比较合理。社会福利的作用是改善农村各种软硬环境。只有好的生活工作环境，人才才会流向那里。
三，发展县域经济，需要县域经济的主体代表县政府和农村自治机构积极参与，互相合作，共谋发展。县域经济没有农村自治机构的参与就没有了发展的源泉，而没有县政府的领导就发挥不出源泉的力量，所以农村自治机构和县政府都需要积极参与，并互相合作，才能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才能保证县域经济的发展服务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四，做好发展县域经济的立法工作。为发展县域经济所做出的各种调整，需要用法律来实施和保证。
总之，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认识了这个基本点后，至于如何去发展，则有很多途径，而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办法，我们就应该大胆去尝试。
土地制度改革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土地是其属性，是其根本。因此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之一。科学合理的土地制度，必能促使国民在土地上创造出最大价值。而欠缺的土地制度，则会造成社会不公平，大饱私人之欲，而损国家之根本。
对于农业来说，土地无疑是最重要的资源。由此可推断，三农问题的产生，土地制度脱不了干系。我国现在的农村土地制度是家庭联产承包制。被压抑了二十年的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释放了农村巨大的生产力，使改革之初的农村大有再度包围城市之势。但从85年开始，便出现了农产品销售难问题，从此农业一蹶不振。而城市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对外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发展迅速，逐渐把农村远远地抛在后头。发展至今，形成城乡巨大差距，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发展分裂，产生三农问题。虽然三农问题成因复杂，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家庭联产承包制束缚了农村的发展，其小农经济生产形式在市场经济下必然产生三农问题。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但造成了农村社会的贫穷，而贫穷是维持不了稳定的。正如有学者所言，家庭联产承包制并不是最佳的制度选择。因此可以说，土地制度改革是三农大战略的题中之义。
归纳起来，学术界对土地制度改革有两种建议：一是土地私有化改革；一是土地产权完善改革。
提倡土地私有化改革的学者认为，只有土地私有化，土地才能进入市场与资本结合，逐渐集中在有资力的国民手中，形成规模农业，从而带动农业机械化、专业化、产业化的发展，农业则不弱，农民才不穷，农村才不危险，三农问题解矣。且不说土地私有化首先过不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关，土地私有化也不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土地私有化是能够集中土地，推动农业规模经营，但失去土地的农民将怎么办？通过城镇化转移进城？而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结果。在短期内，我国的经济发展显然不能吸收庞大的农村人口。虽然当前城市能够暂时吸收大量的民工，但在当前体制下，城市并不能消化这些民工，大部分民工最终还是要回家务农。如果没有地，则怎么办？所以土地私有化改革是行不通的。
提倡土地产权完善改革的学者认为，因为家庭联产承包制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国家处于被动的地位，所以其制度设计是有缺陷的。其最大的缺陷就是土地产权分配不合理以致土地产权不清晰。产权可分离为四个部分：所有权（占有权）、处置权、收益权、使用权。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初期分配给农民的只有使用权和收益权，国家和集体占有所有权和处置权。实际上，使用权和收益权只不过是所有权和处置权的附属、延伸权利。所以经常出现国家或集体以所有者身份去侵害农民的收益权和使用权现象。农民耕地便没有安全感，一方面生产积极性受挫，另一方面不注意保养土地，过度开发，竭泽而渔，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土地质量。还有，部分不再以农业为主要谋生途径的农民由于没有土地所有权和处置权，不能转移土地，就要么惨淡经营，要么撂荒，严重浪费了我国的土地资源。所以提倡土地产权完善改革的学者极力呼吁国家给予农民土地处置权，而所有权则上收到县或更高层次政府。他们认为，只有给予农民土地处置权，才能使有土地转移需要的农民能够转移土地，以不致大量浪费土地。而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民洗脚进城，土地将逐步集中在种田能手里，形成规模农业，从而带动农业机械化、专业化、产业化的发展，提高农业生产力，农民便可致富，三农问题解矣。而所有权上收则能更大程度上避免侵权行为，保护农民利益。同样，土地产权完善改革观点也不免对我国的农民转移过于乐观。且不说城镇化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当前国家赋予了农民转移土地的权利下，也并没有多少农民有转移土地的需要，因为转移没有收益。而农业效益不好，现在大家都在努力逃离农村，有转移需要的农民又把土地转移给谁呢？应该说，从理论上来看，如果我国保持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城镇化必将向前发展，农民转移也成必然。那时，即使没有转移收益，土地也会逐步集中起来。但这个目标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实现？而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能给予我们那么多的时间吗？所以土地产权完善改革也不能很好地解决三农问题。
综合上述两种改革观点，我们看到它们具有共性：都是基于土地权利的分配及其对土地生产效益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给土地制度下一个定义：土地制度是一种土地权利分配制度，其权利分配应该是社会公平与土地生产效益最大化的综合。土地权利也叫土地产权包括四个部分，可以有很多分配组合形式。而任何一种分配形式必会对土地生产效益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社会公平。
因为土地不仅是国家的根本，而且是个人赖以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质资源，所以土地权利分配最基本的主体就是国家与个人。社会形态划分是以生产关系性质为标准，生产关系性质又是看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而土地制度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最重要的内容。所以当今世界大致存在两种土地制度：一是公有制，一是私有制。在我们的意识里，公有制与私有制是绝对的、对立的。公有制则要是完全公有制。私有制则是个人完全占有，国家也不得干涉。有公有制则不能有私有制。但完全公有制在实践中已遭失败。而从土地四种权利分配来看，哪个国家也不是绝对的。著名学者秦晖就不赞成土地百分之百私有权的说法。他认为，从土地的本质来看，土地并不完全具有市场可替代性，因此不能完全成为商品。一方面，个人可以利用土地去为自己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土地是国家的属性，国家对土地拥有绝对权利，则不可能完全私有。我认为公有与私有并不是对立的，因此也不是绝对的。公有与私有只是权利分配形式线段的两个端点，而在这两个端点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选择空间。在这个权利分配选择空间里，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权利组合形式，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土地制度是一种生产关系，决定于生产力水平。在社会化大生产的今天，只有兼顾了社会公平的土地制度才可能使土地生产效益最大化。而在土地权利分配形式线段上，就有这么一个点能够平衡国家与个人的利益，即中点。这个中点就是我所要提出的土地制度，具体为：
一， 国家对所有土地及其附属自然资源拥有绝对所有权。
二， 国家主权全民所有，国家把国家土地所有权细化分配给每个国民。
三， 国民对国家所分配土地拥有相对所有权及保护义务，国家给予保护和监督。
下面是对以上制度内容的一一对应诠释：
一，“国家对所有土地及其附属自然资源拥有绝对所有权”有两层含义：⑴国家有权依法处置和保护一切土地及其附属自然资源。但国家不能以绝对所有权侵害个人相对所有权，也必须依法、遵循市场规则作为。⑵个人垄断土地非法。个人如果意图通过占有大量土地而以炒土地谋利，则损害了国家利益，那么国家将行使绝对所有权进行强制没收。
二，“国家主权全民所有，国家把国家土地所有权细化分配给每个国民”也有两层含义：⑴每个国民都应依法享有土地权，具体表现为居屋地权。土地具有很多用途。虽然每个国民都应拥有土地，但并不是每个国民都需直接以土地谋生。⑵个人如果不是以在土地上进行生产活动而谋生，个人不得拥有超过国家居屋地权标准的土地。一旦拥有，必须在法定限日与国家国土管理部门进行市场交易，个人不得与个人、组织进行出卖、出租、出借等任何形式交易，否则以违法论处。考虑到农村与城镇土地市场的差别，国家实行区别对待农村与城镇土地交易制，以避免人以地贵的不合理、不公平现象。规定：①城市包括市区和郊区、建制乡镇所在地为城镇，其余为农村。②城镇个人之非居屋、生产用地交易所得要依法纳税。国家制定土地交易税起征点，实行浮动税率。国家所收购之土地供规划和市场交易使用。国家所得土地交易税用于农村土地交易。③国家用城镇土地交易所得税以适当的保护价格收购农民需转移之土地，免农民土地交易税。国家所收购之土地供规划（土地分配）和无偿配送种田大户使用。
