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一波

2004中国城市市长论坛嘉宾演讲主题



       
关于《中国城市“十一五”核心问题研究报告》的说明
               
               
        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份报告，实际上是在今天早晨六点钟才运到了会场，这部由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组织上百名专家历时一年多时间，对中国城市“十一五”的核心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的这一阶段性的成果。今天，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对于这份报告，我想围绕两个问题作一点说明。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城市的规划，究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十一五”期间怎么样来解决这些核心问题。实际上，这两个问题研究的是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从计划向规划的战略转型问题。也就是说，在城市转型的过程中，应当坚持什么样的原则？或者说坚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实现从计划到规划的战略转型。这份报告研究的问题很多，我们把未来中国城市五至十年发展中的问题概括地归纳为22个方面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城市的问题只有22个。对这22个问题，我们进行了再次的归纳和概括，我们发现了影响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最基本的指导思想，或者说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四大核心理念。这就是我今天想要特别地说明和强调的问题。
第一点，科学的发展观是统领中国城市“十一五”规划的思想主线。
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关系到中国处于战略机遇期、关键时期，或者是重要关口的基本判断。科学的发展观问题是指导未来城市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则。中国的城市经过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现在正处于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的背景是改革开放二十五年来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的背后，还隐藏着潜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概括起来就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我们把这种不平衡性概括成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这种失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就是“一长一短，一快一慢，一高一低”。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二十五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经济发展这条腿比较长，而社会发展这条腿相对比较短；企业发展比较快，企业改革也比较快，但是政府的改革相对要滞后，比较慢；硬件的投资比较高，而软件的投资比较低。那么这“一高一低，一快一慢，一长一短”就形成了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反映在临界点上就有可能表现为经济繁荣背后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将为未来中国城市的发展带来两条途径，或者说两种方法。如果我们把这些风险矛盾处理好，那么中国的城市发展，就有可能进入一个快速的发展期。根据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当城市的人均GDP超过三千美元的时候，这个地区或者是城市的发展将会进入一个高速的成长期。我国2003年人均GDP已经突破1000美元，在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人均GDP已经突破了3000美元，这就意味着，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一个高速的、快速的成长期。在这个成长期，就有可能使这些矛盾转化成问题。如果处理不好，这种矛盾就有可能转化成一些风险，而这种风险如果得不到控制，就有可能转化为危机。如果我们把这些矛盾，这些问题处理好，可能中国就会进入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快速的、高速的成长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成为中国发展的关键问题。所以说，科学的发展观，是今后城市发展的思想主线，也是指导城市“十一五”规划的基本原则。
第二点，优化空间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环境，是城市“十一五”规划的核心内容。
这“三个优化”，并不是我们的发明，也不是高深的理论，而是我们对北京市朝阳区在深化城区建设过程中城市发展实践的再认识。由此把这“三个优化”放大到对中国城市发展的进一步的深化和认识。
第一，优化空间布局主要是城市形态的变化，从过去的单重性转入多重性，从点状式的发展转变为组团式的发展。形象地说，过去我们城市的发展只是摊大饼，今后我们城市的发展可能要蒸馒头。从摊大饼到蒸馒头的转变，实际是一个城市形态变化的基本趋势。为什么呢？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特征，决定我们的城市形态必须向这个方面发展。
第二，优化产业结构，一方面，城市的发展从产业结构来说，会逐步的从一产、二产向三产转变，这叫做产业的升级。那么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将会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因为在优化产业结构过程中将形成产业集聚，也就是说，在产业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专业化、网络化、一体化的产业链条。在城市的产业集聚之中，产业的链条越长，产业的投资和再投资的空间就越大，产业的集聚度就会越高。那么，产业集聚依赖于什么进行成长呢？主要有两个因素，一要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第二是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公共设施。所以，优化空间布局，带来的是发展环境的优化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而优化产业结构带来的是产业的优化和经济的发展。
第三，优化发展环境，我们经常讲“优化发展环境”但这个词儿，往往会造成一些误导。对一个城市来讲，我们倡导城市发展的基本理念叫“政府创造环境、企业创造财富、市民创造文化”。但是，往往我们把“政府创造环境”的主语给去掉了。所以，有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在某些地方和某些城市“政府创造环境”，就变成了“优化发展环境”。实际上，优化发展环境的本质是政府创造环境，是优化政府的环境。
第三点，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事业优先发展，是城市“十一五”规划的战略重点。
第一，城市发展的基本战略是什么？对一个城市来说，基本的定位和战略是什么？尤其对中国城市，是走以小城镇带动大城市发展战略呢？还是走大城市发展带动小城镇的发展战略？当然，我们的观点是同意后者。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战略概括起来应当是八字方针：叫做“抓大带小，以城带乡”。就是要重点抓好大城市的建设，以大城市带动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然后带动小城镇和农村城市化的发展，以城市的发展带动农村的发展。2002年年底我们国家的城市化率是37.7％， 37.7％是一个什么概念呢？37.7％就告诉我们，我们国家的城市人口是4.6亿，农村还有8亿。现在我们国家城市化的平均增长率每年是1％，每年我们国家大概有8千万到9千万的农民和非农人口要转变为城市人口。按照这个增长率来计算，到2020年，我们国家的城市化率大概是58％到60％。也就是说到2020年，我们国家的城市人口，将达到8个亿到9个亿。除了小城镇可以消化2到3个亿之外，大概还有6个亿的人口要在城市去消化。这6个亿的城市人口需要有200个能容纳三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或者是三百个能容纳2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这样的一个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对于目前我们的城市规模来说是远远不能适应的。再加之，现代的城市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都远远不能适应人口的快速增长。这就为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用小城镇的办法是解决不了农村城市化和城市发展问题的。所以我们的观点是要“抓大带小，以城带乡”。
第二，城市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什么？也就是说，判断一个城市，究竟什么样的城市是一个比较好的城市，什么样的城市是一个比较差的城市？我们过去判断城市价值取向，主要是看经济。那么未来的五年，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怎么来判断这个问题？我想其一，对于企业来说，利润的最大化就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城市的价值取向就是这个城市价值的最大化。这个价值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标准，城市价值是不是最大化？就是要看这个城市能不能创造更为强大的经济实力。怎么来判断经济实力？过去我们看经济总量。现在，我们不应该单纯地看经济总量，而主要应该看人均，包括人均GDP，它反映的是这个城市的经济水平；第二是看人均的财政收入，它反映这个城市的政府水平，第三是人均居民的收入，或者说人均纯收入，这反映了城市的消费水平。把政府实力、消费实力、经济实力加起来，这三个人均才是真正的城市水平。第二个标准，要看这个城市能不能为老百姓提升更高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第三个标准，要看这个城市能不能为老百姓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这三个更多、更强和更高是判断一个城市的价值取向的基本标准。
第三，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治理城市病的问题，比如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很多的城市病。比如交通堵塞，这个问题在北京比较突出，当然交通的堵塞是城市病的其中一个方面。只要是城市的发展，就会有这些问题。但是城市病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是城市病有很长的一个潜伏期，这个潜伏期可能是十年，也可能是二十年，甚至更长。所以，有很多问题我们没有看见，不等于就没有问题。比如我们的交通堵塞，现在看到的是交通堵塞，但是这种交通堵塞并不是现在形成的，而是二十五年城市快速发展潜在矛盾的一个凸现。所以对城市病的潜伏期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二是除了城市病具有长期的潜伏期之外，一旦城市病爆发，它就会转移，就像癌症一样。我们现在看交通堵塞，认为是交通问题，实际上它早已不是交通问题，它已经转移了。为什么我们的交通越治理越堵塞呢？就是因为它已经不单纯是交通问题了，我们还在那儿治理交通，所以你只能是越治理越堵塞。这两个特点提示我们：在城市发展中要根治城市病，超前规划是关键。
第四，就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这个问题，随着城市化的快速进行，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越来越重要。主要表现在：在城市化进程中，尤其是郊区的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征地、拆迁的利益补偿问题，涉及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在农村向城市化转型过程中，集体资产的出资问题，农民承包土地的土地期权和产权改革问题，以及农民搬迁以后，农民生活方式和就业方式的转型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是当前城乡统筹和社会事业优先发展战略中应该注意解决的。
第四点，政府改革是城市“十一五”的中心环节。
在这份报告里面，我们强调政府改革是中心，政府转型是关键。问题是政府怎么样转型？我们认为，政府转型应当围绕三大转变、一个目标来进行。这三个转变是：第一要从优先经济发展，向优先社会发展转变；第二，要从投资财政体系，向公共财政体系转变；第三，要从控制型的行政体制，向治理型的行政体制转变。这三个转变最后要实现一个目标，就是要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这个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是要从过去的无所不包、无所不干、无所不能的大政府，转变成一个有限权力，有限责任的小政府；从过去封闭的、官僚的行政体制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公开的、透明的政府；从过去不惜代价、不计成本的政府，转变为一个高效的、廉价的政府；从过去在某种意义上不讲信用的政府，转变为一个诚信的政府；还要从一个人治的政府，转变为一个法治政府。所以，政府的改革将会成为“十一五”期间改革的中心环节。
面对“十一五”规划和城市的发展问题，我们强调科学的发展观是统领城市规划的思想主线，优化空间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环境是城市“十一五”规划的核心内容，城乡统筹和社会事业优先发展是城市“十一五”规划的战略重点，政府改革是“十一五”规划和“十一五”期间的中心环节。
最后，我还要说明的是，这份报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仅凝聚了上百位专家、研究人员的心血，也凝聚了编辑出版人员，我们的学术顾问、专家学者的支持。尤其是在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上，我们荣幸地请到了国内十八位知名的专家，将对这个报告进行更具战略性和更具前瞻性的论述。他们的观点将对中国今后的发展，对中国城市“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将起到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二、
        中国“十一五”期间的政府改革
——高尚全先生演讲全文（一）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主持人宣布了我这个题目，后来我考虑到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十一五”的规划，所以我想讲一讲十一五规划的一些看法。
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十一五”规划的重要意义。“十一五”规划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制定的一个规划，胡锦涛同志不久前曾经讲过，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有许多必须加紧而不能拖延的问题。温家宝总理也强调，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是为四中全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也重申了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这个关键时期我们到底怎么认识？有什么特点？它的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是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发生根本转变的阶段。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正处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从体制来看，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来了，但是彻底清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第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占有不同资源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会不断的扩大，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三次产业的比重发生了变化：第一产业明显下降，第二产业大幅度上升，第三产业加速发展。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既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也对就业、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提出了挑战。
第三，消费结构发生剧烈变动时期。社会需求上升，并且越来越多样化，社会消费结构向着发展性、享受性转变，人们的休闲、教育、文化、医疗保险的消费日益增加，人口、就业、老龄化，收入分配，工作服务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容易引发某些人的心理失衡和利益的冲突。
第四，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多样化主体正在形成。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最重要落实到社会不同群体、不同的利益主体上，在经济改革和发展当中，一部分群体，比如下岗工人、失地的农民就产生一些挫折感，又如一些官员的腐败问题，引起社会和人民群众的不满。因此，在这个时期，如何防止各种矛盾的激化，如何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就成为关键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一千美元，从解决温饱的发展阶段，步入了小康社会的发展时期。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我国已经走上了低收入国家的行列。国家经验表明，走进低收入国家并向中等收入迈进的时期，也就是人均收入一千美元到三千美元这个时期，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因为社会的转型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因而可以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可以顺利的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矛盾凸现期，因为社会经济不协调，各种经济社会的矛盾不断显露出来，如果处理不当，矛盾就要激化，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会引发社会的动荡，就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拉美有些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出现了急剧的变化，他们实施的公共政策，没有使贫困人数减少，反而使贫穷人口继续贫困化，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平，同时，公共政策对官员特别是政府软弱的约束，导致了严重的腐败，我们应当吸取这个教训。我们要努力的防止拉美的现象，避免后一种情形发生。
当前我们具备了实现第一种前景的可能性。从国际环境来看，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程度不断的提高。有利于我国利用国际资本引进先进技术，开发国际市场，为国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就应当按照国际游戏的规则办事，这就促使我们加快改革的步伐，有利于我们的改革更加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改革带动了开放和发展，开放和发展又促进了改革。从国内外环境来看，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去年，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经济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经过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为实现第一种前景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举“三个代表”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旗帜，强调行为民所求，利为民所谋，为着力解决经济发展方面的主要矛盾和关系利益的问题，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只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就一定能够渡过这个重要关口，进入黄金进的发展时期。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如果编制好“十五”规划，确实意义很大。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市场经济条件下五年规划的功能和职责。中共中央“十五”计划建议强调，必须着力研究解决重大的战略性、宏观性、政策性的问题，为吸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我认为，“十五”规划还要体现长期性、指导性和协调性。
