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酬散人

一、提出问题的背景


　　
　　一九九一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介导组织下，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山西六省开展了“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研究中，我们在分析了东中西部的发展态势后，提出院“谨防中部塌陷”的观点，并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避出发，建议国家对于中部地区的发展，应该“定地位、定政策”，即确定中部地区在国家战略总盘子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国家对中部地区的发展究竟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战略和政策。八年过去了，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如何呢？情况表明，“塌陷”态势不仅没有缓解，某些方面还在进一步恶化。其表现，一是中部与东部的差距急剧扩大。如GDP的差额比，1990年为5.1:1，1997年扩大为26.5:1；人均GDP的差额比已从4.3:1扩大为22.5:1。二是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政策，已从90年代初期的探索阶段，进入到目前的实施阶段，因而使西部的投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中部，中部已经成为投资增长的锅底。如1998年，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2%，比中部高16.8个百分点；今年1－７月，西部增长20.1%，又比中部高2.5个百分点。所以，目前中部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宏观环境特点是，搞市场经济的环境不如东部，国家资源按计划分配则落后于西部。面对这样的情况，中部地区怎么办？国家究竟把中部入在全国整体盘子中的什么位置，应该实行怎样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再一次摆到了我们的面前。
　　
　　二、提出问题的依据
　　
　　提出建设长江中游国家经济增长核心区的依据是什么呢？首先应当指出，我们提出这一观点，并不仅仅是从中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而是从21世纪初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与政策这一高度观察问题，所得出的结论。
　　第一，经济社会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少数条件较为优越的地区率先发展，形成为增长极，尔后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这种波浪式前进态势，已经成为一个客观规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沿海开放战略及其成功实施的历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东中西部三大地带来说，确定东部作为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重点；从东部本身来说，先后建立了五个经济特区，还有14个开放城市，先后建立了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正是这些不平衡发展的政策，大大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并以强劲的影响力带动了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国内外公认的若干经济增长核心区，即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诏，还有闽南三角区、山东半岛、辽中南。实践证明，不平衡发展——建设经济增长核心区的战略是成功的。
　　第二，但是，东部的跳跃式发展，也造成了东部与西部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这一趋势仍在继续），因而也就必然会提出中西部怎么办的问题。由于90年代初期，国家的沿边政策已经形成，并逐步付诸实施，所以目前在国家宏观战略的盘子中，唯独中部仍然是一个空白，即其地位不明确，国家的宏观政策也不明确。90年代初期我们所提出的，要求国家对中部“定地位、定政策”的建议，仍然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三，环顾今日我国中西部之发展态势，我认为，客观上已经出现了形成新的国家经济经增长核心区的四个雏形，即：长江中游（汉长昌，合肥本属下游，作为经济区是纳入中游还是下游待讨论）经济增长核心区，长江上游（成渝）经济增长核心区，陇海中部（西安郑州）经济增长核心区，松花江平原（哈尔滨长春）经济增长核心区。而在这四个区域中，无论是产业基础和经济实力，还是区位及其影响带动作用，长江中游的比较优势无疑都是较为明显的。
　　据于上述，我们建议，21世纪初期，国家在加快中西部发展的区域政策中，应该实行建设国家级经济增长核心区与特殊的沿边政策相结合的战略。经济增长核心区和沿边政策，是未来中西部发展战略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它们相辅相成，将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天酬散人

　　三、关于建设长江中游国家级经济增长核心区的构想与建议
　　
　　通观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路经验，一个地区要率先增长，形成为发展极，都有其必须具备的共同条件或共同的质和量的规定性。概要说来，这种条件或规定性，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必须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城市体系）。城市是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中心，是人类现代化优秀成果的产生和集散地，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凝聚力、影响力和规模效益。因此，具有相当规模和实力的城市，及配置适当的城市群，是经济增长核心区的灵魂，也是其标志和赖于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没有中心城市，不可能发挥增长极的作用，也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增长核心区。而长江中游以武汉为中心，长沙、南昌、合肥为次中心的城市群，已基本形成并为国内业界所认同。目前，武汉市区人口517万属超大规模城市；长沙、南昌、合肥的市区人口分别为160万、154万、119万，都属于特大城市。可见，作为中心城市的这一条件，已大体具备。今后的主要任务，一是提高上述几个省会城市的经济、科技、文化素质与实力；二是适当扩大除武汉以外的其他几个省会城市的规模；三是整合完善长江中游城市群。
　　第二，必须在区内建设发达的现代化综合交通的和信息、通讯网络，并与国内外的网络相连接，形成发达的人才、信息、物资流。这也是经济增长核心区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总观长江中游目前的状况，这方面也有较好的基础。铁路、高等级公路、航空、水运都已经达到一定水平，而且具备迅速提升水平的优势条件。现代化的通讯能力已经具备，只是信息网的建设滞后，人才、物资流的水平有待提抽。今后只要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导和扶持下，通过区省市的通力协作，完善这方面的条件和能力是指日可待的。
　　第三，必须建设高水平、高素质、高效益的优势产业群。这是经济增长核心区的实质内容。不具备这一条件，没有比周边区域发达的生产力，不能凭借优势产业群去占领市场、获得超额利润，就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区。环顾今日之长江中游，若干优势产业诸如冶金工业，汽车工业，电力，农业，等等，在全国已有相当的地位。虽然，建设的任务还很重，但前景东观。
　　第四，必须形成某些具有鲜明区域特征的社会文化观念和企业文化精神。相对前面三条来说，这一条是“软”的，往往不被人们所注意。但是我们看一看沿海业已形成的经济增长核心区，就会受到启发。比如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文化和海派文化，珠江三角洲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特殊联系所形成的广式文化，不都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吗？这种文化观念和企业精神，渗透到经济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人际关系、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等等。虽然，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还不能准确地界定其内涵与表现形式，分析其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但它确实存在并发挥作用。相比之下，长江中游各省也有其共同之处，即多受到楚文化的薰陶。两湖乃楚文化的核心地带，江西素有“吴头楚尾”之称，也颇受楚文化的影响。由此，能否形成某种独具特色的文化观念和精神，为长江中游国家经济增长核心区的建设助一臂之力，当是一个值得在未来认真探讨的问题。
　　那么，为了建设长江中游国家级经济增长核心区，我们应怎样行动呢？我认为，应该分两个层面来考虑。
　　第一层面是国家应该做什么。为此，我提出如下意见：
　　1、首先，在我国未来的发展中，仍然有一个区域战略和区政策的问题。我不赞同将产业政策和区政对立起来，用产业政策去否定区域政策。何况到目前为止，我国产业政策的利弊得失，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2、建议国爱在中西部实施《国家级经济增长核心区与特殊的沿边政策相结合》的区域与政策，用这样两个轮子推动中西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3、国家应出面协调、规划、指导和扶持有关经济增长核心区的建设。因为有些事情，经济增长核心区内的有关省市自身是办不了或办不好的，必须由国家从全国的整体战略乃至国际化的背景来着眼，才能解决得更好，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第二个层面是经济增长核心区的有关省市应该做什么。我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明确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沿海业已形成的那些经济增长核心区，不就是在国家战略与政策的指导、扶持下，靠自己干出来的吗？现在看来，有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其一是围绕建成经济增长核心区所必备的条件，在国家的有力指导下，建立起必要的协调机构，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按照规划的目标分工实施，形成发展合力。其二是以改革开放为契机和主要动力，在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与改组中，应用市场机制，培育具有优势的大型企业集团，建设优势产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