三，“国民对国家所分配土地拥有相对所有权及保护义务，国家给予保护和监督”。（注：这里的土地是指生产性用地。生产性用地包括房地产用地，因此事实上所有土地都是生产性用地。）有两层含义：⑴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国民可在依法拥有的生产性用地上进行任何生产性活动。生产活动过程及生产收益，受国家保护。⑵国家实行土地科学量化管理。国民在生产活动中不得破坏土地资源，否则以违法论处。
以上土地制度设计从根本上平衡了国家与个人对土地的权利分配，从而能够更好地同时维护国家和个人的权益。在土地产权明晰下，土地作为一种资源就可在市场中自由流动，产生最大效益。
从三农问题角度分析，新土地制度兼具家庭联产承包制、土地私有制、土地产权完善制的优点，而克服或缓和了以上三种土地制度所出现的问题。上面已说了，在短期内，我国不可能实现大量转移农民的目标，而三农问题又激发了转移需求，由此产生矛盾。家庭联产承包制就能够起到缓和这个矛盾的作用，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新土地制度就继承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人人享有土地权利的优点，体现了社会公平性，是国家稳定的保证。土地私有制、土地产权完善制都洞察到了农业之弱为三农问题之成因之一。所以他们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就要解决农业之弱。而农业之弱又是产生于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借鉴西方农业现代化经验，只有实行农业规模经营，才能提高农业效益，解决农业之弱问题。新土地制度重新认识了土地权利分配，找到了国家与个人土地权利分配的平衡点，支持土地的自由流动与集中，能够更好地推进农业规模经营，解决农业之弱问题。所以新土地制度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而要实行土地制度改革，科学的土地管理是关键。因此我建议：
一， 建立中央、省、县三级国土管理部门单一体系。国土管理部门作为国家土地财产的管理者，不受地方政府干涉。地方政府要使用土地，依法申请，通过国土管理部门核准后，依法使用。
国家实行统一管理国土资源，则可更好地规范土地利用，保护土地资源。具有特别意义的是，我们可以确实保护耕地，防止人地紧张国情进一步恶化。同时可更有效地遏止当前严重的土地腐败现象。当然，国家要建立严格的制度管理国土管理部门，以防止其内部腐败。
二，新土地制度立法。新土地制度立法工作必须做好，并从严执法，土地制度改革才能成功，新土地制度才能发挥其优越性。
全面减负
三农问题的根本成因是二元体制。二元体制表现为国家政策偏向城市,具体为国家投资、福利偏城市。从人民的角度考虑，国家投资、福利与税收的实质都是负担。一些基本的投资、福利与税收,如果国家给予支持,那么即是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但在二元体制下，我们对农村做出了相反的行为。农村投资严重欠缺，农村福利几乎为零，而农村各种税则多如牛毛，形成了农村沉重的负担体系。农村没有积累，也就不可能实现自我发展。积贫积弱，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今天的三农问题。
建国初期，受国际环境和我国大国地位影响，在国家财政不宽裕的条件下，我国选择了重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为了实现工业积累，对农村征税而不投资农村，给福利农村，我无从评论对错。但改革开放前，城乡并没有多大差别，并没有产生三农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上走向了全面发展的道路，但政治上基本沿袭原政治体制——重城市而轻农村，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今天的三农问题。
如果说国家投资、福利偏向城市是国家的一种先富发展策略，那么多如牛毛的农村税收则完全是一种失策。我国地大物博，即使没有国家的特别惠顾，只要让人民有自由发展的机会，传承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我国农民也能够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问题就出在多如牛毛的税收。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农业本身就表现弱质性，再加上沉重的税收剥夺，农民除了能够艰苦地维持基本的生活外，哪还有余力谋发展呢？有学者说，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下，农民难以在市场经济中获得力量自我发展。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如果没有沉重的税收负担，那么农民以家庭形式出现在市场中也是充满竞争力的，也能够在市场经济中逐步成长起来，不致现在农村发展停滞不前，土地只能起到承担农民基本生存福利的作用。所以农民之负担莫过于多如牛毛的税收。
我国税收的性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在二元体制下，我国从农村征收了巨量的税收而没有通过投资、福利返还于农村，反而投入了城市。城市固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国之整体内，此消彼长，农村则被剥夺了发展机会。城市与农村本来就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而政策的偏颇，则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久而久之，就导致了今天的三农问题。从城市的发展中，我们本应该受到启发。发展具有内生发展机制，由发展存量支持。发展存量积累到一定程度，量变会产生质变，自我发展机制会形成。那么此时，我们的政策应有所调整，偏向农村。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仍然在城市进行巨大的投资，于是出现了贫穷下的生产能力过剩现象，需求不足，国家经济不景气。为了拉动需求，我们更加加大了投资力度。可随后又出现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国家经济是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可人民生活水平反而下降了，最苦当然是农民了。产生了三农问题后，在危机面前我们才肯静下心来重新思考我们的发展模式，我们才醒悟：农村就是最大的市场，农民消费就是最大的需求，民穷则不可能拉动内需，带动生产，强大国家；投资发展模式只会导致发展成果被西方发达国家剥夺，而国民享受不到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一旦国际经济遭重创，我们的非内强经济必难以承受之痛，面临衰退的危险；投资发展模式非可持续发展模式，非国家长期发展的科学选择。于是开始重视农村的发展，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行税费减免改革，国家经济发展很快就重现生机，进入经济发展周期最强劲的时期，前景一片大好。由此可见，只有农村的负担完全彻底地减下来，农村才能重现发展的生机，国家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农村会逐渐成长起来，形成自我发展机制，则三农问题彻底解矣。
所以我建议对农村实行全面减负，全面减负的政策含义应包括：
一， 把国家投资转向农村，加大对农村的投资，特别是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即徐祥临同志提出的第四条途径。把国家投资转向农村，不但会吸引人才流向农村，而且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农民可就地就业，从而免去了农民进城务工的交通等负担，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春运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也减轻了城市的承受压力和管理成本，可从根本上缓解三农问题严峻形势和最终解决三农问题。
二， 逐步给福利农村。国家应该给农民的福利很多，但以国家当前的财政能力来说，国家还不可能一次性赋予农民足够的福利。就当前来说，国家应该给农民的福利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医疗服务福利。自古老百姓最怕的就是生病，不是怕生病的痛苦，而是怕生病给家庭带来的灾难。我国农村现在的医疗条件相对于城市来说，是非常差的。但由于我国医院处于又国有又私有的半垄断模糊状态，以及其特殊职位所形成的权力，农村医疗服务又是差且昂贵，用农民的话就是：最活吃人。因为农民因病返贫现象严重，所以国家反思了我国的医疗体制，并进行了改革。改革的效果如何，我不是很清楚，但我在农村没有看到任何变化。生存权是公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如果国家连公民的生存权都没有给予确实的保障，政治上就处于十分危险的边沿。给予农村哪些福利和怎样给农村福利，需要国家基于农村国情作出长期策划。