九个五年计划征求意见稿中，有“‘九五’期间要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的内容，中央在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的时候，我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我曾经提出，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作为一、两年的任务可以，但是作为五年计划的任务却很难说，为什么呢？因为宏观调控在五年以内的重要任务应该是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中央对这个问题作了研究，正式稿修改为“‘九五’计划要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后来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到两年就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形势，所以中央在提出“十五”规划建议的时候，吸取这个教训，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没有作为“十五”计划的长期的方针，而这是近期要继续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吸取了“九五”期间的经验，所以“十五”时间很慎重，说近期要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我是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我们面临着投资过快、增长过快的问题，就当前来说，是不是这个也要作为“十一五”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呢？根据过去的教训和经验，今年和明年的主要任务不一定作为整个“十一五”规划的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因为过去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要体现指导性，把计划改为规划。过去五年都是计划， “十一五”开始要把“计划”改为“规划”。我说把“计划”改为“规划”这是一大进步，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要。计划带有一定的指令性，规划带有指导性，因为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发挥基础作用来配置资源的，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和投资主体的多样化的特点，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所以规划必须体现指导性。政府主要依靠战略和政策，抓住信息进行指导，由市场来起作用，由企业来做出选择。所以我觉得规划应当体现指导性，而不是过去的计划经济，带有一定的指令性。       
第三，要体现协调性，如何通过五个统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地区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对内经济和对外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这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应当体现的重要特点。我建议把政府改革作为“十一五”改革的中心环节，或者是重点。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今年11月20日已经颁布二十周年。《决定》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九五”、“十五”期间，仍然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中心环节。 “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金融体制改革、大型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治理改革，都是下一步面临的难题。改革，抓什么作为中心环节才能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带动起来？确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刚才连玉明同志也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我们为什么要提出把政府改革作为中心环节，或者作为重点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数据来说明：
1.投资增长过快。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投资冲动，今年1到2月，全国国内投资比上年增长53%，地方项目投资增长64.9%，而中央项目增长了12.1%，今年1到7月，中央项目增长了5.7%，地方项目投资增长37.2%。2002年，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大约占全国信贷资金的65%，2002年政府投资占了44%，民间是56%。今年一到七月份，政府投资占了60%，民间投资下降到40%，所以投资主要是来自政府和国有企业。
2.从银行的不良贷款来看，大部分来自政府的干预和国有企业信贷，其中30%来自政府的直接行政命令，30%是国有企业，10%来源于政府的行政环节，10%来自国家主导产业结构调整。目前不良贷款当中，因为银行本身经营造成的约占20%，其他80%都是非银行因素。
3.从进来的国有土地检查当中，查出多起土地违规事件，其背后都有政府的影子，因为土地已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全国70%的土地仍然依靠行政手段配置。此外金融体制改革和大型的国有企业改革，都与政府改革不到位分不开，因此“十一五”期间应该把政府的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或者作为整个改革的重点。政府改革关键是转变职能，依法行政，使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使政府真正转变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经济社会环境的创造者、人民权利的维护者。要改变目前“中央政府谋发展，地方政府搞建设”的局面，要进一步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人事干部制度改革，优化和消除投资冲动的体制机制。这是第三点意见。
4.金融改革要配套。银行改革要协调进行，金融业改革重点是银行改制，降低不良贷款比例，但是目前我国银行业普遍存在大比例的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除了内部控制机制不到位、监管不力、政府干预、银行自身因素以外，还有一个根本的体制因素，就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证券市场长期混乱、债券市场不完善，市政债券市场根本没有，许多本来应该通过资本市场融资、风险相对较高的项目，不得不转到通过银行贷款来解决资金的需求，必须经常通过政府行政干预的方式来进行。据统计，今年一季度，银行新增贷款，前五位的是江苏，浙江，广东，上海，山东，新增贷款四千亿人民币，占全国银行新增贷款的47%。就是这五个省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的省，这样的省尚且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而不是依靠资本市场。这些发达省市融资部分依靠银行贷款，其他地区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我们现在贷款的主要是对目前若干热点行业投放的长期固定资产投资，由于缺少资本市场的及时改革，这样的融资对银行来说，风险很高。因此，单纯从银行本身来说，没有资本市场的配套改革，不可能根本解决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正因为有了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结合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才能使高风险的融资项目，从目前主要依靠银行转向依靠资本市场融资是战胜不良资产的根本方法。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的有效配合，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必将使旧的（不良资产）还没有处理完，新的（不良资产）又大量产生，使银行进入恶性循环。金融改革一定要和银行改革配套，银行改革和金融改革相适应，二者不可分，单纯强调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不可能达到改革的目的。5.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发挥民间资本的更大作用。通过产权制度和股份制改革，大力发展混合经济，使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进一步流动。石油、石化、电力、汽车、铁路系统的国有化程度分别为92.1%、96.3%、96%，72%、64.4%、83.1%，金融、民航和通讯行业，国有化程度也达到90%以上。国有经济，点多、面广、线长，效率低下和垄断经营的问题依然比较严重。有限的国有资本，不能集中使用，大量的民间资本投资无门。现在中央财政在竞争性行业的投资，1998年是40.54%，2001年还有36.7%。所以说我们的财政还有百分之三四十投到竞争性的行业当中去了。越南的改革起步比我们晚，但是有些方面呢，它走在我们的前面了，比如在GDP当中，越南的非公有制经济占到53%，我们占多少呢？我们大概是33%，越南比我们多出20个百分点，而且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了97%的就业率。现在我国民间的银行存款已经达到12万亿，已经超过了国有资本，国有资本多少呢？11万亿。所以，如何体现“以人为本”，激励和发挥民间资本在建设社会主义当中的作用，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我考察了浙江的改革和发展，为什么研究浙江？浙江是人多、地少、陆地资源少、国家投入少的省，但是为什么它的经济跑在我们全国的前列？有的是第三，第四位（全国）。为什么它有这样一个变化？我觉得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挥了民间资本的重要职能，比如说浙江大部分民间资本靠民间资本家，跨海的投资、一百多亿的投资主要还是靠民间资本。所以我概括它是一个“民本经济”，就是实现了以民为本的经济。浙江“投资主体以民间资本为主，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社区事业以民办为主，政府管理以间接管理为主”，所以我在浙江经过多次考察，我希望浙江的今天成为我们全国的明天。虽说国家投的不多，但是财富创造很多，经济发展很快，社会很稳定，人民很富裕这样的一个格局，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成为创业的主体、创造财富的主体、经营的主体。过去我们计划经济是被动的，现在这种经济体系是主动的。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积极性充分激发出来。他有动力了，他自己要干。过去计划经济是“要我干”，现在是“我要干”，动力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在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当中，民营经济是很重要的一种经济，民本作为创造财富的一种主体，这样的结果，老百姓会觉得政府一年的税收都有两千亿，政府有这个能力提供公用产品，为老百姓谋福利。过去政府作为主体，创造财富的主体，投资者主体，把老百姓的钱通过财政集聚起来，又去投入到一些行业，这是政府为投资主体的。现在浙江的经济，老百姓作为投资主体，过去政府靠纳税人的钱，集中起来去头投入，老百姓的钱银行的钱大部分贷给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往往效益不好，当然也有好的，但是总体上来说不理想，因此企业的亏损、银行的不良资产等就由财政来背包袱，不能进入良性循环。而浙江现在是良性循环，老百姓投的不多，但是把这个钱去用公用产品了，税收也多了，能为老百姓谋福利，提供更多的公益产品。我们说非国有制经济对促进社会生产力具有重要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它总结了我们国家的资源，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国有经济当然要搞，关系国家命脉的我们还是要掌握，但是国有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要去投，我们要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起来。现在全社会的民间资本大大超过了国有资本，在这样一个形式下，我们要解放思想，大胆的利用民间资本，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
6.充分重视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社会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这是“十一五”规划必须认真解决的又一个重大问题。经过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加快了，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了，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但是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2003年，中央财政用于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的投入，只占年财政投资的5.46%。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就业和失业问题、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突出，经济结构不合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资源环境与工业化的矛盾突出，这些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都与体制障碍有关。所以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解决这些突出的矛盾。非经济因素对改革的制约十分明显，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触及到社会、政治、文教、司法等领域。因此，如何协调、促进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是今后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和挑战。这是第六点。
7.要从源头上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现在我们对宏观调控有两个误区，一个误区是认为宏观调控好像搞运动，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现在是我们第五次宏观调控”，好象作为一个运动了，实际上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容，要不断的进行，来弥补市场的不足，是市场经济的内容，不是作为一个运动。另外一个误区就是，宏观调控的局势要收紧银根，要压缩，要看项目，这也是不对的。宏观调控要有保有压，该发展的就发展，该压缩的该压缩，不能光是压缩，不能仅仅一刀切，所有的贷款都做，这样行吗？血液不流通了，这样不行。另外，认为宏观调控主要是调控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这也是不对。中央重申了过去我们党的政策，所以在青岛召开了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座谈会。所以我们要对宏观调控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宏观调控是资源配置的前提条件，还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我认为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而不是资源配置的前提条件。资源在市场的配置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还是资源在政府的作用下发挥市场的作用？这也是个大问题，往往是宏观调控，先是由政府调控一下，再发挥市场的作用，这不对。宏观调控是要弥补市场的不足。还必须要明确的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到底是市场还是政府？所谓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我们需要在理论上、源头上弄清楚的。
宏观调控的含义是什么？狭义的含义是国家主要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调控。广义的就是包括利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来调控。谁代表宏观调控？因为原来有一句话叫“国家宏观调控下，国务院代表宏观调控”。到了市里县里他也说我也代表，大家都来代表宏观调控，那么这个市场怎么发挥作用？所以2003年4月，我参加了中央决定的起草，提供这个意见，就是说对于宏观调控要从源头上理论上弄清楚上面这几个问题。后来经过讨论，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强调更大程度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基础作用。另外宏观调控要尽量少用行政手段。如何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这是今后我们必须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为什么要尽量少用行政手段呢？一个是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在不断的提高，传统的行政方式进行的宏观调控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第二，长期以来因为计划经济所产生的主要是短期膨胀的倾向，现在这个倾向已经纳入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生产过剩的倾向，以前是短缺，现在是过剩。这就是宏观调控的基础和背景发生了变化，因此，调控的方式应当发生变化。第三，单纯依靠行政审计、用管制来加强宏观调控，容易造成权钱的交易，容易抬高企业审计的门槛，造成某些行业的人为垄断。提高某些行业的利润，所以你要管制越严，利润越高，地方积极性越高，过去我们的汽车行业就是这样的。第四，行政手段容易加大改革发展的成本，所以我们要尽量少用行政手段。
三、
        刘福垣演讲全文（一）： 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与“十一五”规划的战略重点
               
       
       
               
        城市发展的问题和“十一五”的战略重点结合起来，我想谈五点意思。
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我认为第一个核心，就是就业问题。刚才我们新华社的先生讲到了恐怖的问题，说恐怖离我们不远。我们怎么反恐，最核心的问题是解决人们的就业问题。我们中国现在虽然这么多年GDP七上八下的涨，2002年以后又达到了“九五”以来的最高数目，但是我们的就业形势却越来越严重，社会上“黄、赌、毒、黑”泛滥，反映了我们的就业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对于城市发展谈就业问题，就是说你在城市的规划，城市的发展战略方面，你要把就业摆在第一位，这样才能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点，把中国的这个“人”字写得圆乎，人字这两撇，交叉点是什么？就是就业，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组合，最核心的关系是劳动关系，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没有好的社会保障，有好的保安措施，也要出事儿，所谓恐怖主义就是绝望主义。因为它绝望，他才跟你闹，他才有人体炸弹，我们为什么不在经济领域，摆脱人的困境，让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让他加入社会生产体系，使他成为完整的人。因为人要不就业，再好的时候把他放在宾馆里养起来，他的人性也要退化，出问题，也要闹事，所以就业我认为是当务之急，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说这个是有针对性的。这几年我们的经营城市，就是经营那点儿土地，市长们要保自己的红顶子，三年升官的规划和整个城市规划发生了矛盾，为了美化、绿化，清扫一条街就减少了好多人的就业，如果把就业摆在第一位，把我们能够调度的资金和项目都集中安排到就业上，就不会出现现在这样本末倒置的现象，把钱都涂脂抹粉擦在眼脸上。一场大雪，北京市瘫痪，一场大雨，小轿车差点儿没顶了，说明我们几千亿投进去了，都抹在脸上。一会儿要修大剧院，几十个亿的花费，但是涉及到就业的等等问题又摆不平，这就说明了城市就业要树立一个新的发展观，要不把第一位的事情放到就业上，你任何现代化超前，又是率先，又是国际化，什么化都得给我解决就业问题，这个事儿摆不平，其他免谈。
第二点就是要关注两元结构的变化。一个城市，现在为什么老要提出率先，包括北京、深圳等等都要率先基本现代化，就是因为他放顶了，他这个城市坐落在2.6亿小农户的沙滩上。我们中国的两元区结构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太极图，这个里面的“阴阳”是对半开，我们这个“阴阳”是三七开，我们这个城市的工商业已经是现代化的发展方式，而我们的农业化生产方式还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小农经济，是二十一世纪的活化石，这是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是不能对接的，体都找不着你说什么一体化！这个体是什么呢？是生产方式，我们工商业的生产方式，已经和欧美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实在区别，是一个时代的，而我们小农经济是在另外一个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城市把自己去经营、达标，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我们现在一大本一大本的出书，几十个指标，十几个指标，那些指标是什么？是富人给穷人设的八卦阵，这么多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二战以来没有一个像样的发展中国家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因为就是陷入这个现代化的陷井，那个八卦阵是转不出来的，人家达到了一千美金什么样，人家达到三千美金，人家达到一万美金怎么样，是反推回来的，所以对于现代化是一个纵线，清单，所以我写了一本书《特殊政治经济学ABC的迷雾》，可能要给三分之一的同志看，我拿了八十本过来，这里面我就说，要把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三字经”倒过来念，我们现在是“重现、轻化、不轻代”，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设了一大堆指标，没有一个指标是反映划时代变化的指标，可以告诉大家，划时代变化的指标就是剩余价值率，经济学同志们学过的就是V和M的比，M比V大于一，剩余价值超过百分之百才是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工商业达到这个水平，而我们小农那个M(剩余价值)不但没有，而且是负的。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农民的年纯收入里面的农业收入只能维护生活的63％，2002年，2622块钱除8.28的汇率再除以365，最后的结果是0.8美金，在联合国一美元的平均线下，这是纯收入的概念，要换成支配收入才0.4美金，和我们在座的同志们可支配收入没有可比性。我们城乡收入差距从改革前的2.3倍，改革缩小到1.9倍，进入九十年代突破了三倍，现在要按照可比口径，4倍以上，这又是一个危机，这个矛盾不解决，在城市里头修的高楼大厦，漂漂亮亮的，就要产生新的危机。告诉你，外国人讽刺我们，说我们把中国的城市搞得像欧洲似的，农村搞得像非洲似的，下一个问题就出来了，260个城市打扮得漂漂亮亮，县太爷的办公室跟总统府修的一样，但是农民的收入不如城市有些女士的一条狗。工业化的对象是三农，城市化对象是三农，市场化对象还是三农，这些“化”的对象搞清楚，那么你在城市里折腾，你搞了多少个高楼大厦你也不是现代化，是“有现不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农民们进城了，拎着一个大口袋，在街上走，给你的国际化大都市造成了负面影响，你卡他不让他进，最后他会不背行李来了，拿别的东西来了。我认为这也是城市政府要关心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城市里，达这个标达那个标，白搭，你是一个空中楼阁，你是在制造盆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我们这个两元结构一半是阴一面是阳，而且是阴面正当面，九亿农民包围着我们，我们要想到这个后果。