三， 对农村实行彻底合理的“免”。著名学者胡鞍钢从地域和经济发展水平出发认为我国是“一个国家，四个世界”。而我结合生活水平和地域因素认为我国是“一个国家，三个社会”：最高层社会是城市，中间层是县城和乡镇（不包括城市建制乡镇），最低层是农村社会。因此，这里免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当然，考虑到县城和乡镇社会也不很富裕，也应该给予一定程度的“免”。我国已实行了农业税减免改革。但农村的税收不只是农业税，还有其他显性或隐性的七税八税。对农村实行全面减负，就要彻底地免去农村所有的税，使农民处于无负担状态，全身心地追求致富、奔小康。
我要提的免的另一个方面是彻底免农村子女的教育费用。我是从贫穷的山区农村出来的，我深深地体会到了父母负担子女昂贵的教育费用的艰苦。而可怜天下父母心，因为再不愿看到后代遭遇无知、愚昧、贫苦的命运人生，再苦也不要苦孩子，再穷也不要穷教育，再昂贵的教育费用，也竭尽全力供子女上学，自己却过着悲苦的生活。对于农民父母的这种状况，我常常见也流泪，想也流泪。实在很让人心酸，特别对于作为农民子女的我们。温家宝总理已在政府工作会议上表态要在两年内实现为农村提供免费九年义务教育，现在也已进入实践阶段。但我认为，为农村提供免费教育不应该只是九年义务教育，更应该给农村子女提供免费的高中、大学教育，这两种教育负担才是农民最难以承受之重。所以我建议国家对农村子女提供免费的完整国民教育（不意味深造不需经过考核），而不以施舍性的贷款助学。国家主权全民所有，任何带施舍性质的政策都是非合理的。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难题：如何划分和界定农村子女身份。我认为，我们当前不必忙于废除户籍制度，就以原户籍制度来划分和界定农村子女身份，并规定：原户籍制度下的城镇居民（不应包括因升学而迁移的学生）不得入农村户籍，而农村户籍可免费转城镇户籍。农村户籍的子女可获免费教育，他当然不会主动去转城镇户籍。因此还要规定：居而获籍。“居而获籍”的具体含义是：在原户籍制度下，⑴没有处于接受教育阶段子女的农民迁移而获籍；⑵受过教育的农民子女和城镇居民以工作地获籍；⑶未成年子女随父母获籍。而对于城镇籍贫困户口，则以助学贷款形式给予帮助。当然，三农问题解决后，我们可以废除“一国两制”，实行全国统一的制度，我这里就不探讨了。
四， 打破当前农村垄断。我深深地感受到农村垄断是农民的一大负担。当前的农村垄断有国家或地方政府垄断以及官商勾结垄断两种形式，承弊于计划经济体制。这些垄断实质都是行政权力垄断，所以农民是无力反抗的。而这些垄断形式是政府垄断，实质都是中饱私囊，是一种很不合理的反市场现象，国家必须利用行政权力强力打击、干预。这些垄断表现在：⑴农业生产资料垄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统一配给生产资料，建立完备的配给系统。而实行改革开放后，并没有打破原配给系统。原配给系统在市场经济中就扮演了公私双重身份，结果是损公肥私。其实国家不打破原配给系统是希望保证农业生产资料的质量。然而，在市场经济中，这是吃力不讨好的行为，国家并不必要这样做。⑵科技产品垄断。特别是电信垄断已成众矢之的。由于农村贫穷，科技难以推广，也就难以形成规模市场，垄断便产生。这种垄断基本是外侵式，然后官商勾结，为了维护利益，甚至动用恶势力。⑶特产国家专卖（垄断）。国家对某些特产实行专卖政策是为了宏观调控。但在市场经济中，如果法治不兴，政府也会损害人民的利益。而当国家依法治国，则不必要以专卖政策进行调控。专卖政策是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会提高市场交易成本，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同时，这对以特产谋生的人民是不公平的。我认为，无论什么社会制度，以国家名义牺牲人民利益的行为都是非正义的，会失去民心，何况我国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
总之，人民的负担很多，有显性和隐性之分。要实行全面减负，就要实行国情调研，看人民有哪些负担，然后考虑怎样更好地把人民的负担减下来。
国情调研
今年六月份，学校又开始筹划三下乡活动，拉横幅鼓励学生踊跃参加三下乡暑期实践活动。也值毕业之际，学校当然也鼓励毕业生志愿服务西部。我在《当前三农政策措施及评议》里已说了，三下乡、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实质都是扶贫，不过是精神文明扶贫。当前的三下乡活动形式主要是支教、挂职、调研，而调研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我生长在农村，我了解农村。当前农村工作之所以打不开良好的局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农村。所以我认为对农村实行国情调研才是最重要、最迫切的工作。于是我便思考写一个建言报告，建议国家对农村实行国情调研。
调研农村什么呢？怎样调研呢？要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则首先要明确调研的目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那只有知道怎样去解决三农问题才能知道调研什么。所以最终的问题集中在三农问题的解决上。于是我决定直接写一个三农大战略建言报告，把国情调研作为其战略内容之一。
所以，对农村实行国情调研就是：以实行三农大战略解决三农问题为目的，全面地去了解农村国情——农村的发展状况和需求，为国家决策提供最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调研是十分重要的。只有通过调研，我们才能确实了解问题的真相。而只有确实了解了问题的真相，我们才能思考出确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这就是解决问题的一般规律。如果不遵循规律办事，我们对问题则不理不顺，理还乱，那么我们永远也不能够确实解决问题。所以毛泽东同志告戒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他作为一个国家领袖身体力行去重视国情调研，则说明了国情调研对于治国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国情调研，我们才能确实了解民意，掌握治国的根本和主动权，更加科学有效地去治国。所以国情调研是不可以欠缺的，也是不可草率的。
但当前我们很多搞研究、做决策的人没有调研的严谨作风。他们长期居住在舒服的城市，不愿意到落后的农村去吃苦做调研。而我们有些同志就是做调研，也是不深入、小家子气，并以此为研究素材进行理论总结、理论论证、理论推广和理论实践，其结果必然是不成功的，而苦的只有国家和人民。
所以当前由国家来倡导对农村进行国情调研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仅只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也是一种治国思路，有必要作为一种制度设计来重视。
著名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感叹：我们这一代学者有幸赶上了这个人类最大规模的改革与发展的时代，能以知识的创新、传播和交流为社会作贡献。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和展开，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无不需靠知识能力解决。所以我在《精英治村模式》里说我国现在已进入了能力型社会阶段。作为社会管家的政府显然感受到了人才的重要性，所以各级政府纷纷聘请专家做决策咨询顾问，逐步走向决策的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和专业化。邓小平同志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国家间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而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从国家发展的三种资源来分析，一国即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强大的政策资源，没有人才资源做后盾，也不能有所作为。而政策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来源于人才资源，更是发挥作用于人才资源。可见，人才资源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但我觉得我们国家还没有充分利用好我国的人才资源。胡鞍钢等知识渊博的专家固然是人才。而一般地，我们认为，接受了高等教育或者具备高等教育学识或者掌握了一技之长的人都属于人才。那么作为国家的人才资源最基本应包括正在和已经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具体为专家、大学教师、大学生、社会高等学历人士。国家最先重视专家资源是必然的。那么在国家的大发展时代，国家是否也应该考虑为其他人才资源提供一个确实的发挥平台呢？
在当前的教育和评价体制下，我们的高等教育出现了很多问题。一方面，大众化教育下，大学教师的负担并不重，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做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大部分不过是为了评职称而已，因为国家并不允许他们兼职赚外快，所以他们的研究动力不足，研究成果难以有突破。另一方面，大众化教育，很多大学生都是混文凭混日子过，以致大学里充斥着孤独、忧郁、无聊的生活气氛，大学生的成长令人担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还是动力问题。虽然就业形势严峻会迫使大学生不得不充分利用大学资源掌握过硬的本领，但压力往往会引导学生急功近利，不能踏踏实实地学知识。理想是最好的动力。当前的大学生也有理想，但都是狭隘的自私的理想，在变幻万千的今天，这种理想显然不能很好地把握。而回顾历史，我们的革命前辈年轻时因为把自己的理想与国家的事业结合在一起，尽管在艰苦的岁月，也具有无穷的动力去奋斗。所以，我常常认为，作为国家未来人才的大学生应该把自己的理想与国家的事业结合在一起，并为实现理想不懈奋斗，那么当你成就了国家的事业时也就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也必然能够得到国家最丰厚的回报。人是有一点精神的，而这点精神是要在重视和关怀下才能激发出来。所以，基于上述两种丰富的人才资源浪费严重的状况，我觉得国家有必要为他们提供一个确实的发挥平台，把他们重视起来，以人尽其才，共同努力加快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因此，我建议：