第三个问题，城市政府要搬开三座大山。现在压在中国的内需和就业上，有三座大山，第一个是社会保障，第二个是义务教育，第三个是住宅产业。
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前提，你按要素分配，它的配套措施就是社会保障，而我们搞的又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我们虽然是补资本主义课，但是我们不补私人资本主义课。我们在微观上搞了资本主义，在宏观上我们得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所以我们才敢说我们是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如果没有社会保障，我们走的就是私人资本主义。当年我看过一本书，叫《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如果现在有某一个发展中国家写本书《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我们怎么回答别人呢？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我们有党的领导，我们有这有那，都不行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是剩余价值的大头归社会占有，它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在于剩余价值大头归私人占有，因为按劳动拿到了工资，拿到了利润，剩余价值必然是归私人占有的，但是在再分配过程中政府把剩余价值的大头给抽上来，通过这税那税使政府占有了大头。政府也可以拿来去造枪造炮，可以拿去镇压人民，可以去侵略，但是能判断归社会占有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社会保障，这个社会保障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你一旦失业，一旦养老，你缺多少我给你补多少，叫你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才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从左边看是资本主义，从右面看是共产主义，从下面看是按要素分配，从上面看是按需分配，他俩的结合，这么看是资本主义的阶段，这么看是的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就是社会主义。你没有社会保障你哪儿来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有社会保障的国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没有社会保障的国家肯定不是社会主义。我们是要建社会主义，就必须一步到位的实现社会保障，因为我们前面还有“中国特色”四个字，什么是中国特色？为什么我们就不走资本主义，而走社会主义，因为我们有这个本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积攒了几十万亿的国有资产，这个本钱我们有，我们没有量化到个人，我们现在的工人农民走向市场，不是欧洲的那种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我们背后有几十万亿的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十一万亿，国有土地25万亿，加上矿山，加上其他所有资产不少于五十万亿。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们有共有资产。因为这些共有资产里面，本身就有社会保障资金在里面。我们曾经跟日本人说，日本人说我们老龄化比他早25年，中国就要崩溃，我说你稍安毋躁，中国不会崩溃，中国的社会保障实际是非常充分的。他说你充分什么？你养老帐户亏五万亿我们都知道，我说我们进错帐号了，我们把社会保障的钱进到了国有资产上去了。你想想，我们那么些年，城市的工人阶级是半义务劳动，二级工是38.6元，我们老人也只有400块钱，工资里面没有包括社会保障基金，但是客观上是放起来了，放哪儿了？放到国有资产上，扩大了积累了。而我们农村，也是半义务劳动，这两者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在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建成了这么庞大的工业体系，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是我们靠我们的义务劳动创造出来的，在国有资产里面，现在你进错帐号了，你划回来就完了。所以现在只要上有老人要养老，就要让人家过上体面的生活，人家失业就要让人家过上体面的生活。悠悠万世以民为大，一个城市这个不知道，一切都不要谈，我认为这是各级政府的第一职能，这个事儿你说没钱，别的事儿不要干。但是这几年大家都知道看了，一提起来修什么广场、马路、桥，眼睛瞪得溜圆，没钱借钱也要干，实在不行逼公务员交两个月工资也要干，但一提什么社会保障就摇摇头了。这是什么问题？是发展观问题，是立场问题，你要是真心实意的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不是没这个本钱，为什么不干？所以我说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是干不干的问题，就是这样尖锐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你们盖那些破楼怎么就有钱呢？为什么一提起社会保障没钱了？一家人过日子和一个国家是一样的嘛，老人吃不上饭孩子上不了学，却要把自行车换成轿车，人家说你不对，不会过，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养老的这些钱、社会保障的钱是宏观成本，你花过界了。它这里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你别花它，你就是私人资本主义，所以现在大家为什么死乞白赖的到银行存款，因为大家感觉不到社会保障，搞家庭保障。现在都负利息了还往银行存款了，为什么？社会保障没到位，只看到了私人资本主义的阵阵寒风，没有体会到中国的社会保障，所以他就这么干，这么干的结果是什么？反而造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存钱存什么？在中国存钱就是积累实业。你想想，款要不转化为贷款，就不能转化为实业，因为我们工资本来就不高，都是“ 月光”，都不高，结果30％多进银行了，那么这30％多的产品就卖不掉，那么生产这30％的产品工人就要失业，我们现在五万七千亿了，这样搞城市能行吗？所以必须把社会保障放在第一位，悠悠万世以此为大。
第二位的就是义务教育。现在义务教育不义务。我们的教育部门是口口声声反对教育产业化，结果教育收费这么严重，不是产业你为什么要收费呢？而且还超收了两千多亿，这些帐都见报了。但是我认为义务教育是公共品，政府的财政第二位就应该是义务教育。我们现在是一个三七开，两元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教育这么大的短缺。我们是教育进口国。大家都知道，我们十几年前就二百亿了，现在已经快达六百亿美金了，我们辛辛苦苦招商引资进来五百多亿，我们为孩子出去念书又花六百多亿，我们忙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泱泱大国，我们自己不把教育发展好？现在教育占我们GDP的比重才3.6％，至少得占10％左右。要想腾飞，要想培养人才，现在教育不搞起来，能行吗？所以要想使家长们定下心来搞工作，必须使义务教育变成真正的义务。你得有这个决心才行，别擦脂抹粉，要把这个事儿摆平，一摆平这个事儿就好办了。大家想想，银行里的存款有43％是为子女教育准备的，他压缩了自己当前的消费是为子女准备的，而这个费用恰恰应该是政府拿的，结果我们是义务教育不义务，非义务教育往里面搭钱，非义务教育比义务教育花的还多。考大学两万、三万往上赔，清华、北大花多少钱？培养出来的学生给谁用去了？那不是给人家的财政部拿钱吗？当然我不是说学生，说人家不爱国，不是，我们现在要的是中等技术人才，清华北大的到我们这儿工资给不了，所以人家出去了，你要知道我们的教育结构有严重的问题，毛病在哪儿？到现在为止没把教育当作一个产业，还当作什么社会文化事业。人和物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人家的要素净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里，教育是劳动力的加工业，和农业一样都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都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结合的，我们一定要转变观念，把教育当作经济投入来对待。这样我们中国的教育才能上去，我才能把教育进口国变成出口国，让他们都到这儿来学，让他都说中国话，十三亿的人口大国，为什么不能成为主流语言？
第三个就是这个住宅，住宅改革我们犯了两个战略性错误，一个是土地批出，用时间抽掉了空间，各级政府侵占了全民的产权，土地是全民的，侵犯了十几届政府的经营权。它用“住”当税了，卖了地然后搞基础建设，那是税啊，这样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把房价搞高了。第二个战略，逼着大家买房，其实在我们这个阶段应该是以租为主的，打工一族工资本来就不高，工资里面房租占了20％左右。现在买房的是投资行为，是拿到了利润的人才有资格买房的，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只配租房，租房子是消费行为，工资含量里面只有房租，我们现在把简单的ABC搞颠倒了，70％的产业工人特别是现在，已经是真正当代的产业工人，那982万的打工仔、打工妹们他们才是创造我们现在的GDP40％到60％的主体产业工人，他们在城里面就是一个侯鸟，没有房子，没有孩子，没有教学设备，没有医疗，如果这方面要解决，土地不是批租，收年租，而且是鼓励租房住，你想想，光为这些人成天在城里，我们得投多少？什么房地产热？真正的住宅产业还是冷的，不是房地产业，是地产热了，而地热恰恰是错误的，地是谁的？你凭什么倒卖？大地主、二地主、三地主发了财，地落到私人手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是纯寄生虫，和地方政府渡了20多年的蜜月，他要GDP，你要发财，坑的是老百姓，使得我们房子走到现在这么一个阶段。
所以这三座大山要搬掉，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的就业，我们的内需可以很快就起来，你不用想着GDP怎么回事，招商怎么回事，你回头看看，只要把这三件事儿摆平了，GDP比现在高得多，顺利得多，因为你真正给大家定下心，敢消费了，一消费，市场繁荣，就业，就出来了，社会保障的钱反而花得少了，我这五十个万亿的1％的利息就够大家社会保障了。我们现在出口三分之一的是送礼，人家得了便宜卖了乖，还说逆差，什么是逆差？逆差是白使咱们的东西啊，什么是顺差？是咱们东西白给人家使啊。大家听明白没有？你拿回来的美元，美元是什么？一张带油墨的纸，多了以后那个纸都拿不回来，然后你就积攒了四千多亿用不了，东西白让人家使，钱还给人家使，咱们白忙活什么呢？所以这个问题搞清楚，必须把自己的社会保障摆平，让大家像个人似的活着，那个腐败就少了，为什么要送礼？因为他没有独立的人格，生存危机没有根本解决，摆平了社会保障，摆平了住宅，这些都能够解决，小平同志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决的是什么？吃、穿、用！老人家他没活到今天，活到今天肯定现在解决这三个问题，他真是以人为本的，不过他走得早了，把住的问题刚开始解决他老人家就走了，而我们应该接着干下来，生产力消费解决以后，下面就是这些教育啊，搞什么罔顾左右而言他，将来什么信息化生存什么的，你现在这些问题都没解决，说那么高又有什么用？现在好几套成本来种地，高科技也拿回来了，低科技还在那儿用着呢，现在是既有高科技又有土得掉渣的，两个同时在干着，因为你阶段没到那儿呢。
还有个四，四是什么呢？就是四定，“城市要发展，首先给自己要定好性，定好位，定好功能，定好结构”。尤其“十一五”规划，空间结构是重点，那么一个城市要把自己的位定好，首先自己是什么性质的城市要搞清楚。第二个“定”是什么位的城市，你在中国的城市体系中你是老几？要搞清楚，你是国际化大都市，你是首都，你是经济中心，你是副中心你还是地区性的什么中心，把这个位子摆好，然后给自己定功能，你是个什么功能的城市，在这个分工体系中哪些是不可替代的位置，把这个分工体系的位置定好了，功能设计好了，根据功能再设计结构，我们现在是抓瞎，抓住啥就是啥，抓完了以后结构决定功能，自己给自己定的是什么什么，但是干的不是这个，最后就完了。比如北京郊区有一些县，说我是北京的卫星城，结果他忙活完了，最后一看，他是一个独立的城市，和北京没关系，北京的卫星城，应该是北京城的形散神不散的功能区，你应该充当北京城的一个功能，你没有这些功能你怎么说呢？他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城市，最后也搞成什么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从封疆大吏到现在，都在做什么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都讲什么一、二、三产业，这就是我们的城市没有定好位的关键，所以我们国内的统一市场到现在没形成，单打人家外国的市场。
最后还有一个五，咱们是五个统筹，解决上述矛盾，要五个统筹，而五个统筹怎么统筹？具体化抓五个中，我是主张以人为本，以“中”为重，何为“中”？全方位开放的发展观。
五个中第一个中，中部崛起，中部地区在东中西里面它的崛起可以带动整个国家，所以武汉、郑州这一带的整个五亿多人口如果要不起来，中国的底色没有变，所谓统筹就是要抓中才是统筹。       
第二，中等城市扩容，中部地区的中等城市是重中之重，我们刚才说的，版图，怎么解决？要从中部中等城市加重扩容来解决，不能一下从东跳到西，搞了四万多个小城镇，结果现在农工潮照样越来越猛，企图就地消耗农民，实践一再证明是错误的，四万多小城镇，每一个小城镇每年消化一百个劳动力，那有还有什么农工潮？1.3亿的农工潮，这个规模是震惊世界的，马来西亚的跟我讲，你那儿有18万人口给我打黑工啊，我说18万算什么？我那儿有1.3亿。这么大规模，他为什么不进小城镇，也不进中小城市，呼啸而过就进大城市，为什么？这个阶段只有大城市才能够有像黑洞一样的安排就业，在北京城你当一个捡废纸的人就能一天挣一百块，在那边忙活够呛也忙不出来，为什么？整个的位势不一样，所以现在中国166多个城市，20万以下城镇70％，最缺的就是百万级的大城市，所以赶紧把那个三五十万的城市加速扩容，到2020年之前要造几个这样的大城市来。中央政府就得在摆项目、定规划的时候抓中，不能够抓两头，一会儿又去大城镇，一会儿又去小城镇，又给钱，这是不行的。毛主席曾经问耀邦同志什么是政治？耀邦同志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毛主席说你说的不行，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把敌人搞的少少的，把拥护我的搞得多多的，这就是政治。毛主席怎么抓的政治，你要想把敌人搞少了把我们搞多了，应该抓住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抓住这部分人，这些人和蒋介石那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和蒋介石的这次斗争，蒋介石就是抓两头，毛泽东就是抓中间，最后毛主席赢了，蒋介石一点点的扒，分什么嫡系非嫡系，先是浙江的，然后是奉化的，最后是溪口的。毛泽东说好，你分出一个我拿一个来，我以中为重，我抓住中间解决，最后小平同志定鼎中原还是以中为重。
第三个中就是中间产业。特别就是中间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工业和农业现在是两个时代，生产方式很难对接，中间这一块很难转化，中国农民工进城进的是建筑业，法国农民进城十个有七个进入服务业。所以要把服务业就业门槛搞下来，降低门槛让他们容易就业。这是第三个“中”。
第四个中就是中等教育。中等人才，我们现在一天一天老喊高的，有高不说低，招工也好，服务教育也是都是高科技，高这高那，而中国最缺的是中等技术人才，车、钳、铣的高等技术人才，能够把老板的意见变成现实的人，只培养了一大批只会用电脑只能动嘴不能动手的人。现在大学生一找工作就说工作困难，我们批评孩子们说择业观不对，其实是不对的。你想，念个大学成本多高啊？你让孩子念大学，回头再让他打工他心理平衡吗？我们的制度不对。我们六年义务教育不要钱，初中开始就是练技术，然后你如自己家里有钱你念初中，初中我不再资助，我把上高中上大学的钱都集中在中等教育。德国像咱们这个阶段，为什么德国的产品这么好？人家说技术工人是德国工业的脊梁，我们现在是没有脊梁，都是学的虚的、空的，念完博士还有博士后，那个后是啥呀？我那几个博士生老让我推荐念博士后。我实在没办法给你推荐了，结果回来名片印上了，博士后，我说你是待业青年啊？博士后是待业青年的概念，在我们这儿成了一个学位，整个我们的导向搞的是虚的，不是实打实的活儿，家长们想着孩子望子成龙，也是那些问题，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空了，实打实的技术工人越来越少了，所以现在民工荒，他们一个方面是“荒”在亏待了农民，这是对他们老板的一个报应，农工荒现在荒得好，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技术工人太少。
最后一个中，就是中等收入阶层对比的扩大，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一个城市，最有钱的人和最没钱的人应该是在两头最少的，中产阶级、中等收入阶层应该是最多的，我们怎么办？要真正按要素分配，杜绝按权力分配，中等收入阶层就会起来，特别是借着这一次国有企业改革，让那些国有企业的老板们名正言顺当企业主，企业是你的了，不是我的了。货币是在你手里变成资本的，你是资本家，只要你交了利息，交了国家的税，给工人发足了工资，剩下都是你的，你看吧，一大批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就形成了。在我们这个阶段，资产阶级越多越好，它是社会的稳定器。你别着急，别怕有资本主义，他在微观上是剥削，到宏观上一个遗产税就把剥削的东西转化为积累了。我们现在搞的失败的地方就是宏观上的社会主义在退步，微观上的资本主义在进步，这两者就出现了问题，而这个时代又不允许你再劳师动众。美国佬假惺惺不同意，另外咱们国家的背景不同，我们有本钱，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干那就是犯罪，就不可能和平崛起，想和平崛起，家里都不和平，在外面能和平吗？所以我认为这一二三四五是当前城市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期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常修泽发表演讲
●“十一五”期间，要抓住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改革
　　●“十一五”是发展模式的转换时期、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时期、是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的时期，同时也是我们市场化向深度推进并且逐步定型的时期
　　●协调好，或者要平衡好，置换国有资本的四种经济力量
　　●要协调好置换国有资本的四种经济力量。第一股力量是外商的力量（外资）；第二股是民资的力量；第三股是企业管理层的力量；第四股是企业里面职工的力量
各位朋友：
　　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论坛，研究院给我出的题目是《关于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我把主要的研究过程中形成的观点向各位做一个汇报。
首先，我们要研究一下，在未来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就是从2006年到2010年这五年之内，我们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面临着一种什么样的格局？简单的归纳成三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十一五”期间是中国发展模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这应该说是一个新的背景，因为大家知道，此前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对发展的含义本身理解是比较狭隘的。自从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改革的问题上提出一个新的发展理念之后，这个问题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就是说，发展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尤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问题，更是一个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发展以及人自身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的四位一体的发展模式。这个问题是在去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定提出来的，是在确立新时期的改革观这个问题提出来的，可惜现在人们仅仅是从发展观这个角度来研究，我觉得是不够的，它是对我们改革下一个思路一个非常重要的升华，这个时期，就是发展模式的转变时期。
第二句话，我认为“十一五”期间是中国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时期。因为我们在2001年就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世贸的一些条款，我们正在逐步的落实。进入2006年到2010年这一个时期，是一个全面地贯彻落实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做出的种种承诺，从而进一步的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时期。这种全球化，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展开，一个就是贸易的自由化；第二个就是投资的自由化；第三个是金融的自由化。而这三个自由化的展开，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个开放，进一步的倒逼中国体制改革的这么一个新的局势。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以后，就标志着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市场经济的不归之路。而在新的时期，这样一种倒逼将会更加强烈。这是第二点。
第三句话，从改革本身来讲，“十一五”时期将是中国的经济体制向纵深层次发展的时期。有一些深层的问题，属于攻关性的问题，我们希望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能够基本突破，能够攻下来，争取在2010年使中国的新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定型化。
因此，归纳我个人的看法，未来“十一五”用三句话来界定，即：发展模式的转换时期；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时期；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的时期，同时也是我们市场化向深度推进并且逐步定型的时期。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期，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将在哪些方面着力推进？下面根据我个人的研究谈几点意见，供今天在座的诸位朋友们参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我想留给巴曙松教授来讲，因为他是金融方面的专家。我讲其他几个我认为是在“十一五”期间需要重点推进的改革。