一， 建立国家智囊团组织，实行分级设立制，全国单一体系化，属国务院事业单位。国家智囊团由专家智囊团、大学教师智囊团、大学生智囊团组成，由专家智囊团领导。国家对专家智囊团采取聘请制，对大学教师智囊团、大学生智囊团采取考察制。聘请制提供研究资金和报酬。考察制即大学教师、大学生可通过智囊团平台向国家建言，由专家智囊团评审。确实具有见地性的建言，国家给建言者颁发诤言奖，国家备案，并给予物质奖励。国家智囊团实施准入制。大学教师、大学生在自愿的原则下，通过国家标准考核即可进入相应智囊团。大学教师、大学生、社会人士都可通过国家的专家智囊团考核进入专家智囊团。智囊团内部以研究对象为依据分设小组。智囊团在智囊团章程下从事研究工作。
二， 建立国家智囊团后，便可由国家智囊团实施国情调研工作。专家搞研究，当然可以在国家研究资金的支持下，组织专门的调研。而实施国情调研的主体应该是大学教师、大学生智囊团。大学教师与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团体，享有多达几个月的假期。他们便可利用假期进行国情调研。国家给予专项财政资金支持，地方政府给予配合。“地方政府给予配合”有两层含义：一是，地方政府不必也不得阻止、干涉智囊团国情调研。国情调研只是学术层面调查研究，并不是国家对地方的政治调查。除在调研中发现的违法事件外，国家不追究正常的发展问题。所以，地方政府给予配合就是不作为，甚至不必理会智囊团。二是，智囊团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地方事务，除可拒绝地方政府干涉调研工作外，不得对地方政府提任何要求。国情调研必须实事求是。为了适应发展县域经济的需要，国情调研工作以县为单位。而为了调研工作的顺利进行，县调研团以至少包括一名属智囊团的当地大学教师或大学生成员为宜。
三， 建立国家智囊团后，国家可把国情调研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国家进行决策、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改革都要基于国情调研，都要在这些过程中实行国情调研。国情调研将成为治国制度的一部分。
建立国家智囊团，将预示着国家实行精英治国，国家必大有发展。而通过国家智囊团实施国情调研，将推动国情调研制度的形成，推动国家精英治国模式的发展与成熟，推动国家治国的科学化、民主化、专业化和法治化，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成为必然。
⑶ 战略评议
三农大战略作为一个综合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涉及到国家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是完全基于作为国家发展问题的三农问题的国情而提出来的综合解决方案，必能在三农问题解决上起到根本性的、战略性的作用。
三农大战略通过政治重构构建了一个适宜发展市场经济的行政体制，为三农问题在市场经济发展中逐步得到解决提供了政治保证和生效环境；通过土地制度改革重新平衡了国家和个人对土地的权利分配，为土地生产效益最大化提供了制度保证，这无疑会大大促进以土地为主要资源的三农实现新的发展；通过全面减负，赋予了三农自我发展的力量，三农必逐步成长起来。以上三个战略综合地、全面地、根本地支持发展县域经济。发展县域经济即直接发展三农经济，将从经济上根本解决三农的落后。而国情调研是三农大战略的实施准备。
总之，三农大战略完整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始终谋求在国家发展中解决三农问题、在解决三农问题中促进国家更进一步的发展，将统驭各种有效的解决途径综合发挥作用，彻底解决三农问题。
㈢ 战略理论：治国策论篇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深入认识了这两个问题，我们才能掌握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并以此为标准去检验我们的方针政策，更好地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⑴ 再论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只有认识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才能知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路可模仿，我们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去深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是前提，而认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目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拿这个我们国家认识领域的根本问题去问国民，则国民十之八九用邓小平同志的本质论或科学社会主义来回答。这样回答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随之追问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则可能用同样的话回答。这就不落空泛。而本质是科学的理论概括，是抽象的、深奥的，并不能保证普通人民能够真正理解。如果邓小平同志不是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精神文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搞霸权主义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等朴实而蕴含大智慧的话，再加上文革创伤，不要说普通民众，就是一些当初缔造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功臣们，也不能很好理解社会主义本质。不能很好地理解我们所做的事，就不可能做好我们所做的事。
应该肯定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认识上居功至伟。社会主义本质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所以我们在他的理论指导下，进行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了一条光庄大道上。但在今天，有多少人懂得和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全国人民吗？肯定不是。全体党员吗？也当然不是。而党和政府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觉察到执政危机，提出提高执政能力的重大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党当前面临的执政危机是一种信仰危机。所以早就有学者警告，我们正走向一个信仰危机的时代。没有社会主义信仰，当然不能期望人民激情去建设它。而崇向社会主义的我党也就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合法性基础受到挑战，产生执政危机。应该说，任何一个国民也不得不承认，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的生活水平是前所未有的。但普通民众不认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更认为是资本主义。就是学者也把我们当前的状态比拟为19世纪末的美国，用西方工业化、现代化来衡量我们的工业化、现代化。所以就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我们的现代化不应该等同于西方化。然而，我个人认为，从建设国家的角度来说，学者们并没有错。问题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不是认识错误，是认识不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我国认识领域的根本性政治性的重大问题。在我们这个政治主导的国家里，谁也不敢轻易涉及，否则将犯大错误。于是都似懂非懂以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为标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下，断章取义地把社会主义理解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汲取世界文明之精华谋思国家之发展。我国也确实蓬勃发展了。但发展的是不是社会主义，大家就不是很清楚了，也不愿提及。而时间就让大家的社会主义信念逐渐淡化。所以发展至今，事实上我国并没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由于人民生活好了，大家也就不去管它是不是社会主义，反正国家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就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西方各种思想意识不断影响着我国，人民的潜意识里便认为我们发展的是资本主义，也接受资本主义。这就是危机，这就是和平演变。所以我要在此重提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两个问题，不是重提、强调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信仰问题、危机问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以生产关系性质为标准划分的五种社会形态之一。生产关系又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而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把原始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从阶级本质上区别开来。原始社会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所有制形式都是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什么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呢？在建国初30年里，我们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消灭私有制，表现为国家控制一切生产资料。随着社会的深刻变化，文革后30年里，我们则解释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国家控制了关乎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而我们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就是统治阶级控制了生产资料，国家为统治阶级服务，统治阶级可为了己之私利而损害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在非民权时代，这个定义符合阶级社会。但在民权时代，资产阶级是不会做这种愚蠢的事。然而在现代社会，一方面，国家进一步发展，依托民权，控制力得到了加强，不再轻易被某种利益集团控制，常常能够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另一方面，民权得到了发展，全民几乎都占有生产资料，国家也给予保护。因此，现代社会很难定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私有制了。还有两个问题是：一是人类在当今的发展阶段，谁愿意将自己的生产资料及其成果公有，而公有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二是现在的生存资料基本是全民所有，国家给予保护。但谁敢说自己的私有财产就不是属于国家的财产呢？因此私有制与公有制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它们具有密切的关系。私有是公有的形式，而公有是私有的本质。
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表现为财富的分配。因为我们走左倾路线，搞绝对主义，所以弄不清公有与私有的关系。于是我们便搞阶级划分。富的便是资产阶级，穷的便是无产阶级，越穷越光荣。这显然是激进的绝对化思想。在一个社会里，肯定是存在千差万别的，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事物。所以搞绝对平均主义是不现实的。而社会发展瞬息万变，富贵贫穷也在变。你今天是资产阶级，明天就可能是无产阶级，那怎么是个标准呢？人类社会是向前发展的，不断致力于追求人类本身的生存发展，则没有越穷越光荣的道理。所以邓小平同志在87年用一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社会主义认识论和发展观。当前，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我们仍然强调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仍然有大公的思想。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使国家难以很好地控制生产资料，趋向私有化。因此受到社会变质的质疑，而国家就要在理论上不断地自圆其说地解释。但这些解释越来越苍白，使人们不再相信社会主义，产生社会主义信仰危机。所以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去认识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
要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当然离不开对社会主义源泉的马列主义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和历史过程出发，通过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占有之间的矛盾运动，得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定，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⑴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消灭私有制；⑵根据社会需要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消灭商品货币；⑶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⑷过渡时期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阶级和国家逐渐消亡；⑸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类将获得彻底解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应该肯定，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科学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总结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运用此规律创造性地为我们勾画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为我们指明了奋斗前进的方向。
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我把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比作一个圆。当我们还处于原始社会时，我们很脆弱，几乎一无所有，互相必须依靠生活，我们就共同过家庭生活。随着生产力和人性的发展，我们难以满足，并认为是对方使自己难以发展，于是产生矛盾，分家过各自的生活。在分家生活的漫长历史里，我们斗争过，合作过，反反复复，在重复中渗透，我们逐渐认识到，是我们共同组成了社会，谁也离不开谁，必须合作发展，于是又走入了一个家庭里。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都充分利用我们的智慧去为社会创造财富，最终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我们再也不必争夺，只需像一个家庭一样按需分配。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人类的最终归宿。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我们人类才能得到彻底解放，得到彻底的自我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理想，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从马恩概括的社会主义一般特征里，我们看到，都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但并没有指明怎么做。目标给出来了，至于怎么做，就有很多途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能达到目标，则任何一种途径都是可以的。而这任何一种途径则可概括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所以马恩的社会主义一般特征不能当作具体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只能当作认识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其次，马恩提出的社会主义一般特征并不是实践理论，只是一种科学预测，还需经过实践的检验。而马克思那时并没有实践的机会。尽管后来有巴黎公社的初次尝试，也不能证明共产主义理论在当时的可行性。且不说巴黎公社失败了，就是没有失败也不能把政治力量所建构的社会主义特征社会当作是共产主义社会。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社会是发展使然，而不是政权力量之果。在完全民权社会之前，政权有很大作为，甚至是逆历史潮流的行为。这是包括马恩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所没有考虑的因素。所以马恩的社会主义一般特征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实践理论。