第一，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经过前二十多年的改革，我们的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是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目前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根据我个人的研究，我想用三个指标来具体衡量一下现在的进展。第一个是从GDP来说，目前国有这一部分所创造的财富占总的GDP的三分之一左右，就是国有经济占三分之一左右，这是其一。第二个指标，从工业产值来说，不论是工业总产值，还是工业里面的净产值，其中国有和国有独资、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所占的比重在四成至五成之间。因为这有两个指标，一个是总产值指标，一个是净产值指标，不完全一样，大体上来说是在四成到五成之间。第三个是从资产指标来说，在整个工业里面，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里，按国有的这部分资产来计算的话，占整个工业部门总资产的三分之二左右。这就是我们经过前一段改革所达到的程度。这个程度究竟如何？我个人认为跟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或者是跟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跟我们自己期望应该达到的目标相比，还有不小的调整空间。我最近八月份应邀到北欧的三个国家去考察，考察了社会民主党人所执政的几个国家，他们的国有经济的发展，及其在国民经济的比重状况，给了我一些新的启示，就是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是大有空间，大有文章可作。
在“十一五”期间，我们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改革，着重在哪几个方面来推进呢？我认为需要抓住三个重点，就是我讲的“三重”。 一个是向重点地区来推进。根据对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改革进程分析，我认为在“十一五”期间，有几个地区是需要下大力气来推进的，主要是在中国的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和几个中央的直辖市。他们这几个，当然程度也不完全一样，总的来说，国有的比重在工业里面占到70％以上，有的甚至在80％以上，这和东南沿海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二个“重”，就是重点行业。重点行业突出的是原来人们认为的所谓垄断性行业，包括基础设施领域和公用事业领域这两个方面。这里面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属于已经变异了的垄断性行业，有的是属于不合理的行政控制的垄断性行业。不论是已经变异了的垄断性行业，还是不合理的行政性垄断行业，下一步重点是要“破垄”，要打破垄断，引入市场机制，而且要引入非国有资本的进入，这恐怕是未来几年的重头戏。
第三个重点，就是重点企业。目前，中国的工商企业，属于经营性的大约十几万（国有的这部分）。从现在的进展来看，重点是中央所管的，就是国家、国务院的国资委所管的189户央企。根据我的计算，这189户里面，它的国有资本所占的比重在95％以上，非国有资本的比重相当低，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一股独大的状况。因此，从企业来说，恐怕重点应该推进中央企业的改革。
归纳以上几点，“三重”就是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
经过未来几年的努力，现在是2004年，明年是2005年，我们从后年开始进入“十一五”，经过五年、六年包括今年在内七年的努力，到2010年的时候，争取完成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或者说使它基本上能够到位。到位以后，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分析，现在这十五万多家国有的企业将会发生比较大的质变。眼下由中央国资委所监管的189户企业，经过几年调整之后，我估计会重组为50家，或者是50~60家左右。经过各式各样的重组之后要形成拳头。同时，目前地方这一级的国有企业数量也很多，根据我个人的分析，恐怕每个省、市或自治区的层面，我估计大约会保留30家左右，情况也不完全一样，这都属于国资委系统。在国资委系统之外还有一类国有企业，包括我们的铁道部门、水利部门、金融部门（一会儿巴曙松先生还要讲这个问题）。因为银行、证券、保险还没有进入国资委。匡算起来，我估计，基本上调整到位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大约在1000家上下。从现在的15万多家，将来通过改革以及各式各样的重组后大约剩下一千家左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十一五”期间，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我们实际上面临着国有资本置换的历史性任务，怎么样置换呢？目前学术界研究很多，而且实践中正在推进，这里面我想谈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协调好，或者要平衡好，置换国有资本的四种经济力量。现在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研究怎么把这几股力量协调好，平衡它们之间的利益矛盾。从现在来看，第一股力量是外商的力量（外资）；第二股是民资的力量；第三股是企业管理层的力量；第四股是企业里面职工的力量。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对于外资收购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的产权，和民营企业收购国有企业的产权，人们给予比较多的关注，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和实践。但是对于本企业里面的经营管理者以及本企业的职工如何参与未来这场波澜壮阔的产权变革，我认为重视不够，而且具有相当多的争议，包括最近掀起一股新的对于MBA包括职工入股的争议，我认为这是我们会在近期遇到的一个症结性的问题。今年1月份我写了一个研究报告，题目叫做《置换国有资本的四种经济力量之协调研究》，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微观层面的产权置换问题，而且涉及到宏观层面的，整个国家的产权配置格局问题。从长远来说，还牵涉到未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平衡问题，就是社会结构怎么平衡，怎么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思考，特别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的平衡性结构来思考，我力主摆平以上四种资本力量，平衡他们的矛盾。而现在的问题，是对于管理层收购和职工这两股力量力度不够，这是今年1月份，我完成了一个报告，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宏观经济研究院上报给国家有关决策部门，最近有关媒体报道了它的一些内容。刚刚才报道，朋友们可以看我就不详细展开了。除了企业的产权改革以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金融企业的产权改革，我请巴曙松先生讲，我就不讲了，这是第一个大的方面，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问题。
第二个改革大的方面，就是推进农村的产权改革，要推进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消除二元结构的新体制。过去讲改革，对这一方面重视不够，去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了城乡协调的问题，强调了用新的发展观来指导中国的改革问题，因此我认为“十一五”期间这个方面将有所强化，就是研究农村的问题。
农村的问题我把它归纳为五个字，第一个字是“地”的问题。“地”的问题，重点是要推进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而土地制度里面核心的问题是补偿机制和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问题。今年和去年我两次到越南去访问，越南这方面虽然改革比我们晚六年，但是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扭转方面比中国走得要快，而且力度也比较大。
第二个是“人”的问题。就是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机制，这种劳动力市场要建立，而且逐步使之完善，解决人的问题。
第三个字是“粮”——粮食。从商品来讲，目前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是粮食的流通体制。前几年，计划经济的思想一度在发挥作用，最近这方面有所改革，更强调放开市场。希望在“十一五”期间，市场化的粮食流通体制能够逐步完善和定型。
第四个字是“金”——金融。这里讲的不只是农村的金融，还包括改革信用社的体制，以及发展各种形式的金融组织。尽管中央去年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讲了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看来，动作还没有展开。像越南这样的改革后起国家，到今年为止已经建了38个私人的股份制银行，就是自然人入股的银行，很受启发。
第五个字是“税”。农业特产税今天已经取消，农业税呢，在五年之内逐步的取消，这个任务要到“十一五”期间把它完成。同时呢，由费改税，税费的改革也在进一步的推进。
通过以上五方面，“地”的问题、“人”的问题、“粮”的问题、“金”的问题和“税”的问题，能够使农村的体制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从而改变目前城乡之间这样一种失衡的现状，这是第二个大的方面。
第三个方面是要继续推进市场方面的改革，重点是要建立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这里面有三件大事，一件大事就是一般的商品流通市场，这里面重点是如何打破地区分割和产业分割的问题，即地区性的封锁和产业的分割问题。第二件大的事情就是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发展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要素市场问题，当然这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里面的证券市场。中国从九十年代初期开资本市场，目前证券市场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总的来看，我们还是属于起步阶段。今年2月初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和稳定的决定，相信大家已经看了，而且对这很关注，因为最近股市前一段跌得比较厉害，到9月9日已经破了1300点，昨天有点儿反弹。从长远来说，有一个怎么样支持、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问题。我在国务院的有关决定出来以后，写了一篇分析性的文章，叫做《着眼于解决中国的深层问题》，这里面我觉得资本市场发展有若干个制度性的症结性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也很难健康稳定的发展。此外在市场体系方面，从实际出发，还有一个薄弱环节需要加强的就是信用体系的建设。经过评估，我们感觉这二十多年改革，有一个薄弱的环节，一个掣肘的地方，就是中国的信用制度很薄弱，信用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在市场体系这个任务里面要把这一个能够补上，这是市场方面的。
第四个方面，有一个新的任务，就是着力地推进事业单位的改革，这个恐怕是属于“十一五”的一个重要新开辟战场。严格的说这方面改革还没有像样的启动，现在搞一些试点，事业单位的门类很多，情况也比较复杂，大的说是包括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以及科技这样五个大的门类，大约涉及到的国有事业单位的人员是三千万人左右。准确地说是二千九百多万，现在一般说三千多万人，这里面情况很复杂。由于中国的社会事业发展总的来说比较薄弱，跟经济发展不协调，因此我们要着眼于如何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就要改革这个领域里的经济体制，包括产权关系。大的思路是要对未来这几个行业，包括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行业进行改革。这要分成两个大的系列，一个是属于公益性的系列，另外一个属于市场性的。作为政府部门，主要是发展公益性的事业单位，而对于大量的市场性的原来的事业单位，则要把他们引入市场，实行市场竞争，包括一定程度的民营化。现在一些单位和一些地区开始搞试点，比如昨天最新的消息，广东省一个国有的、比较大的医院，叫石化医院，已经实行了产权转让。可见，在卫生领域改革已经开始启动。文化领域呢，北京的儿童艺术剧院也已经由原来一个国有的剧院改组为一个股份制的医院，还有北京歌舞团收购的问题等等，这些事业单位的改革我认为可能是“十一五”期间的一场好戏，因为这里面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人也很多。这是第四个方面。
最后一个大的方面就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这里面重点是推进政府职能的转换。我觉得这是我们下一步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瓶颈”，或者是一个症结。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与政府职能的定位失误，或者是越位，或者是错位，或者是缺位有关。尤其是对于我们前一段大家所比较关注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虽然是市场经济模式，却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模式。通过这些年实践的检验，恐怕我们要做新的思考，恐怕要改变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模式。今年上半年调控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政府的定位不准。因此，推进政府的改革，可能是“十一五”的一个非常有深度的改革。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一场政府自身的变革，这里面呢，基本的思路我认为是应该由经济干预型的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的政府，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思路就是政府的经济职能转向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来。而这样一个变革，它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这样一种新的和旧的利益群体的争斗或者摩擦，会有这种利益的摩擦。所以从总的来说，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应该着手启动，而且在“十一五”期间展开。这个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同时我认为也是未来下一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交汇点，也是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关键之所在，应该认真的推进并力争取得成效。


科学的发展观与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李晓西作演讲　
现在的城市发展越来越重要，在区域经济学中间，城市经济的地位越来越高。在讲区域的时候，很多人关注到都市圈。所以开这样一个会是非常重要的。究竟下一步我们要怎样发展，怎样规划，非常值得我们研究。根据会议的安排，我按照会议规定的题目谈谈科学的发展观与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
这个问题我想讲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今后五年到十年我国城市发展的趋势谈一点看法，另一方面是就城市发展中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未来的五到十年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可能有这样六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未来五到十年城市普遍变大。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已经不能忽视它了，已经成为解决城乡两元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不管我们对它是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个势头早已开始。民工进城，农民变市民，我们正在顺应这个潮流，正在进一步把城乡统筹做一体化的安排。我们原来讲要消灭城乡差别，究竟它的发展趋势是怎么样呢？它的趋势就是将来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大。随着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变大，或者我们的城市小的变的比以前大，大的变得超级大，这样我们的城市管理和城市科学规划显得越来越重要。
第二个趋势，未来五到十年，将是相当一部分城市变得越来越聪明的阶段、就是所谓城市自动化阶段。可以说，自动化管理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我去了很多城市，他们都在做自动化城市的设计。信息产业的发展，和信息产品的普及化，基础教育的优质化，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市民教育的终身化，科普活动的进一步完善，将使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聪明。
第三个趋势，未来五到十年城市的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好。这是一个质变阶段，我们现在城市变化是非常快的，大家对城市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很多城市都在开展各种活动，如“我们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等，确实很多城市的变化出乎我们意料。应该说这些年，只要我们把精力都集中在搞建设上，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就会突飞猛进，各个城市的变化就非常大。我们城市规划就是要做到便民、美化、个性化，解决我们城市在变大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但是人居环境的变好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有一批城市，他们先走了一步，给很多城市做了典范。怎么样把环境变得更加美好，很多城市都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第四个趋势，未来五到十年，一些大城市将成为超级大都市。现在全球化已经成为大家最关注的问题，怎么样走向世界，如何利用自身的多种优势参与国际性的合作，这都需要我们的城市来回答。包括北京，在进一步发展中间，怎么样走向世界，变成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课题，更不要说2008年是北京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契机，我们大家都将亲自体验这一个非常难得的历史过程。
第五个趋势，未来五到十年将是城市居民生活更方便的阶段。各个城市都会走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活水平提升阶段，近期任务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保险等问题，使居民生活更方便、更舒适、有更好的福利条件。
第六个趋势，未来五到十年将是城市变强的关键阶段。现在是全面落实新兴工业化的战略决战阶段，要把我们的工业强势和新兴工业化的战略思想结合起来，落实到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统筹考虑各个产业的发展，使城市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有实力。
我想这几点在今后五到十年，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它的到来。我记得曾经在99年还是98年的时候，我当时说有可能再过几年会看到高速公路在全国已经连成片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一点，非常快。我相信在五到十年中间，城市也会变得既大，又聪明，又方便，又舒适，当然这是我的一个美好愿望。
我谈一下城市发展的问题和对以后发展的思考，我想借助现在大的统筹的思路，或是辩证的思路来谈谈城市发展中需要防止的倾向。不久前，新华网刊登了一个城市化存在的引诱的文章，那篇文章我觉得非常好，有非常多的资料，我受了很大的启发。下面我从六个方面谈谈看法：
第一，城市要扩张，但不能盲目发展。有关的研究认为，人均GDP实现三千美元，主要还是靠城市，或是城区。到了人均GDP四到五千美元向一万美元跨越的时候，就要靠城市群。我们现在很多城市居民进入了城乡一体化阶段，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很多城市都要进入这样一个阶段。最近国家发改委的空间结构课题组对我国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提出了若干大都市圈的设想。研究报告中提出若干个大都市圈。在每一个城市圈里面，大中小城市根据自己各自的功能特点，互相配套和补充。一般的超大城市都是都市圈的中心、政治和行政管理中心，以及经营和贸易方面的中心。中等城市具有专业化城市的特点，小城市更多具有居住和消费的功能。现在大家提得较多的是长江三角洲，还有珠江三角洲，它和城市结合的这种产业群是紧密相关的。这种城市的扩张在下一个五到十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不能盲目的扩张。什么叫盲目呢？一个就是不要超越自身资源承受的能力，现在有些地方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有些地方是大规模的举债搞城市建设，而且造成设施闲置，土地资源浪费，包括拖欠工程款，拖欠农民工的工资等等。这就反映了一种冒进，它不从长远考虑，只是一边建一边规划，造成规划非常随意，朝令夕改。昨天还说是两个车道，今天又变成四个车道，因此造成很多矛盾。
第二点，要有自己的特色，而不要丢了政府的形象。现在我们有些误区，有些城市领导过分看中大广场、豪华酒店、高尔夫球场，认为这就是城市形象，其实这是很有问题的。外国人看到会觉得千篇一律没形象，城市形象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历史的，有的是文化的，有的是现代的、但它不是花架子的、也不是打肿脸充胖子。搞形象造成负债累累、怨声载道，这就违反了发展观。全国660多个城市和两万多个乡镇中，有五分之一的形象工程存在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城市建设要搞形象，比这个形象更重要的是要以人为本，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科学发展观，要把经济发展和科学发展统筹兼顾起来，比如刑事犯罪能不能下降，公共卫生能不能达到，交通能不能快捷、安全，城市生态含量能不能不要遭到破坏，这都是很重要的内容。
第三点，城市化要推行，但是不能牺牲农民近期和长远利益。现在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是在同时进行，农民要进城、要发展，面临最大的问题——土地问题。现在城市的建设用地增长很快，这一方面是好事，城乡一体化进展迅速，另一方面做不好就是坏事。有些地方牺牲农民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我去过一些城市，他们提出建开发区，当时我就建议，为什么这么好的风景区要将乡镇搞成开发区，我是不太赞成这种体法的。其实乡乡搞开发，不知道是思路认识的问题，还是包含一些重大的经济利益的推动。把农民土地开发权收回来，以较低的价格卖给开发商使用，这都是非常大的问题。不能牺牲农民的近期利益，也不能牺牲农民的长远利益。有的地方提出来城市化要减少农民，富裕农民，这本身是对的，但是这个富裕农民不是靠土地征收的费用一次性的富裕农民，而是要考虑农民持续的富裕，长远的富裕。如果我们通过城乡一体化把农民变成了无业的城市游民，这不光损害了农民利益，也最终会损害城市市民的利益，因为这将会使社会变得不安全，不稳定。
第四，城市要长远发展，但首先要使市民持续生存。现在城市建设中不能只往前面走，不顾眼前的路。比如一些地方对密切联系群众利益的。公用设施的建设、居住环境改善重视不够，愿意修建一个大广场，但是不愿意修个排水道，愿意搞一个五星级饭店，但是不愿意解决一些群众基本居住问题，使得一些城市快速膨胀，人口快速集中，设施很难跟上来，城市环保老化。一些城市供水管道漏水率高达50％以上，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到20％，污水处理率不到40％，排水管道的普及率60％。一些城市的污染严重，据有关媒体报道，淮河流域十年来虽投入了六百亿元，但如今淮河下游近60％的水资源已经无法利用。造成这些后果的主要原因是淮河沿线新增的生产生活排水、污水排放超过了治污所取得的效应，从而加剧了淮河的污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城市要保持一个可持续正常运转，扩展或发展，就是正常运转也不简单。城市市政设施的落后，存在很多的因素，其中有一个因素，我们平时讲的比较少，是我们有关部门利益不协调而造成的没有统一规划。因为它涉及到地下管线，涉及到水、电、通讯、燃气、热力各个建设部门，有些企业分别隶属不同管理部门，因此把他们协调起来非常困难。搞水管的把道路挖了以后铺水管，过两天搞电线的又重新挖开铺电线，特别难协调。我想这应该由领导机关直接协调部门工作，由中央来直接协调各个省，进行统一规划。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我们还奢谈什么未来的美好前景，我觉得那太可笑了。总之，如果连眼前都过不去，就不要规划国际化的美好前景，如果连城市人口的基本需求都不能满足，就不要再奢谈什么全社会人民的进一步需求。
第五，城市要发展，不仅要重视城市的正常运转，还要完善城市的应急风险管理，不久前，北京和上海的那一场风雨对我们中国最大、最有名的两个城市进行了考试。考试的结果怎么样？我看新闻媒体评价很低，可以说，反映出来我们很难应付这样的狂风骤雨袭击的尴尬。我们城市要美好，要漂亮，但是城市更需要一个健全的心脏。有人去过英国说，英国地铁不怎么样，破破烂烂的，你看我们北京地铁多漂亮，但是你仔细想过没有，英国的地铁他系统运转是非常高效的，他从地上到地下六七层都在运转，而我们就是地下一层，虽然很宽大明亮，甚至有些人还说那个地方可以办什么展览，开什么会，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我们坐地铁的目的是什么？因此实际上北京的地铁和英国根本无法相比，和香港也无法相比，我们要的是一个健全的心脏，不是要表面上美化，修的很高大漂亮，现在地铁只有一层啊，顶多两层，并不能解决北京市人民的快捷运输的问题。因此不仅仅是要我们的脸，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健全的心脏，要使血液的循环系统有力起来。有人说我们多建高尔夫球场，可以改善城市的外观，改善投资环境，但是如果城市循环不起来，外商即使打两场高尔夫球以后他也要撤走。所以我想还是多关心关心我们有没有应急能力，我们能不能把最基本的事情做好。总之城市要完善综合减灾体系，在完善处理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上还需要下非常大的功夫。
第六，最后一点，不仅需要工业强势，还需要三产强势。现在出现了一种现象，当年说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大家当作笑话，认为实际上还是要靠工业。但这种思路我们应该反思和讨论，其实在东部发达地区也在反思。不久前在全国召开的发达县、市的经验交流会议上，包括中国百强的江阴市的很多人说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自己要做调整，过去工业占60％，现在看来是不够的，必须要统筹发展，富民强市，把招商引资变为选商引资。对一项三十亿的投资，因为有污染，就把它拒绝了。他们的体会对我们是很好的借鉴，没有工业确实很难强，但是仅靠工业可能也有很多的牺牲和代价。工业强是需要的，但是需要以新兴工业化为指导，不是唯一搞制造业。“新兴工业化”的“新兴”两个字怎么理解？我们已经讨论一年多时间，这几个字其实是从学术界到政府没有什么争议，我理解有六点：它是工业化基础上的再工业化，是与信息化相互促进的工业化，是科技先导作用特别突出的工业化，是强调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作用的工业化，是强调保护生态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因此这样的工业化已经完全不是我们说从农业走向工业的工业化，而是和现在讲的科学发展观是高度一致的，也是我们城市发展规划中应该高度重视的。
当然在新兴工业化的同时，也可以把三产单独提出来强调。我曾经参加过上海的一个会议，他们专门强调，究竟以三产为主，还是二产为主？他们想搞成国际金融中心，以三产为主，但是舍弃不了宝钢、造纸厂形成GDP很大比重的二产。实际上就是要在发展二产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发展三产。香港从来没讨论过哪个为主？这些很多规划的东西不如市场的力量大。因此，我想三产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发展二产、三产要统筹起来。现在制造业比较大的城市，他们的城市竞争力都在往下来，而市场金融、商贸、信息、旅游甚至咨询信息这样服务业的城市、呈上升势头，因此一定要做好服务业。对于一个城市来讲，没有发达的二产，确实没有发达的三产，同样，没有发达的三产也不会有持续保持二产的能力。信息产业服务业、教育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等，都是我们城市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产业。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格局发生深刻的变化，城市巨大的辐射力加快了，郊区和工业相互渗透，农业产业设施化，工厂化的发展，三次产业的本质区别现在开始淡化，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单一为城市提供副食品的郊区农业开始向现代化的都市农业发展，现在都市农业不仅提供鲜活、安全、卫生的农畜产品，还在提供观光休闲体育等新兴的农业项目，是农业和旅游业一种新的结合，是新型的第三产业。比如包括观光型农业，包括设施型农业，所谓设施型的农业就是在一定的范围运用现代先进的科技农业技术建设现代化的农业设施，一年四季生产无公害的农副产品。还有它的特色农业，通过先进的科技进行深层次的开发，搞特色农业。前两天我过教师节，一个学生从平谷送来的平谷桃子，我没见过那种桃子，我想也是一个高科技，扁平式的桃子，这个桃子又甜又好吃，说明我们现在的特色农业也发展的很快。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在发展城市经济过程中，不能只看引进多少外国人，引进多少个高科技人才，因为我在全国各地跑了以后我发现要特别关注城乡一体化中发现农民中的人才，尤其所谓草根型的核心人才。比如我看到江阴18个亿元企业以上几乎全都是当年的生产队长之类的人物，也没有一个企业家是上过大学的。
他们虽然是小学生，但是他们在使用博士生，博士对他们很佩服，他们虽然是务农出身,但是科学家对他们很佩服，他们虽然曾经是生产队长,当了一个企业的主管以后,能非常好的主持工业生产和物流生产。不要小看他们，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多人才是来自于农村的，我自己是上山下乡的，我很佩服他们。我们一天造高楼都造在图纸上，真正很伟大的人都是造在大地上的。我说要给他们机会，发挥他们的才干。城乡一体化中不要光看城市的人才，还要看农村的草根型人才，这样才能使我们三分之二人口中大量杰出的人才不断涌现,我们才有可能在民族振兴中发挥全民族共同的能量。最后祝我们中国城市论
坛北京峰会成功，谢谢大家




        巴曙松演讲全文（一）：构建多元化的城市基础设施融资框架
               
       
       
               
        ●城市化所带动的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一
●当前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中，一方面缺乏长期的资金来源，只好用短期资金来长期运用，另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长期资金找不到使用渠道，因此，进行有针对性的金融创新十分重要
●从发展的方向来看，应该拓展多元化的投资渠道，开辟长期资金进入基础设施领域，重点吸收民间资本
●在不同地区，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不同的资源动员能力的城市及其政府，必然有不同的融资设计方向，基本的原则就是尊重市场，促进市场的健康、公平、平稳运行
非常高兴有机会就基础设施的融资框架问题跟大家交流一些看法。大家都知道，近年来北京的交通状况非常拥挤，特别是上下班的时间，幽默的北京人说，“北京不仅是首都，‘还是首堵’”，我每天开车堵在路上的时候就在想，什么造成了如此低效率的基础设施投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非常落后的、低效率的基础设施融资体系，缺乏一个有效的金融支持，使得有巨大商业机会的基础设施投资、同时也有巨大的金融资源的北京，却存在严重的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的低效率。马克思说，如果没有股份制这种新的融资形式，铁路的发展就不会那么快捷。同样，如果北京的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沿用那种建设二环等完全由中央财政斥资的低效率模式，北京的拥堵不太可能有效缓解。或者说，堵车表面说堵的是交通，实际上体现的是金融方面的拥堵和金融资源配置的不畅。
这就是我今天希望演讲的主题：“建立多元化的基础设施融资框架”。
我想分几个方面来讲：第一，在整个城市化的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建设至关重要，而基础设施的建设由于它特定的资金密集、建设周期相对较长、投资风险相对较大等的特征，使得融资方案的设计、融资渠道的开拓成为最为重要的方面和内容之一；第二个内容就是中国当前的基础设施融资的基本现状；第三就是它发展的趋势。然后我选择国内的不同地区，对他们在进行基础设施融资中形成的不同的模式，进行一个比较；最后我想对发展基础设施融资应该注意的问题提出几点参考性的意见：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以研究城市化作为一个研究的专业，取得了很多成果。近年来、特别是2003年以来，中国快速经济增长，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因素是城市化。衡量城市化的主要指标是城市化率，什么叫城市化率？就是在城镇生活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2003年底，我们达到了40％左右，同时在2003年我们还达到了另外一个令人振奋的目标就是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指标联系起来看的话，在人均GDP达到一千美元的这些国家，它的城市化率是多少呢？平均在50％左右，还要多一点，我们就算做50％。接下来问题就产生了，因为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如果我们在未来的十年内达到目前世界上人均一千美元地区的城市化率的水平，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我们把人口成功的控制在十四亿，我们的城市化率增加十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未来的十年，中国至少要有1.4亿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居住。这是史无前例的，是非常剧烈的经济过程，不仅会改变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版图，也会改变全球很多方面经济运行的格局。去年为什么全世界的钢铁涨的那么快？为什么运费涨得那么快？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带动的大量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汽车住房的投资，进一步带动了钢铁、水泥这些行业。1.4亿意味着什么？1.4亿意味着在未来的十年，新增的人口如果组成的城市会出现十个北京这样的城市，这其中所蕴藏的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需求，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一，同时也成为考验不同地方政府、不同城市能否吸收这些新增人口并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寻求相应的融资安排的重要课题之一。能够比较好的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的城市，就能够比较好的吸引这些转移到城市的人口，那么它在中国整个城市带中的重要性就要提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不能简单的仅仅说哪些城市是直辖市？是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局级城市、处级城市，实际上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这些级别并不重要，经济上的重要性是决定性的。大家如果到苏南去调研就可以发现，苏南这些地方的县级市市委书记，如果是要给他提拔到省里去，到南京去，他往往会想很多办法不愿意去，这是由经济上的重要性和行政级别的重要性相比较，经济上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所决定的。
上述是从一个比较低的增长速度来估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实际上，从1985年到2002年，我国的城镇人口平均每年递增4.2％，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平均每年递增6.2％，高出城镇人口增长率的2个百分点。如果我们在在未来的二十年之内，我们做一个比较乐观的预计，如果我们的城市化率按1985年以来的速度增长上去的话，意味着一个更大的数字，意味着在2020年我们的城镇人口会达到10.5亿人，比2002年的5.5亿人高出一倍，按照1985年以来城镇扩张的速度，城区建设面积将达到7.7万平方公里，与2003年的2.6万平方公里相比，翻了两番。
无论是我刚才做的一个最基础的预计，就是未来十年至少1.4亿人转移到城市，还是我按照实际上1985年以来增长的速度的预计，未来二十来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可能意味着城镇生活的人口要翻一番，城区的面积要翻两番，在这两种情景下，都意味着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融资，基础设施的融资就显得至关重要。实际上，伴随着我们整个城市化的进程，基础设施的投资占GDP的比率在不断的上升，上个世纪的80年代，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大概仅仅在4.4％，到九十年代迅速上升到7.5％，目前大概在8％到9％左右。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研究，在可预期的将来，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会超过GDP的13％，伴随着城市化的进展，所需要的巨额融资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就是我想讲的第一点——城市化是推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非常重要的动力，会显著的改变中国的经济版图，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必然需要巨大的融资，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形成不同形式的城市病。具体到北京来说，就是，如果我们继续沿用中央拨款这种原始的融资方式建地铁，可能北京再过十年（地铁）也就是1号线2号线。所以大家不要老是抱怨说，北京的交通就是这样，车辆太多，人太多，没有办法。实际上不是没有办法，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其中包括合理的符合市场要求的融资办法。这是第一点。       
我想讲的第二点就是介绍一下中国当前的基础设施融资的现状。我刚才说了，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从4.4％迅速提高到目前的13％左右，这个过程也伴随着基础设施融资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伴随着我们整个经济的转轨。我想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基础设施领域融资从纯计划的融资方式逐步转向初步具备市场化的融资框架，转轨初步完成，但是还处于十分初级的发展阶段。由早期的政府完全计划控制、财政预算支付，由于受主观上财政能力有限、客观上民营资本迅速崛起的影响，融资方式慢慢转向以财政资金主导、市场资金配合的时期，银行资金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现在银行融资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同时有资本市场、信托投资和各种不同形式的地方投资、中央政府投资共同参与到基础设施融资的过程中，这是一个比较初步的多元化融资框架。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2002年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达到1.2万人民币，2003和2004的这种增长速度肯定还是非常快，其中主要包括中央政府的权益和债务资金，国内银行的贷款，地方发起人的权益资金，很多市场化的渠道也会发挥作用，但实际上规模非常有限，比如说从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比如发行这种信托计划，规模很有限，我简单的围绕不同的主体来做一个介绍。
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目前一直占主导地位，但是比重在下降，其中主体的资金是预算内的资金，比如投资于水利、林业、铁路交通等等。中央的预算建设项目，是由项目的承担人从财政部门计划划拨建设资金，这整个大概占10％以上。另外，中央政府还包括一些预算外的资金，这些资金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它的收取，同时安排使用，但是并没有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的财政性资金，这个预算外的资金大概在是数百亿元，规模会少于预算内的。然后还有一些贷款贴息，主要是对中央级别的大中型的在建项目，科技部认定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设施，这些会有一些贷款的贴息。目前根据规定，贴息最长不能超过五年，贴息的利率不能超过3％，第四个就是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包括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由国债带动的、或者是转贷给地方政府的项目。还有就是长期的建设国债，中央政府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之后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了一些长期的建设性国债，大概每年都是上千亿，这些国债的权益资金占整个投资成本大概在30％左右，相应的还安排一些银行的配套贷款，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来自于政府一方面的投资，它依然很重要，但是它正在逐步转向引导性的。比如象国债资金配套配套银行的资金，没有这些国债资金的前提投入，银行的大量配套资金是很难进入的。
我们说的第二个部分是国内银行的贷款。国内银行的贷款为基础设施进行贷款融资到底占的比重多大，不同的银行口径不一样，但是大概的比例应该在四分一左右，其中也包括一些地方政府推荐的基建项目，包括一些中央政府鼓励国有银行，利用财政长期建设国债资金的配套贷款。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98年到2002年贷款累计达到了1.2万亿元。
现在商业银行为基础建设提供的贷款中蕴藏着风险。随着政府的逐步退出，靠银行贷款支持基础设施投入有它的必然性，因为我们国家的金融资源主要掌握在银行体系的手里，但是这种单纯依靠商业银行贷款为基础设施融资的格局也蕴藏着非常大的风险，这是由基础设施和融资所需要的资金特性所决定的，比如资金的长期性和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的短期性的矛盾。根据我们的贷款通则，商业银行发放的长期贷款一般不能超过十年，超过十年的贷款要向人民银行备案，所以一般都是三、五年的样子，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建一条道路需要十年、二十年，短期资金长期运用是不配套的。现在主要的一些城市商业银行，是由地方政府来控制的，有很多城市商业银行非常集中的为它所在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融资，这其中蕴藏着几个大的风险，第一，集中度风险，作为银行基本的一个风险资产管理的原则是分散，再分散，如果对单一项目的投资过大，本身就蕴藏着极大的风险，因为可能一个项目出现问题，足以导致银行出现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国家的商业银行监管原则都要求贷款必须控制集中度，单一贷款占的比重不能过高，前十个贷款户占的比重不能过高。第二个关联贷款的风险，是地方政府控制着城市银行业，城市商业银行为地方政府大量贷款。第三个是利率风险，长期贷款在中国的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阶段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所以我们说，商业银行为基础设施融资，有它的必然性，但是随着这个市场的不断发展，它所蕴藏着的风险越来越大，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就是企业，或者政府背景支持的一些企业。大多数的企业或者是基建项目的发起人，与各级政府都有不同程度的关联和联系，他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很多权益资金跟前面几种资金来源不一样，它可能是通过卖地，通过国有资产股权的转让，包括一些收费，大概也占到20％左右，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比如说比较有名的上海久事集团，也有一些城市建设投资公司，都是这样。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就是国外资金，包括一些直接投资，其中也包括一些借款，其中大部分是长期贷款形式，有百分之二十左右可能是通过直接投资，比如外商的直接投资，包括在股票市场直接募集。比如我们在香港发行的一些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型股票发行，中国电信筹集了118.8亿港币，美兰机场，郑州燃气，类似这些基础设施投资在海外发行，有，但是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
在基础设施里面，跟我们前面几种分类相关联的还有一种就是2003年以来迅速蓬勃发展起来的信托。包括一些股权的信托，这些性质的融资，比如说以信托为框架发行信托计划的，像隧道啊，铁路啊，都有做类似的项目，2003年信托大概筹集了80个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121号文件”之后，促使信托补进房地产市场的这一个业务空间，还有一个很大的方面就是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