再次，虽然马恩是在分析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基础上总结出科学社会主义。但马恩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则必会受资本主义社会的局限。因此马恩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更多的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而社会发展是延续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则表明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建构是不可能完全彻底地被打破，至少思想意识是这样。所以，如果运用暴力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相反的社会主义社会，必破坏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这样认识社会主义也是行不通的。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首次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俄国的具体实际，对社会主义的特征进行新的分析和概括：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⑵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特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⑷是社会主义的文化特征，就是要大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加强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和纪律方面的教育。列宁用政权力量实践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美好的制度，而人类憧憬美好生活的本性接受了它，并满怀激情去实现它，所以列宁在建设社会主义初期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希望，从而进一步总结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其特征理论的进步意义在于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的文化特征是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其实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不分社会性质的。而发展生产力具有很多途径，不能简单地当作社会主义的特征。可就是含糊的特征，苏联也没有坚持，所以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导致解体。所以列宁主义也不能作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党的十三大对以往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认识进行了总结，认为以往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还不足以完全包括社会主义的特征，因此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特征。特征多了，则乱，使人民无法适从去建设社会主义，也就不能建设好。所以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问题，经过探索、思考、总结，最后科学概括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本质认识从途径和目的概括了社会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将创造出什么样的社会。本质中的途径和目标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作为社会主义必须是这两个特征的辨证统一。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则达不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没有社会主义的目标，则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的也不是社会主义。因此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必须同时认识到这两点。
然而如前所述，当前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认识那两点，所以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受到质疑。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不清呢？而又应该如何去认识呢？
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常态。作为一个进步的社会，都具有这个特征。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能从社会形态中区别出社会主义。我认为社会制度只是一种治国信仰、治国模式。标榜何种社会制度并不等同于该社会现在就要呈现那么个状态。一种社会是一个历史过程，可分为追求、实现、发展和升华四个阶段。因此，处于任何一个阶段都属于那种社会形态。实践也已经证明，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并不等同于我们现在处于或者可以处于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标榜社会主义不是看我们现在的形态如何，而是看我们如何去做，想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如何去做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想达到的目标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我们的目标显然可以表明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但我们的途径则不能明显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啊。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不必然走向社会主义。因此本质里存在的问题就是没有定义好怎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定义明确怎么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判断我们走的是不是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途径与目标相统一，从而利于普通民众的理解。
社会主义就是信仰以发展整个社会为目标。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政策就需具有两个属性：一是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是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两个属性缺一不可。如果不是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不代表社会主义。如果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则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纵观新中国近60年的发展历程，前30年的政策基本只是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后30年的政策则基本只是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直没有很好地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属性统一好。所以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质疑。由此可见，为了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应修改为：以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既然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就要坚定不移地以社会主义本质为指导去制定方针、政策。否则就是说谎的社会主义。只要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且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方针政策，我们就可以采取。而只有实行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且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方针政策，我们才能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样去定义社会主义，则不但更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且拓宽了我们的发展思路，并且与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相吻合。社会主义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升华我们的认识，但必须以“两个有利于”为根本出发点，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灵魂。