接下来就是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长期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中新的基础设施类筹资额占整个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比重并不是很大，但是在一些上市和筹资规模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它尽管占整个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它占股票市场的投资额的比重不少年份都占20％左右，大家都很熟悉的比如说一些港口、航运、通讯、电力，这些股票在这一轮的宏观调控里，成为市场比较追捧的重要行业之一。企业债，特别是长期的企业债券也是基础设施融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从1999年企业债由国家发改委管理之后其实主要就是为基础设施投资来筹资的，但是它占整个基建项目的比重不到2％，范围很小，发行的主体主要是一些有政府背景的能源、电信、交通的大型国有企业，有的是中央企业，或者是它的分支机构，有的是地方有政府背景的城市的投资发展公司。根据我们的《预算发》，地方政府是不能有债务的，所以它需要通过组建一些公司的形式来融资，包括商业银行的贷款，一些经过允许的债券的发行。比如重庆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上海有久事公司、上海浦东发展公司等。2003年大概发行了15支债券，基本上都是用于基础设施的，都属于我们前面所讲的几种类型，但是它占的比重，发行额大概有358亿，占整个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非常小。
所以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就是：当前的中国基础设施融资，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一个从完全计划式的投资融资方式逐步转向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融资方式，从初级的完全的计划投资转向计划主导银行贷款配套的过程，现在初步具备了多元化融资的渠道，但是主导性的还是银行贷款，或者政府，或者政府背景的这些企业的投资，其他的一些多元化的，比如信托呀，债券呀，其他类型的融资形式，占的比重非常有限，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银行贷款，它的比重占的越来越高，但其中蕴藏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从而促使我们寻找新的融资方式。
第三点，就是基础设施融资资金来源渠道，基础设施融资的框架，下一步它发展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主要是什么样子，我们做一个简要的解释和说明。
从不同的主体来看，中央预算资金或者地方政府的资金的比重会逐步的降低，而来自于企业的比重会逐步的提高；从融资的方式来看，对银行长期贷款的依赖程度会逐步降低，政府预算资金也会降低，通过长期的债券融资，通过股票市场的筹资，通过信托等其他方面的投融资，这种市场化的融资，包括BOT等等特许经营性质的融资方式会迅速的增加；从期限来看，越来越多开辟的是长期性的资金来源，因为我们刚才说了，短期资金的长期运用存在着非常大的错位的风险。
有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城市基础设施融资渠道的方案呢？我们说“大体则有，具体则无”，“大体则有”的意思就是，根据不同城市市场的发展，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设计不同的方案，它无非就是追求一个金融资源的供给与需求的匹配，什么叫金融？金融是把风险和收益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间进行匹配，这就是金融活动的实质。我们国家一方面缺乏长期的资金来源，只好用商业的短期资金来长期运用，另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长期资金找不到使用渠道。比如很多机构投资者，人寿保险，养老保险，包括我们正在设施中的企业年金，他们持有的金融资产的比重很少，他掌握的资源目前规模也不大，但是增长非常迅速，这些长期的资金来源目前只是被迫的用在七成以上的运用，就是国债和存款，就是说这些资金实际上变成了长期资金短期运用。这是我们金融机构存在的一个大的缺陷，是金融资金存在的一个错配，它本身增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说明了我们金融体系的低效率。我刚才开场白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其实并不完全是一句完玩笑话，说北京交通拥堵，很大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缺乏现代化的高效率的基础设施企业的融资支持。同样的，其实市场上有这样的长期的资金来源，但我们没有动员好，没有给它提供适当的方式来流通。比如说我们的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最近我们正在参与讨论和起草修订企业债券管理办法。如果有一个发达的债券市场、实证债券市场，会给人寿、养老等机构提供了一个长期的投资渠道。我们在金融方案的设计里面，一定要发掘不同的融资需求，根据它对资金需求和风险投资的特征，寻找相匹配的投资方式。
刚才还讲了一点，从发展方向来看，为什么政府应该逐步退出？简单来说几个原因。
第一个，财政直接承担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刚才说了，八十年代基础设施投资占GDP4.4％，现在8％到9％，目前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超过13％，怎么来承担？而目前我们国家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是在不但下降，在这个过程中，财政支出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很难满足它的增长。
第二个，以政府支持的企业的形式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它的效率本身存在很大的问题，它本身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追求效率，相反很有可能给政府背上包袱，这也是为什么公用事业民营化成为一个大的趋势的原因。这个问题理论界有很多争论，比如说自来水是垄断行业，垄断行业不一定直接由政府垄断，垄断行业也可以市场化经营，政府负责市场的规制，保证整个决策的透明。
第三个，政府作为一个游戏规则的裁判，直接参与到大量的直接的经营投资，就很容易陷入到具体的基础设施事务中，今天开这条路，明天开那条路，不利于它履行维护市场秩序及宏观调控的职能，也不利于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从发展方向来看，就是要逐步的把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形成的初具框架的多元化的基础设施融资格局做得更为市场化，根据不同项目的特征，开发和设计不同的融资方案。香港基础设施非常好，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完善的金融体系的支持，以轨道交通为例，大家都知道大城市的发展必然需要有庞大的轨道交通，除了我们原来大家所熟悉的财政投资之外，还可以发行市场债券，采取BOT的方式，或者是组织长期的政策性贷款，再包括香港的经验，政府和房地产商开发进行合作，开发铁路沿线的土地，收取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土地费用为基础工程建设投资，这些就把房地产的开发和地铁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大家共同分享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带来的收入，这其中就是要在方案设计上、金融设计上得到回报。
所以目前我们的发展方向应该就是以新的融资方式和金融工具，打通过分集中在银行的储蓄资金的供给、和长期的资金需求之间的通道，特别是要打通民间资本大规模进入基础设施投资的渠道，比如北京地铁的一号线二号线和天津的地铁就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的，全部由中央投资，无论从权责分工，财政财力，这种模式都是很难持续的；改革以后，像在上海、广州这些地方建成的地铁就采用了部分外国的终伏贷款，这些贷款利息比较低但是也有附带的条件，我们不要指望免费的午餐，这个附带条件就是你要在建设中购买它的设备和维修过程中购买它的配件，这实际上就与卖方信贷有点儿类似，很难带动我们自己的设备行业的发展。我们刚才说，中国目前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城市化的进程，难道我们将来的所有城市基础设施设备都要通过这种渠道来购买吗？所以我们必须要寻找新的方式，比如新的专项的市政债券，比如说特许经营的方式，比如我们设定的融资做法，都是我们引入比如养老金这些长期的资金投资，进入这些基础设施投资的市场，都是我们应该认真考虑的。在我们的整个融资方案设计里也得注意，并不是所有的基础设施都可以用来进行市场化融资方案的设计，因为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项目这种领域，是为了赢利，跟进入其他投资领域是一样的。只有这些可能赢利的项目才有可能进行这种商业化的设计，当然它要区分不同的基础设施的项目，有的是纯公益的项目，不仅谈不上赢利可能还有很多费用都需要投入。有的是低收费的项目，有一点儿收益但是不能自我弥补，有的是收费项目，只能部分收回投资。但是赢利的项目，随着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的提高，范围在扩大，原来可能是不赢利的项目会变成赢利的项目，很多在沿海地区，在江、浙地区是赢利的项目可能在内地是不行的。这个是我想讲的第三点。
我们的发展方向是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基础设施的融资渠道。从主体来看，应该提高企业融资的比例，从融资方式来看，要提高长期债券的比率，开辟新的长期资金来源的渠道，降低对银行贷款和中央预算资金的依赖，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作用，而基础设施，通过金融市场进行融资，本身也是对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促进。
第四点，我想讲的就是，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都有它不同的基础设施融资的路径选择。根据我们的了解，其实有几个不同的地区，都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范例，有市场主导型的，有政府主导型的，也有一些可能经济发展程度不是很高，但是它方案设计的比较好。市场主导型的，典型的就是浙江，民间资本发展程度出乎很多人的想象，大家都知道2003年动工的杭州湾的跨海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也是国内投资最高的大桥，是第一个由民间资本控股50.26％的一个重点工程，政府背景的几个大企业，投资占49.74％，我看到这个感觉到非常有意思，体现浙江这种市场化的环境，政府对于企业的运作效率的承认，政府及其政府背景的企业那么多钱都掏了，难道再增加0.5个点、占据控股地位的钱都掏不出来吗？不是的，让企业在基础设施里面起主导性的作用，那么企业的运作更具有效率，政府在其中起一个引导的作用，这是非常典型的市场化的观念。在浙江省已经建成的83个特色园里有三分之二投资来自于民间，2003年以前的五年以内，温州市完成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137亿元，100亿元来自于民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大概的表现为：政府提供引导性的政策支持和信用支持，拆迁呀，环境保护啊，劳动保障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其次对于一些风险比较大的公益性项目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来降低风险，比如温州的一个“东装垃圾发电厂”，调过一些土地和补贴少量的垃圾处理费吸引民间资本来投资，每天可以消耗160吨垃圾，不仅对环保有好处，而且还发电。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要遵守市场的规则。市场规则的基础是信用——对合同的尊重，什么叫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基础性的一点就是对合同的尊重，一诺千金，不是说今天定了明天再改。因为基础设施的融资是一个中长期的融资，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如果再加上政策的摇摆，就没有资金愿意投。举一个例子，宁波市有一条高速公路是政府和民间共同投资的，通到港口叫北仑港，为了充分利用这个港口，刺激这个港口的使用效率，政府发文减免了集装箱在高速路上的通行费，对此，民间企业说我当时投资是为了投资收益的，你说减免就减免，那我这个投资收益怎么办？政府既想开发这个港口，又要尊重合同，政府掏出了违约金，他能为这个通行费每年付帐，第一年掏八百万，第二年一千万，让民营资本得到了回报。这是一个市场主导型的典型例子。
还有就是政府主导型，对于政府支配资源能力比较强的城市，这一点采用的比较多，典型的就是上海。从1992年起到现在，上海市基础设施投资将近三、四千亿元，占50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的90％以上，大部分就是近十年进行投资的，它的投融资改革大概经过这么三个阶段，第一是建立举债机制，扩大政府的投资；第二是以土地批租为重点，挖掘以土地为代表的资源性的资金，第三是以资产运作为重点，扩大社会融资。上海正进行基础设施投融资的载体就是三大政府公司，87年成立的上海久事公司，92年成立的上海城市建设投资公司，99年成立了上海国资经营有限公司。其中的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它由政府已经投资建好的这些资产，比如说延安东路隧道，把它50％的股权转让给了中信泰富，这种运作方式就是TOT，这就是政府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比较强的时候的一种模式。到现在它有偿转让城市建设经营权的措施，包括多条高速公路，黄埔江桥，大厂的水厂这些， 2002年的3月份，上海市还把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的99％的股权以32.07亿元的人民币转给了一个叫福其公司的民间公司。这些资本转出来之后，它也可以进行新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融资，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所以我们说，如果作为一个游客来到上海，黄浦江两岸灯火辉煌，但是我作为一个金融研究者去看上海，知道支持其灯火辉煌的背后的，是一个运行的比较有效率的融资方案的设计的支持。
第三个模式，是在中西部地区的成都。近年来，成都的民间资本投资增长是政府投资增长速度的一倍还多，成都率先提出对民间投资放弃审批制采取备案制，这在全国是第一家。2002年成都出台了一个《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随后把六条公交线路的特许经营权通过公开招标出让，甚至连整个城市的再造都一揽子的打包，交给民间资本来做。成都有一个县级市，12万人，非常拥挤破烂，怎么改呢？他们就是用BOT的方式对整个城市系统的工程进行建设，有一个民营的四川瑞云集团，签署了一揽子的开发协议书，政府提供政策土地这些资源，承担相关的政策法律风险，作为项目的发起人和终极产权的所有者，企业享有城市五十年建设的经营权，是项目的实施者和经营者，承担工程经营开发市场的相关的商业收益和商业风险，双方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双方共同建设一个集行政、商务、金融、商贸、文化、体育、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县城。所以我们现在讲第四点内容就是：在不同地区，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具有不同的资源动员能力，它有相应的不同的设计方向，基本的原则就是尊重市场，吸引多元化资金的融资渠道。
最后我想讲一点就是，在基础设施开设的融资渠道里面，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必须要改革现有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审批制，比如泉州刺桐大桥，投资建设只花了18个月，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它审批的速度、审批的复杂也是创记录的，审批了8个月，拿了55份批文，所以说如果这个地方的交通堵塞，怎么可能没有地方政府不当干预的一份，中间横加障碍，肯定是导致交通堵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政府必须要提供必要的服务，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土地、拆迁、征地这些法律的支持，政府作为一个市场的主体要遵守起码的信用。我随便在网上搜一下都可以 找到大量的不守信用的行为。随便讲一个，厦门的一个民营投资公司到长沙建设湘江南大桥，合同签好了，市政府让他修改设计，要求它修改设计，导致工程造价增加五千万元，对于原来同意的使用2800万土地的使用权，单方面宣布作废。安徽一个民营企业的福利路广场的开发项目，公司在97年按合同先付了大概150万美元，没有拿到土地证，到2000年市政府宣布，依法收回土地，而且不退款。如果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不讲信用，那你怎么可能吸引长期的投资？
当然，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也有不少技术性、专业性的工作，例如估值、不同项目的定位和分类、对项目进行适当的分割，或者对不同的项目进行适当的整合，都可以交给专业的金融机构和专业人员来作就可以了。相比较而言，体制性的障碍影响更大，更为值得关注。
最后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第一，未来十到二十年是中国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化的时期，刚才在会议开始前夕，会议的主办方请我们参会的嘉宾每个人为会议写一句话，我写了一句话，“前无古人的城市化呼唤优秀的城市研究的支持”，城市研究包括对基础设施融资的研究，这个巨大的历史变革时期，考验我们的融资体系，因为基础设施的融资有它特定的规律，我们必须要对它进行深度的研究。
第二，从当前中国基础设施融资的现状来看，从早期的完全中央预算、百分之百的计划方式已经逐步开始转向计划主导、市场配合，再到市场化程度初步具备这么一个框架阶段。从发展的方向来看，应该吸收多元化的投资渠道，开辟长期资金进入基础设施领域，重点吸收民间资本。
随后，我讲了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融资方案的设计。这个是基于不同地区的资源，不同的资源动员能力，最后一点我讲了基础设施融资里面，中长期的融资风险比较高，所以包括政府、企业，都要注重一些基本的市场的游戏规则，特别是地方政府对于民间资本投资的合同的尊重和基本诚信。



城市运营商与城市居住文化

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宝全作演讲
大家好！这两天我经常去中国美术馆，去的原因就是因为明天是中国首届建筑少年展开展，我是这次展览的统筹。中国美术馆在专利过程中我觉得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第一个就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尽管这次是中国首届建筑少年展，但是从参加阵容到作品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好的一次，也是最强的一次。第二个，威尼斯建筑少年展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影响的，已经搞了很多届，今年由于资金的问题推迟三个月，正好推到了和中国的首届少年展示间相近，威尼斯少年展就对中国的首届建筑少年展提出了一个条件和想法，希望能够把中国少年展现场大师和作品的情况，通过网络做一个大屏幕的联动。这个原因是今年的中国首届少年展与它同时开幕，结果国际的许多大师包括一些作品全部到了中国，没有进到威尼斯，我想这两个现象无非就是说明，中国现在正在进入一个非常高速的城市化发展时期。面临这样的时期，我觉得可能我们更从城市的功能，从经济的形态来看我们的很多问题，交通也好，房地产也好，建筑也好，城市也好，它可能不仅是一个功能和经济形态上的事情，同时也是文化形态上的事情，这就是和我们的历史传统有关联的。因为这个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精神，也是我们在未来城市竞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力，或者说也是我们城市魅力所在。如果丧失了这种传统，和文化的话，可能我们就会面貌全非，所以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中国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城市它是在时间里面生长出来的空间，每一个空间都含有特定的时间所具备的政治、经济、人文的信息和特色，那么这种特色就是构成城市文化或者说城市的历史，城市的记忆。
今天在城市高速扩张过程中，可能就是我们的规划包括土地的迅速拍卖，包括城市迅速的建起来，会不会可能安排一种短期的需求，使我们城市在战略发展上丧失了很多优势。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今天我想用很短的时间讲一件事情，最近，由两位院士对奥运场馆提出“瘦身”问题，从个人角度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也非常支持。但是我觉得缺的就是，在全面支持的过程中，有一个建筑，就是鸟巢，我个人认为要适当的商榷。我认为鸟巢尽管是外国建筑师设计的，但是它是东方的建筑，它对北京来讲，可能是巧合或者是机遇，也是北京市可能在未来的一个机会。因为中国有2008年的奥运会，所以才有了这么多的建筑师来瞄准你中国的奥运场馆，但是这些建筑师到了中国来以后，他并没有按照他的文化和他的哲学来考虑你中国的奥运场馆，它是首先在你这块土地上来发现你的文化基因，从你的文化基因里面找出一种表述。所以我觉得鸟巢就是最典型的东方或者中国“天人归一”，回归自然的这样一种哲学和文化下的产物，我认为它完全是东方的，尽管建筑师可能是西方的。
另外，就是鸟巢在建筑上面的这种划时代的意义，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种价值，或者这种文化的价值已经逾越了鸟巢在功能或者其他方面跟同等场馆所不同的地方。比方说人类从居住在地下一直到走上地面开始营造我们的建筑，营造最初建筑的概念包括梁，包括柱，包括我们后来研发的等等内容也好，到鸟巢的时候，把它全部归于零，把我们所有在建筑这个领域里面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几乎全部归回去了。所以我想鸟巢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或者说，中国的发展史上，建筑文化发展史上，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拿一个建筑来表述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个世界人类史的话，比方说北京，我觉得可以用几个结构来表达，长城，元大都，故宫，鸟巢，尽管我们现在有很多非常非常有名的建筑，我觉得它可能不会排进去。从世界人文史上来看，我们用结构来表述的话，可能也一样可以找到这样的方式，就是从雅典的神庙，到埃及的金字塔，到古罗马的斗兽场，到中国的长城，一直到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再近的就是悉尼歌剧院，再往下，我就说中国的鸟巢。这个逻辑和这个顺序，我认为会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在中国这次奥运场馆招标过程当中，唯一的一次没有任何其他异议的，迅速在短时间之内大家一致通过和认可的，无论是国外的建筑大师还是中国的建筑大师都认同的。在这样特殊的时刻，我们在给它认定的过程中，对于这样一种文化特色和价值是不是要予以重视。两位院士提出对奥运场馆瘦身有三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工人，安全和成本，没有文化。但是我认为中国建筑，一直没有放在一个艺术的领域里面，文化的领域里面看，一直把它放在理工科，放在一个技术的层面看。在国外艺术五大类，有建筑、音乐、雕塑、舞蹈等，所以我想，如果建筑是一个艺术或者是一个文化的话，我们也同样需要增加这一点。如果其他的场馆在这点上没有非常特别或者特殊的价值意义的话，我们会把眼光放在工人，放在造价，放在以后的运营和使用上，但是如果这个建筑具有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的话，或者说是一个机会的话，是不是要重新来关注它。不要说像悉尼歌剧院，它究竟给悉尼带来了多少旅游收入？给整个澳大利亚带来多少旅游收入，给它GDP的增长带来多少变化？有没有人研究或者说考虑过如果悉尼没有歌剧院又会怎么样？所以我想，在今天，在面对我们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营造城市的什么？我个人认为，一个城市最重要的营造，它的资源就是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这是城市根本的资源，也是城市面对未来，无论是营造竞争力，还是营造其他方面优势，和城市魅力的最关键的两个资源（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态度，对过去的一种保护就是一种新的发展。