治国必须定国，定国才能治国。现在的治国目标必须是谋全体国民之最大福祉，治国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定国。
⑵ 论当前中国的治乱形势
引言
一国之事务可分为三大类：政治事务、经济事务、社会服务事务。又可把三大国务概括为二大治国要务：第一要务是稳定，第二要务是发展。政治事务无疑是第一位的。政治事务不仅仅是经济事务最集中的体现，也是所有国务的综合体现。而稳定就是最大的政治。所以治国必须定国，定国才能治国。
当前中国政治态势
全球化时代，政治的内涵得到了延伸。一国政治已包括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两大快。我在此只谈国内政治。国内政治包括安全、法治、人权、资源四大部分。当然，各大部分又可细分。当前我国总体上是稳定的，发展势头也是良好的。但统一问题变幻莫测，是最大的的安全隐患。在法治方面，腐败问题使我党陷入信用危机，执政合法性受到挑战，产生执政危机。国民缺乏法治理念，各种威胁社会稳定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再加上三农问题，城乡人权差别，人口大量涌向城市聚集，社会稳定系数弹性变大。而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又不能很好地掌握控制资源。这一切社会深层次矛盾都有可能导致社会动乱，威胁国家政治稳定。
当前中国治乱认识
中国具有几千年的王朝历史，治乱认识应该是最深刻的。所以历朝历代，治乱是最重要的政治。于今总结起来，我认为乱有四个层次。最底层是牢骚，即人民大众普遍对统治者不满。第二层是骚乱。个别事件刺激了牢骚者，牢骚者做出一定程度的抵抗。如果此时统治者还不觉悟，变本加厉，就会逼牢骚者反制，发生暴动。暴动的负面轰动效应是巨大的。如果恶性事件具有普遍性，而仍在暴动中没有得到解决，就有可能引向战争的地狱。
那为什么会乱呢？这又要从乱的表现形式上来分析。总结历史，乱的表现形式有三种：一是外来侵略，二是统治阶级内讧，三是人民起义。第一二种乱都是较少发生的。第一种乱一般属于战争层次。第二种形式能引起社会动乱的则属于暴动或战争层次。最主要的形式就是人民起义了。人民起义也属于暴动和战争层次。因此，一般地，我们认为暴动和战争才叫乱。其实这是对乱的狭隘认识。乱是有源头的。治乱当然要抓源头才能成功。如果待到乱发展成为暴动和战争层次，则常常为时已晚。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乱呢？外来侵略，此不分析。统治阶级内讧，多为争权夺利。发展至今，这种形式多可避免。人民起义当然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治国政策不当，威胁人民的生存发展。生存发展的具体含义：在古代更表现为生存，在现代更表现为发展。古代农民之所以起义，就是因为不起义也死，起义也死，那还不如起义，还有一线生机。人民起义是为了推翻腐朽政权，常需要经过战争过程。但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推翻腐朽政权又常常不需要战争，暴动即可达目的。我认为，在民众普遍接受契约建国的先进国家，当政权堕落腐朽时，人民并不愿意跟随统治者以暴制暴，挑起战争，统治者必然是孤独的，悲惨下台。所以确切地说，在现代国家并不会出现人民起义，只会出现人民暴动。另外，现代国家都是城市建国，国家政权都是建制在城市。城市一方面表现繁华美丽，但另一方面会束缚政权力量的发挥，容易被控制。所以在现代国家，推翻政权也不需人民起义或者说农村包围城市。实际上，因为现在政权建制在发达、庞大的城市，农民起义也是不会成功的，是一种下策。
在现代国家里，温饱生存危机是基本不存在了，所以会引起人民暴动的是更高层次的发展需求。在开放自由经济时代，作为经济人的人民大众不但会看经济绝对量，而且会看经济相对量。而相对量就是发展需求差距，常常是矛盾的根源。所以当政者再也不能以历史的眼光去看人民大众，而应该以当前社会的横向去重视人民大众，为全体国民谋福祉，则乱自止矣。
虽然当前我国的政治态势很严峻，但以中国的发展来看，中国还称得上是一个现代国家，所以不会出现有学者担心的农民起义（我称为人民起义）。在封建社会，由于经济形式比较单调，广大人民只能务农。如果国策不力，再加上农业弱质性，就容易产生生存危机。在生存规律的支配下，人民就自然走上起义之路。如今我国发展自由开放经济，经济形式丰富且发展健康、迅速，不易产生生存危机，所以不会出现人民起义。但现代经济发展变幻万千，对人民的福利影响颇大，很容易出现发展差距，产生矛盾，引起暴动。所以学者警告，由于我国存在三农问题，城乡差距悬殊，如果国家不保持健康、快速、持续的经济发展，则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深层次矛盾的爆发，造成社会动乱。而现代国家对于暴动也是难以承受之痛。所以根本出路还在于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
暴动起源于牢骚。我就是在长辈们对国家的牢骚中长大的。我认为，我国现在已处于牢骚动乱状态。而国家显然觉察到了这个执政危机，所以提出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曾有外国人说，中国人是最好治的。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培育了我国人民纯朴的民风。人民要求不高，极易满足。但同时任何人都知道中国人民的内蕴力量是最强大的，谁也不敢忽视中国人民的力量。所以执政中国不能刺激人民，否则自取灭亡。
我们的长辈发牢骚已不是大问题了，他们都已走向了中老年，而中国现在到底比以前好得多。我们这一代，虽然牢骚也多，但我们还是从七、八十年代艰苦走过来的。如今，国家发展一片光明，国家也将由我们去开拓发展，我们的激情将盖过我们的牢骚，也不会形成暴动。我在《三农现状及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里分析到，当前的农民工是最大的弱势群体。他们又大部分处于15-30岁。他们在城市挥洒热血和激情，为国家作贡献。但可能由于遭遇三农问题，他们中老年时，经济力量会更弱。这无疑会给在我们这一代发展变化中成长的下一代莫大的影响。他们那一代在我们这一代的艰苦奋斗中享受着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美好成果成长，一旦由于三农问题大大挫折了他们的发展需求，这将是动乱的开始。一代以20年计算，所以我认为在未来的20年内，只要国家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是不会出现社会暴动的。但这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只剩下20年左右的时间去处理包括三农问题等国家社会问题。
治国不能冒险，治国必须定国，定国才能治国。
人类社会的一切斗争矛盾都受生存规律支配着。
斗争矛盾会威胁稳定。
稳定是治国的第一要义。
治国要遵循生存规律。
⑶ 论生存规律
去年，马加爵事件发生后，与社会一样，我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进行了思考。此类人类互相残杀的事件并非个例，而是基本与人类同在。万事必有因果。一个与人类历史同在的事物，必有其存在的理由。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基于对马加爵事件的思考，我结论为：生存规律。
生存规律的概念
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蓝图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按需分配，没有阶级、等级之分，人人都过着极其幸福祥和的生活、、、、、、。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史上最科学的理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理论。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人拥有平等的生存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这就是生存规律：人人都拥有平等的生存权。
生存规律的实质
生存规律概念的中心词是生存权。那么生存权是什么呢？字面上的意思是生存的权利。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生存权利的物质形式是生存资源。人具有主观能动性，物质能产生意识。所以对于人来说，生存资源包括生存物质和精神（虚拟物质）。而无论是生存物质还是精神，都可用一个词概括：利益。
谈起利益，我们很害怕。因为社会扬公抑私，把它看作不好的东西。事实上，我们人类与利益是一对矛盾体，互为依存。即使是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利益发展的结果，且以利益为依存。可见，利益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利益并不是什么坏东西，我们要靠利益生存。所以生存规律的实质就是人人都拥有平等的生存利益，即生存利益机会均等。