在很多时候我们为提高城市的功能，或者改善经济的结构，在这样的一种矛盾冲突过程中，可能对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进行了一些伤害。但是这些伤害都会在历史的过程中重新被恢复。举个例子，就是北京的城门楼，不管怎么样，永定门城楼现在已经被恢复。所以，从长远来看，就会发现真正对这个城市具有价值的可能还是这样一些东西，如果把这样的一些东西伤害了，或者损失了，这可能也是对我们自己，对这个城市的一种伤害。这是我个人对鸟巢的一个观点，像鸟巢问题应该怎么办？我个人认为有三种解决办法：
一个解决办法是，全世界有许多著名建筑都不是一下建成的，都是用了很长的时间建完的，就算悉尼的歌剧院，中途也因为资金和造价的问题，成本的问题而停顿。它的问题和我们现在鸟巢的问题有许多相似之处，中间停了十六年，仍然按照原图纸把它建成了。所以我想鸟巢是不是也可以在不“瘦身”的情况之下运用分期建成的办法，比如我们现在不做决定，因为十年以后或是二十年以后，如果愿意的话再建，保持一个建筑作品在文化艺术层面上的一种意义，这可以是一种选择。对现在来讲，无非就是考虑最终的合成可能会增加一部分工程造价，但是在技术或者工程造价，占的比例非常非常少，不是很多，这是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面就是市场的办法，如果鸟巢通过市场以后，节省了三个亿或是四个亿的话，能不能把这部分放给市场，成立一个这样的公司，许多企业来参与，建完以后，和整个鸟巢投资的比例来分成门票。我们如果以后靠运营鸟巢的收入来维持鸟巢的存在的话，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如果能成为一种人文景观，成为一种人文标志，卖门票可能是最聪明的办法。我去年去汉城，他们带我参观后，其中有一个景点就是他们的一个场馆，我去了以后也很意外。这个体育场馆从建筑上来讲，我不认为有非常特别的地方，但是有很多人在排队等着，我也等着，不知道在等什么，后来我知道这个场馆在地面，每天开启两次，当篮球足球比赛的时候，他们出来的全部是地板，当足球比赛的时候，地板全部收掉，出来就是草坪，草长得非常好。怎么长的我也不知道，是人工阳光还是什么，不仅非常绿，长得也非常好，把今天的科技进行文化的表证，它已经通过资源来展示并且通过展示来收益，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价值的收益，运营带来的收益。所以我想如果用市场的办法，我个人认为一定会有很多企业把这个作为一次商机来对待。鸟巢有这样一种特色的话，门票是投资商一个非常好的回报。
第三个解决办法，为了保持作品的完整性，我们既不能分期建它，也不能通过市场的办法运营解决它，那么就采取民间资助的办法。如果政府有这样的打算，个人认为一定会有很多企业，会有很多人会介入这样的事情，比方说像我们企业一定会介入。所以我觉得这个建筑，它可能不仅仅是北京的，也不仅仅是中国的，这个建筑，一定是世界的。所以我想，所有的奥运场馆，它如果在文化意义上不具有这样的意义的话，那么重视它的功能、成本，后期运营，是非常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一个办奥运的很好的一种方法。但是对于鸟巢我个人认为，还是应当要慎重对待，或者说对这样一个重大的事情，我们是否将来也可以考虑采取一些听政的办法，比方说可以把不同方面的人放在一起，在我和大家（一些建筑人或者艺术家）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不认为他们的许多观点跟我是非常相似的，都是从一个层次，从一个文化，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待。所以，我觉得一定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而且放在今天，站在一个市场化的角度，并不是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我认为完全有。所以我觉得是否通过一种简单的，技术的强权，和行政的强权，就可以把一个城市有可能带来一种未来的机会，就这么丧失掉。我觉得这可能对每一个北京人都是有关联的事情，而且我个人认为如果鸟巢这次“瘦身”，三十年以后一定会有好事者会再提出来重建鸟巢。谢谢！（掌声）

　　（主持人：我们感谢张董事长，可能很多人都没听清楚一个词，什么是“鸟巢”？）
张宝全：非常对不起大家，因为我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鸟巢就是这一次奥运会的主场馆，我觉得北京人应该都知道，它一出现的时候，它那种形态和状态非常吸引人的眼球，我认为鸟巢对吸引眼球和中央电视台的吸引眼球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央电视台就是通过一个另类面孔的塑造，来使大家惊讶；鸟巢是把一种真正的文化和建筑融汇起来形成一种境界，变成一种真正的哲学，这是鸟巢的精髓之所在。所以我个人认为起到真正要“瘦身”的，是中央电视台，我们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就为了一张合并不同的面孔。尤其是这个结果一定在运营和维护上要花很多钱的，非常的困难。如果按照市场化运作的办法，像中央电视台在经济上一定要赔大钱，谢谢。（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城市化与城乡统筹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作演讲
●主要依靠农村工业化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大任是与工业发展的规律相违背的
●缩小城乡差距的正确方向是以城市的较快发展带动农村的较快发展，而不是相反
统筹城乡是目前国内舆论界、新闻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推动力，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两大标志。城市化以工业化为动力，工业化以城市化为载体，一个没有城市化支撑的工业化，一个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的现代化都是不可想象的。按官方汇率算，2003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一千美元。如果按购买力评价计实际上不到一千美元。第一产业占GDP比重的增加值已下降到15％以下，而城市化仅为39％，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城市化的严重滞后不仅增加了工业化进程的成本，而且抑制了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大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实施城市化战略是中国实现经济、社会、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未来五至十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时期，2050年全球六十亿人口按城市化率75％计算，届时城市人口将有很大增加，城市化每年将增加0.7到0.8个百分点，城市人口每年将增加一千四百多万，考虑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因素，每年进城的农民大约是1200万左右。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就业的区域核心发生了逆转，一方面，农村从业人数大致维持在4.9亿人左右，另一方面城市就业人数持续上升，从1995年的1.9亿人上升到2001年的2.4亿人左右。目前，全国大约有一亿农民进城就业，占全国城镇从业人数的近4％，未来几十年，农村就业人数将持续减少，而城市就业人数仍将持续增加，这既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城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生产力要素空间配置的优化。
第二点，要富裕农民就必须减少农民。中国的最大难点是增加农民收入，近年来，农民收入增加状况如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要思路大致有三，我就这三个思路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一是调整农业结构，目前农业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50％左右，调整农业结构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农产品总量供求关系已经基本平衡的情况下，农产品生产收益更多的要取决于市场的容量。中国农业主要是提供食物的生产部门，但城市人均食物消费弹性比较小，食物市场需求的增长空间有限，因此，较小的市民群体食物需求难以拉动庞大的农民就业群体收入的增长，这就是导致农业产品增产不增收的深层原因。扩大出口可以增加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但是通过农产品增加出口不仅要受到农产品品质有待提高的限制，而且要受到出口平衡的限制。长期的外贸顺差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更要受到中国农业资源供给和环境承受能力的制约。中国的农业生产，占中国水资源利用量的60％以上，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以10％的耕地满足20％的人口食物需求已属不易，增加农产品出口当然势在必行。此外，发展官方农业，新兴农业、旅游农业等等也要有一个庞大的市民消费群体为前提。
第二个思路是发展非农产业。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对农村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当然，乡镇企业如何发展是否沿用原来的思路则应另当别论，但乡镇企业的辉煌总体上已不能再现，却是不争的事实。原因在于在国内外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背景下，乡镇企业原本存在的“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布局分散，远离市场，缺少效益，产权不清”，管理和技术装备水平低，等先天不足越来越凸现出来，多数被市场淘汰，势所难免，以致在农民增收中其地位持续下降。由此也可以推论，主要依靠农村工业化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大任是与工业发展的规律相违背的。
第三个思路是减免农民负担。应该承认，减免与农业相关的各种税费，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即使按照有关方面的最高估计，全部免除的总额达两千多亿元的税费中，税大概四百多亿，理论上八亿农民人均增收也只有三百元左右。所以从长期看，增加农民收入不仅要在增加农业产出，减少农民负担上做文章，更应该在减少农民数量上做文章，减少农民对于农民增收更具长远，全局的、主体的意义。
第三个观点，农民进城是减少农民的唯一途径，农业生产对土地等资源的依赖性很强，在农业自然资源既定的条件下，农民越多，人均可支配的农业自然资源越少，农民人均可支配的自然资源越少，农民就越不可能有规模性经营，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就难以提高，农民的收入也就难以提高，这是必然的逻辑。中国目前农民家庭户均经营耕地面积只有八亩左右，即使每亩地收入超过千元，农民人均收入只有两千元。只有大幅度地减少农民，农业收入面积才能增加，农业才能实现规模性经营，农民的年劳动生产率才能够提高，农民的收入才能增加。如果中国农民减少70％，即等于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增加2.3倍，从而户均规模耕地面积达到现有面积的20倍左右。耕地使用权的扭转，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等等之所以收效不大，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把农民减下来，由于农村人口流动的政策和农业劳动效率的提高，而加剧的农业兼副业化倾向，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过多的人口滞留在农村不仅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也是农民致富的巨大障碍，而且将增加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成本，将不利于优化经济要素的空间配置，而减少农民的根本途径就是进城，就是使大部分农民转为市民。
第四个观点，现阶段农民进城不危及农业发展。一些人认为大量农民进城会形成“38、61”部队搞农业的局面，“61”指老人，“38”指妇女，从而威胁农业的稳定发展。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第一，虽然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进城，将造成农业劳动力平均素质的下降，但是进城的只是剩余部分，不会给农业生产劳力的总供给造成影响。第二，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投入大量减少，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大为减轻，从而使妇女、老人能够胜任农业生产需求。据在华北平原地区实际考察，80年及90年代中期，每亩耕地的用工量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原来由强壮劳动力承担的耕地、收获等环节，大部分由机械机器所代替。对一个经营6.8亩耕地的农民家庭来说，老少妇孺在家种田、养殖，青少年外出经商，个别子女回家帮忙，耕地产出不但使家庭成员合理分工，也使社会劳动力资源的整体优化配置。第三，中国幅员辽阔，西部受灾；东部风调雨顺；南方减少；北方丰收，五年一峰、两平、两限是正常现象，家庭承包制是农业稳定的基础，只要家庭联产承包制保持不变，中国农业的波动就只能是受自然灾害，或者是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引发的波动，而不会发生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的波动。
第五个观点，中国限制农民进城的依据已经不存在。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以前，中国城市发展，主要受制于农产品的商品量的供给不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业实现历史性的跨越，食物供给已不构成障碍，限制农民的政策已不合时宜，大量人口滞留在农村只能造成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和闲置。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城市，不仅仅是产业聚集中心、政治中心和地区发展引擎，而且是人才中心、教育中心、知识创新中心，现代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彩、激烈的竞争和多元化的选择为人们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广阔舞台。至于打开城门，取消对农民进城的限制，是否会造成城市人口爆炸，危及城市安全。石家庄等大城市，打开城门以后出人意料的情景已经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建设现代化包括使农民在内的十几亿中国人享受更高品质的生活，排除农民进城的制度障碍，则是建设现代化社会所必须迈出的步骤。第六个观点，中国的不发展，是因为城市的不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强烈地冲击了中国农村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极大的改变了农村发展轨迹，在当代农村要脱离城市实现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农村的发展，越来越有赖于城市的发展，越来越与城市的发展融为一体，城市不仅为农村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科学技术，商贸等方面的知识，为农村劳动力进城提供就业机会，为农产品提供市场需求，而且，为更多的农民分享城市文明和城市化的成果提供基础条件。中国目前的城乡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固然与农村为城市提供原始积累的时间过长、负担过重有关，与长期分割的二元结构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城市负载人口的能力相对不发达，在于城市辐射带动农村的能力还不够强大，当然，城市如何更好的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是另外一个问题。农村的发展，必须有城市的发展，只有城市得到充分发展，才能够为农村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缩小城乡差距的正确方向是以城市的较快发展，带动农村的较快发展，而不是相反。统筹城乡发展是农村向城市看齐，而不是城市向农村看齐，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只有热情是不够的，必须有理性的思维，平衡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智慧，必须进行富有远见的政策体系的设计。
第七个观点，中国城市的发展已离不开农民进城。在城市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的情况下，大量农民进城仍然是利大于弊。第一，2001年，中国城镇就业劳动力为2.4亿人口，其中进城农民约1亿，城市发展已离不开进城农民。第二，进城农民承担的主要是苦、脏、累、险、臭等报酬低的岗位，市民不愿意从事的岗位，与市民正面冲突不大，市政府不仅是市民的政府、而且是农民的政府、更是人民的政府。既然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与城市下岗职工同时失业，那么为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同样是政府的责任，任何一方实现就业都会增加社会财富，都是经济要素的优化配置，都应该值得高兴。限制农民进城就意味着即使是城里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岗位，也不允许农民介入，这既不利于市民转变就业观念，也与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发展方向相违背，是对农民就业权的一种歧视，对解决城市就业是短见之举。第三，随着第一、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三产业逐步成为就业的主要渠道。第三产业的发展有赖于规模需求，而第三产业的规模需又与人口的聚集，限制农民进城就等于限制人口聚集，也就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第四，进城的农民需要解决吃、穿、住、行、教育、娱乐等问题，本身也在创造着大量的需求，这对于缓解内需不足、增加就业岗位具有现实意义。
第八个观点，城市化加速实现，农村要素向城市进军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中国的城市化率虽然达39％，今后几十年将是以聚集为主要趋势的城市化加速时期，在这一时期，农村的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大量向城市流动是必然现象，这种流动对于农村表层的和短期的影响是负面的，但是实质性的、长远的影响则是正面的。正如前所述，农村与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统筹城乡发展、共同进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过策和选择的方式上，城乡又不可能总是平行推进，同步发展，必须以城市的发展，带动农村的发展，正如只有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才能带动整体富裕一样，以城市发展带动农村的发展也是普遍规律。产业、企业在城市聚集，互为市场，降低了交易成本，公用基础设施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从而形成规模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是城市不断发展扩张的依据所在。因此在一定时期和一定限度内，农村要素向城市聚集将优化中国社会要素整体的配置效率，从而加快社会生产率的发展，减少现代化的成本。国家和地区整体实力的提高，应为支持农村全面建设小康提供物质条件，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农村要素向城市流动主要是市场作用的结果，行政干预往往适得其反，所谓组织农民有序流动这个口号只是一厢情愿，或者要支付极高的成本，或者根本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而支持农村的发展不能靠市场，要靠行政干预和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因为经济要素不可能在回报率低的地区自由流动。
第九个观点，国家对于农村的支援要调整方向。如果说在工业化初期，中国处于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实行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政策是必要的，那么在工业化中后期，依然延续上述农村向城市输血的政策对于国民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的协调发展则是有害的。高估农村的富裕程度，在不注重城市现有格局的同时，实现农村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是不可能的。改革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大幅度增强，加强对农村的支援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已经具备。适应农业家庭经营为主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提高效率着眼，国家对农村的支援，应该坚持“有所不为，而有所为”的指导思想，集中力量于家庭和企业办不好，办不成的农村公用物品。第一是加大农村教育投资支持的力度，提高中央和省级在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中的比重。第二，加强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产品市场信息网络建设，农业的发展，取决于科技进步，但农业是千家万户的分散生产，农业科技进步较难进行专利保护，没有国家的支援，难以达到目的，农产品信息网络的服务，只有千家万户，才有规模与效率，由家庭兴办，由企业来兴办又难以达到为千家万户提供优质服务的目的，所以国家支援是必要条件。第三，支持农村医疗事业发展，特别是农村共用卫生的发展。农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缺医少药，因病致贫、因病致残比例较大，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关系中华民族的健康水平，农村医疗实行完全的市场化运作，不具可能性和合理性。第四，支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现有的国力和实力，即使不能一步到位，但分期分批，先易后难，先低水平后高水平，先发达地区后欠发达地区，逐步提高，应该是可行的。第五，支持农村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但是交通，水利，信息，能源，电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很多是服务整个社会的，不要全部记在支援农民的帐上，否则会给人以错觉，要与撤离农村居民居住点，加快城市化统筹互相协调，以减少造价的成本，提高工程效率。第六是支持开展农村小额信贷业务。
最后一个观点，给进城农民以市民待遇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石。中国户籍制度始于五十年代中期，六十年代初期得到了强化，是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得以形成和强化的原因，也成为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一大障碍。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制度已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但是由处于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并未得到及时清理，城乡协调发展的干扰也越来越凸现出来。现在，一些城市实行的所谓限人口、不限人才、绿卡制度等等，虽然比过去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很大的改进，但是对农民，依然是不公平的，于城市的发展也是弊端多多。劳动力的流动，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前提条件，限制农民进城与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要求不相符。职业分工体系决定了一个城市，不仅需要人才和富人，而且也需要普通的劳动者，就是说，一个城市，不仅需要点鼠标的，而且需要蒸馒头的，有扫大街的。城市人才超过合理的需要，也会造成社会人才的浪费，数以千万计的打工仔，打工妹已经成为城市的建设者，如果因为农村身份而不能享有与市民相同的权益既有失公平公正，也有违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没有大量的农民进城就没有城市的繁荣和兴旺，也有没有农民的富裕和农民的充分发展，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民获得了生存权，那么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就是给农民以进城工作、居住、生活的选择权，也就是使农民获得了发展权，给进城农民市民待遇使农民享有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平等权，权利平等机会是社会的进步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石。（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观点1 传统的城市发展战略必然导致不可持续性。
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迪戈里茨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反过来，城市的失败也就意味着是一个国家的失败”。城市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作为一种经济的组织形式，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出现、发展、进一步提升的过程中。从最开始经济发展的时候在一个地域开始积聚，包括人才的积聚，技术的积聚，市场的积聚，作为一种交换，作为一种相互之间进行产业、产品分工一种互补形式，这种形式在它幼小的时候有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城市本身的发展，这种传统的方式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它的巴黎总部所发表的总结报告当中有这么一段话，“过去十年，传统城市的线性经济方式，进一步导致了一些经济上、生态上、环境上的实际退化，对世界十年造成了六千八百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四十年的损失”，也就是说，传统的城市发展，在自己本身不断创造财富方面的效率越来越低，而且它对于资源、能源、生态环境的损失，以及对人的生活质量下降（我讲的下降是本不应下降而不得不下降的这一部分的损失），加起来，实际是一个赤字，这个赤字十年当中有六千多亿。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慢慢会对人类造成一种灾难，包括城市人口的拥挤，密集的建筑使城市变成一片水泥的森林，生态环境的恶化，沙尘暴、热岛效应等等，造成了城市的生活质量、经济运行质量，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传统的城市发展，人们所要求的外界所提供的东西越来越不能满足，势必在未来的某一天势必在未来某一天形成一个“瓶颈”，这个“瓶颈”某一天就会导致经济、社会乃至于自然生态方面的灾难。
观点2 在制定战略目标时，必须把国家集约化生产方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未来中国要在不到8％的土地面积上创造出全国GDP70％到75％以上的产值，才能彻底的把中国从整体上解放出来。
如果一个首位城市的经济产量，特别是大的城市群本身给全国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够的话，就会引发全国到处都要搞开发，到处都要搞发展，都要搞开发区，搞得“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实际是对资源的浪费，对我们整体产品本身产出的成本加高，而且把我们本来应当保护的生态环境的土壤也给破坏，因此我们就说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当相对的集中。而不是所说的到处“遍地开花”，应当在最适宜发展经济的地方我们创造条件，让它更多去产生财富。中国首位城市规模偏小和集聚财富能力偏低的现象，已经到了必须认真考虑的时候了。美国纽约的GDP，占全美国的GDP总量的24％，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44倍；日本东京的GDP占整个日本GDP总量的26％，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20倍；英国伦敦的GDP占整个英国GDP总量的22％，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5.5倍；法国巴黎的GDP占整个法国GDP总量的18％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4.0倍；韩国汉城的GDP占整个韩国GDP总量的26％，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1.9倍。上海的GDP总量是美国纽约的1/44、日本东京的1/20、英国伦敦的1/6、法国巴黎的1/4、中国香港的1/3、国汉城的1/2。
观点3 在制定战略目标时，必须把提高人力资源的集聚财富能力置于首要地位。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总是依靠我们的低级劳动去创造的话，那我们就摆脱不了殖民地经济的模式，我们还是应当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G-7国家每创造一美元消耗的能源（1993年不变价）美 国是16*10（6）焦，日本是6*10（6） 焦，德国是9*10（6） 焦，法国是9*10（6） 焦，意大利是8*10（6） 焦，英国是13*10（6）焦， 加拿大是21*10（6）焦 ，G－7国家平均创造1美元消耗的能源为11.7*10（6）焦。而中国经济每创造1美元消耗的能源为69*10（6）焦，是G－7国家平均的5.9倍，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去年我们贡献给世界的经济总量是4％，却要消耗掉世界总能源的30％左右，世界总钢材27％，铝材25％，水泥45％。
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是偏低。依据世界劳工组织（ILO）2003年8月31日的报告：2002年，美国劳动生产率60728美元，欧洲国家平均43034美元，亚洲地区的香港以47142美元居亚洲榜首，平均每小时20.61美元，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为：珠江三角洲10600美元／劳动力；长江三角洲9500美元／劳动力；京津环渤海6800美元／劳动力，中国三大城市群劳动生产率平均为8900美元／劳动力，长江三角洲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平均的15.6％，是欧洲平均的22.1％，是香港平均的20.2％。
观点4 政府要起到“调制解调器”的作用，经过政府的调制和解调，由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变成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这是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重点。
政府的调制和解调就是把经济能力、经济产量、经济质量调整到一个最好的位置。因为经济的发展只在最有利的区位、最有利的产品、最有利的市场以及最有利的人力资源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出更大的效益，对产生出来的财富，政府要进行解调，必须拿出相当的一部分进行社会公平、社会重分配，给社会最低层以基本的保证，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过上体面的生活，使得人权得到充分的体现。社会成员本身的差异（我指的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差异）不能过大，这是政府在城市化发展过程当中应当采取的基本态度。
观点5 中国的城市化率低是制约财富增长的基本问题。
社会财富的积聚和增长，除了我们的方针、政策、体制，以及我们的政策以外，我们在设计积聚财富的平台、载体方面上存在许多差距。GDP达到一万亿美元之后，美国用了10年时间增长了1.7万亿美元（美国1970GDP10100亿美元，10年后达到27080亿美元）；日本用了10年时间增长了1.4万亿美元（日本在1978 GDP 10480亿美元，10年后达到24251亿美元）；中国2000年的GDP达到一万亿美元，10年后的2010预计翻一番，第一个10年增加1万亿美元，分别比美国和日本少增长0.7万亿至0.4万亿。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如果注意到美国当时的城市化率超过87％，日本的城市化率超过65％，而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6％时，也许就不难理解由于城市化率的差异所导致的财富集聚能力的差异。城市，实际上是先进生产力的平台，是先进生产力的载体，没有城市，就没有一个国家财富的急遽增长。三农问题之所以比较严重，是由于城市化不发达，是由于农民大量留在农村、生产力比较低下引发出来的问题，改变农民攫取财富的手段和能力，让他进入到更广阔的城市中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观点六 中国的城市整体结构的总体表现是，大城市不大，中城市不活，小城市不强，小城镇不优。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设计要点应当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城市体系，以寻求资源空间最大“整合交集”的发展红利为根本出发点。
中国实施城市化战略中必须走出三大误区：
误区之一：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发城市病。实际上城市病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城市的发展一定会带来的，是由于我们的规划，由于我们的指导思想，由于我们在配置资源方面产生的失误造成的，要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没有这一条，即使中等城市也会产生“城市病”。
误区之二，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的规模结构是一个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的一个开放性系统，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得到合理的发展，而不是抑制大城市，单纯发展小城镇。大城市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航空母舰，如果我们抛弃航空母舰，只靠人民战争的游击队和民兵来打仗，虽然可以打胜仗，但是你可以想到它的难度。在过去的1000年时间里，世界10大城市规模扩大了75倍，现在仅东京一个城市的人口就相当于1000年前全世界最大的10个城市人口总和的7.6倍。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世界上10大城市人口的数量高达5亿，可能占当时城市人口总量的1/10。美国三大产业群贡献给全美国的经济总量是65％，日本三大经济区对日本的总体经济贡献达70％，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加上京津地区，对中国整体经济的贡献只有38％。
误区之三，认为城市化的结构应该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城市的发展不能追求“每一百公里就要有一个什么”。城市规划要看它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该大则大，该中则中，该小则小。
观点7 农民要成为一个市民，不仅要解决居住、公用财富的分配问题，最重要的是培育他攫取财富的能力，中国城市化进程必须支付成本。
城市化不是凭空而来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0-11亿，依照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进入城市1个人，需要“支付个人成本”1.45万元/人，“支付公共成本”1.05万元/人，总计每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会总成本2.5万元/人（2000年不变价格）。在现有城市人口的基础上，未来50年期间中国约增加6-7亿城市人口，城市化所需的社会总成本达到15-16万亿元，（相当于1.8—2.0万亿美元。按2000年不变价格），这个数量是2000年GDP总量的2倍。50年期间平均每年支付城市化成本约为3000--35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00年全年GDP总量的4％左右。农民变为一个市民，不仅需要居住，更重要的是培育他攫取财富的能力，有在城市谋生的手段，这个手段是需要培训的，这个培训要花钱的，如果一年一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意味着一千二百万人要转移到城市，那么算下来每年的花费是三千到三千五百亿，这个钱农民自己出不起，怎么办？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个大问题。
另外大家有一个误区，认为城镇的成本低，其实计算机模型的演算结果指出，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综合发展成本，是人口少于10万人以下小城市的１/6到1/8，即小城市每吸纳1个人（必须符合城市质量的基本标准）所付出的成本，如果同样投入到人口超出100万以上的大城市，则可以吸纳6--8人。
解决城市化发展成本的四大战略举措：促进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的转变；促进民间储蓄向民间资本的转变；促进人口规模向人力资本的转变；促进农民身份向股民身份的转变。
观点4 政府要起到“调制解调器”的作用，经过政府的调制和解调，由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变成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这是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重点。
政府的调制和解调就是把经济能力、经济产量、经济质量调整到一个最好的位置。因为经济的发展只在最有利的区位、最有利的产品、最有利的市场以及最有利的人力资源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出更大的效益，对产生出来的财富，政府要进行解调，必须拿出相当的一部分进行社会公平、社会重分配，给社会最低层以基本的保证，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过上体面的生活，使得人权得到充分的体现。社会成员本身的差异（我指的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差异）不能过大，这是政府在城市化发展过程当中应当采取的基本态度。
观点5 中国的城市化率低是制约财富增长的基本问题。
社会财富的积聚和增长，除了我们的方针、政策、体制，以及我们的政策以外，我们在设计积聚财富的平台、载体方面上存在许多差距。GDP达到一万亿美元之后，美国用了10年时间增长了1.7万亿美元（美国1970GDP10100亿美元，10年后达到27080亿美元）；日本用了10年时间增长了1.4万亿美元（日本在1978 GDP 10480亿美元，10年后达到24251亿美元）；中国2000年的GDP达到一万亿美元，10年后的2010预计翻一番，第一个10年增加1万亿美元，分别比美国和日本少增长0.7万亿至0.4万亿。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如果注意到美国当时的城市化率超过87％，日本的城市化率超过65％，而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6％时，也许就不难理解由于城市化率的差异所导致的财富集聚能力的差异。城市，实际上是先进生产力的平台，是先进生产力的载体，没有城市，就没有一个国家财富的急遽增长。三农问题之所以比较严重，是由于城市化不发达，是由于农民大量留在农村、生产力比较低下引发出来的问题，改变农民攫取财富的手段和能力，让他进入到更广阔的城市中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观点六 中国的城市整体结构的总体表现是，大城市不大，中城市不活，小城市不强，小城镇不优。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设计要点应当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城市体系，以寻求资源空间最大“整合交集”的发展红利为根本出发点。
中国实施城市化战略中必须走出三大误区：
误区之一：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发城市病。实际上城市病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城市的发展一定会带来的，是由于我们的规划，由于我们的指导思想，由于我们在配置资源方面产生的失误造成的，要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没有这一条，即使中等城市也会产生“城市病”。
误区之二，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的规模结构是一个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的一个开放性系统，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得到合理的发展，而不是抑制大城市，单纯发展小城镇。大城市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航空母舰，如果我们抛弃航空母舰，只靠人民战争的游击队和民兵来打仗，虽然可以打胜仗，但是你可以想到它的难度。在过去的1000年时间里，世界10大城市规模扩大了75倍，现在仅东京一个城市的人口就相当于1000年前全世界最大的10个城市人口总和的7.6倍。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世界上10大城市人口的数量高达5亿，可能占当时城市人口总量的1/10。美国三大产业群贡献给全美国的经济总量是65％，日本三大经济区对日本的总体经济贡献达70％，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加上京津地区，对中国整体经济的贡献只有38％。
误区之三，认为城市化的结构应该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城市的发展不能追求“每一百公里就要有一个什么”。城市规划要看它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该大则大，该中则中，该小则小。
观点7 农民要成为一个市民，不仅要解决居住、公用财富的分配问题，最重要的是培育他攫取财富的能力，中国城市化进程必须支付成本。
城市化不是凭空而来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0-11亿，依照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进入城市1个人，需要“支付个人成本”1.45万元/人，“支付公共成本”1.05万元/人，总计每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会总成本2.5万元/人（2000年不变价格）。在现有城市人口的基础上，未来50年期间中国约增加6-7亿城市人口，城市化所需的社会总成本达到15-16万亿元，（相当于1.8—2.0万亿美元。按2000年不变价格），这个数量是2000年GDP总量的2倍。50年期间平均每年支付城市化成本约为3000--35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00年全年GDP总量的4％左右。农民变为一个市民，不仅需要居住，更重要的是培育他攫取财富的能力，有在城市谋生的手段，这个手段是需要培训的，这个培训要花钱的，如果一年一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意味着一千二百万人要转移到城市，那么算下来每年的花费是三千到三千五百亿，这个钱农民自己出不起，怎么办？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个大问题。
另外大家有一个误区，认为城镇的成本低，其实计算机模型的演算结果指出，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综合发展成本，是人口少于10万人以下小城市的１/6到1/8，即小城市每吸纳1个人（必须符合城市质量的基本标准）所付出的成本，如果同样投入到人口超出100万以上的大城市，则可以吸纳6--8人。
解决城市化发展成本的四大战略举措：促进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的转变；促进民间储蓄向民间资本的转变；促进人口规模向人力资本的转变；促进农民身份向股民身份的转变。
观点4 政府要起到“调制解调器”的作用，经过政府的调制和解调，由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变成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这是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重点。

政府的调制和解调就是把经济能力、经济产量、经济质量调整到一个最好的位置。因为经济的发展只在最有利的区位、最有利的产品、最有利的市场以及最有利的人力资源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出更大的效益，对产生出来的财富，政府要进行解调，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