生存规律的辨证原理
我们之所以把利益看作不好的东西，是因为利益对抗。一直以来，我们认为，利益对抗必会造成利益侵占。但没有利益对抗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了。然而可惜的是，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还不是高度发达，物质还不是极大丰富，还不能按需分配。利益对抗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生存规律的辨证原理。幻想现在没有利益对抗，那是毫无意义的。人类还是要生存，要发展嘛。
利益对抗并不必然会造成利益侵占。利益的两个端点之间也有平衡点。我们看事物，就不要只看到两个端点，更要看到两个端点之间还有一条长长的线段，或者一个广阔的空间。庆幸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找到了这个平衡点——双赢、和谐。物质是多姿多态的，社会是千丝万缕的，利益会在两个端点所形成的线段上移动，同时也会通过交叉点流到其它地方去。两败俱伤，何必呢？
在现实社会中，我更要强调利益对抗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在法理上，自由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同样，利益也不可能是绝对的，是相对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占有所有利益，就像任何人都不可能一个人生存在地球上，尽管也有人这样妄想。真理是共同占有利益，形成利益对抗。利益对抗作为生存规律的辨证存在机制，它促使利益各方在双赢的正确理念下只能妥协合作，以实现双赢，达到利益增长的目的。否则一方损害、侵占另一方利益，必恶性循环，两败俱伤。从这个意义上说，牵制就是平衡，利益对抗就是平等。
生存规律的表现形式
如果你对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有所了解，那么你也会马上理解生存规律的表现形式。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在价值平衡线上呈曲线上下波动。当价格在价值平衡线上的波动幅度超过一定范围时，就表明市场出了问题、一定程度的失效。当然会受到价值规律的惩罚——有所损失。具体到生存规律，价值平衡线为利益平衡线，价格为生存资源——物质和精神资源。生存资源在利益平衡线上上下波动。当波动幅度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人类会受到生存规律的惩罚——自相残杀——这无疑是悲哀，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结果。
其实对生存规律的意识可追溯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平均分配产品。这是生存规律最初的尝试。但理想很快被打破了。因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发展不能一步登天，过渡到阶级社会，生存规律表现为利益对抗，利益对抗推动社会发展，所以说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因为认识不足，我们在生存规律上反反复复地犯错误。人类饱经沧桑，一路踏着血走到今天。今天的认识情况显然也不容乐观——自相残杀仍然不断——但认识肯定是更深刻了。最大的成就就是统治阶级普遍深刻地认识了生存规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大规模的互相残杀减少了。人民大众的认识可能还需一段时间，但我相信不会太长。因为我们已认识了生存规律，双赢已成为我们的意识。
生存规律的外延
古代便有人定胜天的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群众通过实践却一直难以接受这个豪情壮志的口号。所以人定胜天思想难以走红，迷信至今残存。伟大的工业革命似乎为这个论断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人定胜天复燃了希望。但我们今天所受的自然苦难、折磨，让我们苦笑不得，不得不在自然面前低头了，不得不承认自然并不是我们能够为所欲为奴役的另一种生命。因此，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去考虑自然的生存。这就是生存规律的外延。所以生存规律为：生命都拥有平等的生存权。
生存规律的历史依归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的最高理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规律，则生存规律是这条根本规律的现实诠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条根本规律推动着人类社会走向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共产主义社会，则生存规律的历史依归必是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生存规律才能得到完全的体现。
三农问题作为一个问题是一定能够得到解决的，因为存在解决问题的一般规律。
国情调研是必要的，因为解决问题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解决任何问题必须建立在对问题认识的基础上，而国情调研就是这么个工作。
⑷ 论解决问题的一般规律
在生活中我们知道，因问题的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但同时我们也知道，要解决任何问题，都必须建立在对问题认识的基础上。因此解决各问题又有共性，即存在解决问题的一般规律。
解决问题的一般规律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知己知彼都是对一个问题的认识，所以我们简化解决问题的一般规律就是对问题的认识。
要认识一个问题，要做好三个工作。一是认识问题是什么，二是认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三是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是问题的成因。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建立在做好前两个工作基础上做出的思考，还不是实践。
认识问题是什么，不是指描述问题的表象，而是要说明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是通过分析问题的各种表象，去伪求真、去粗求精，再通过理性思考，总结抽象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的联系方法去认识。要认识问题是什么，实际上是要认识问题的联系是什么。如果一个问题与其它问题没有任何联系，则不会出现外在矛盾，也就不会出现与其有关的问题。因此，问题的复杂度可用联系的多少来衡量。而分析问题的联系实际上是对问题的一种解剖、细化。无论一个问题有多复杂，我们总可以把它具体化为一些联系。当然，这些联系可能形成联系链、联系层。而沿着链和层去搜寻，总可以找到问题最底层的东西。这个最底层的东西有的直接就是问题的本质。有的还不是，还需要我们去总结抽象。
认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本质还是找联系。在我们运用联系的观点去认识问题是什么时，其中的一些联系就是问题的成因。而究竟哪些联系是成因呢? 需要我们运用因果联系的知识去辨别。辨别的标准是问题是什么。
其实，认识问题的过程是一个体系，且是一个连续的体系。认识问题的第三个工作是建立在前两个工作的基础上，而第二个工作又是建立在第一个工作的基础上。当然，常常是我们已经得知一些问题的成因或在实践中检验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要去解决问题时，我们才去认识问题的本质。因此，认识问题的过程又是一个相互影响和作用的体系。所以我们在认识问题的过程中要开拓思路，多管齐下，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
应该说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外部联系和内部联系。认识问题本质和成因都要从这两种联系出发。一般地，认识问题本质要着重于内部联系，认识问题成因要着重于外部联系。我们说内因决定问题的本质，外因起推动作用。但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与外部问题发生联系，则不会出现问题。所以在实际生活中，解决问题常常需要调整外部联系才有效。
所以在怎样去解决问题的工作上，我们需要同时思考对问题的内外联系作出调整、改变。一般地，如果是简单的问题，我们只要调整或解除成因联系即可。但如果是复杂的问题，其内部联系之间、外部联系之间、内部与外部联系之间都可能又存在问题。常常是需要解决这些较小问题后，我们才能解决大问题。 这就出现了一个协调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常常需要从全局出发，抓住问题的重点、主要矛盾，用战略来解决。
当然，要解决任何问题，在知己知彼后，还要协调好己和彼。这种协调是灵活的，是变化的，主观性较强。而一般规律，是问题内部的规律，是相对稳定的。要寻找问题的一般规律，就要从问题本身出发。所以协调己和彼不属于解决问题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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