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自然

前言：“2004年，浙江成为全国经济总量第4个超万亿的省份，冬天也悄然而至。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浙江增长速度在全国开始靠后，主要工业经济指标在全国的位次明显后移，全年的增长率仅排在各省市区的第21位。2005年以来，浙江经济更添寒意。2005年上半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增长1.9％，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29.3个百分点。全社会投资增幅比去年同期增长8.7％，低于全国18个百分点。GDP的增速仅为12％，比去年同期低3.5个百分点。
除此之外，这个以民营经济活力著称的省份，其非国有投资出现了近年来未有的比重下降趋势，上半年所占比重为65.5％，比去年同期下降1.4个百分点，投资金额仅增长6.4％，增幅同比回落21.6个百分点。”
—— 资料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赵 晓：《浙江经济进入冬天？ 产业集群出现整体性危机》
种种数据表明：对浙江经济问题进行剖析，反思发展中暴露的问题，提出对应的解决方案已是迫在眉睫，时不我待之事。
浙江经济的两大特征：“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
浙江经济的主体是个体私营经济，从“草根”发端，顽强地生长成中小型企业，创业之初，所进入的市场都是以小商品为主。那么，小商品、小资本凭借什么来拓展市场，凝聚竞争力，占据大量市场分额的呢？
探究浙江成功经验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俯拾皆是：有“小商品大市场”之说，有“块状经济”之说，有“私营体制优越性”之说......
2003年，疯狂肆虐的“非典”疫情无法阻挡浙江经济的狂飙突进，为何到了2004年度，浙江经济突然急转下挫了呢？在业界，甚至有《浙江经济进入冬天？ 产业集群出现整体性危机》、《浙江“世界工厂”模式的穷途末路》《浙江产业集群“盛极而衰”？》这样的文章见诸于报刊。一时间，凉风阵阵，简直令人不寒而栗。似乎，浙江经济已然岌岌可危，分崩离析矣。
要探究浙江经济的症结所在，必然先要摸清浙江经济发展的脉络。那么，浙江经济在以往的20多年间，究竟是凭借何种魔力突飞猛进的呢？
2001年，浙江省展开了对“块状经济”的第二次普查。数据表明：全省88个县市区中有85个县市形成了“块状经济”，共涉及175个大小行业，参与“块状经济”协作生产的企业达到24万家，年产总值突破6000个亿，平均每个“块状经济”规模达到11.5亿。
2003年，据浙江省经贸委调查：浙江全省工业总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有149个，工业总产值合计1万亿元，约占全省制造业总量的50%。从专业化类型看，有绍兴的轻纺、海宁的皮革、嵊州的领带、永康的五金、温州的皮鞋、乐清的低压电器、桐庐的制笔、诸暨的袜业等等，这些都是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行业巨头。
浙江是市场大省。据省工商局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全省3459个消费品市场成交额4053亿元，同比增长5.42%，547个生产资料市场成交额2299亿元，同比增长31.63%。年成交额超亿元商品交易市场497个，比上年增加39个；超十亿元市场114个，增加21个；超百亿元市场9个；另有超十亿元的生产要素市场2个。497家超亿元市场成交总额5457.8亿元，占全省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的85.5%，平均每个市场的成交额10.98亿元。
在浙江省内，交易市场的形成，往往能带动当地的普通百姓参与到市场建设中来。由此，相关联的生产企业、家庭作坊也会群起群涌，形成集聚；到1999——2000年的时候，全省掀起工业园区建设高潮，可以看出浙江产业发展的特征及发展轨迹。
　　1、浙江选择小商品起步的直接原因是：没有资本、没有技术、没有先进设备，只有从身边的小商品入手，因为技术含量低，进入门槛低，资金要求低，是生活中的相关日用品，容易被市场接受，这是浙江人和商品经济博奕之后的必然结果，是浙江人与市场经济互动过程中的鱼水之合。
2、浙江人在创业初始阶段都以家庭作坊起家，从摆地摊起步，专业市场的建设是顺应家庭作坊发展的必然选择，资本的原始积累，主要靠这个过程完成。
3、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每个产业里都冒出了若干经营能手，积累了二次创业的资金，开设工厂走向工业园区是顺应行业经济发展的第二轮必然选择。
4、专业市场的建设发展，家庭作坊的发展壮大，新办企业入驻工业园区的集聚拓展，三股力量共同打造了一个个充满强劲生命力与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在这四组环节中，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将令产业发展受累；哪一个关口没有打通，都将在产业发展遭遇外来不利因素影响时瘫痪；哪一颗埋藏的地雷没有排除，都将在产业无限制挖掘产能的时候引爆。
因此，浙江经济发展中凸现的问题，必须从产业集群里寻找解决方案。
洪合羊毛衫产业集群的危机
洪合羊毛衫产业发展概况：
嘉兴市洪合镇针织产业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几名来自上海的知青在洪合镇泰石桥村办起了第一家针织厂。从此，千家万户的家庭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洪合大地涌现，羊毛衫成了洪合镇的支柱产业。面对一发而不可收的强劲势头，洪合镇于1988年办起了第一期羊毛衫市场。1993年，羊毛衫市场被评为“全国工业品百强市场”；1996年获省级文明规范市场；2000年获浙江省“二星级文明规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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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自然

经过14年的培育，洪合羊毛衫市场已形成了两大专业销售市场、四大加工区域，即精纺区、粗纺区、毛纱区、综合商贸区和与之相配套的货物联托运中心，构筑了一条分工协作、极具规模的宏大产业链。如今，整个市场占地面积已达318.8亩，拥有固定资产1亿元，营业用房近4000间。
2004年度，洪合羊毛衫市场成交额达23.88亿元。毛衫产业在洪合镇的经济总量已经占据85%的分额，是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2004年，全镇拥有各类汽车2000多辆，每百户拥有汽车30多辆；全镇拥有固定电话7212门，户均１门以上，2004年年末银行存款超过６亿元，人均２万多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洪合百姓的幸福生活，皆源自于毛衫产业的蓬勃发展。倘若洪合毛衫产业受挫下滑，倘若洪合毛衫产业轰然倒下，必将毁灭洪合百姓的幸福生活，乃至涂炭生灵。

▲ 毛衫行业结构
桐乡濮院羊毛衫市场 濮院羊毛衫市场是全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中心,是全国针织服装的信息和物流中心，市场现有交易区12个，门市部5000余间，货运中心年出货量达16．89万吨，濮院因此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和中国毛纺行业协会授予“中国羊毛衫名镇”的荣誉称号。每年从濮院羊毛衫市场流向全国各地的毛衫服装达到5亿件，其产销量已经占了全国总量的40%以上。也就是说，平均2-3个中国人就有一件濮院毛衫。
东莞大朗羊毛衫市场 大朗镇有毛织行业企业2000多家，形成了毛织产品生产的产业链，具备了较强的生产能力。全镇年产毛织产品超过2亿件（套），40％以上的产品远销欧洲、美国、东南亚、日本等地，年出口额达3亿多美元。大朗毛织业培育出天朗、宾达、麦莱迪、诗丹特、赛诺施、柏朗妮、众圣世家等一批知名品牌。是中国纺织工业协会首批命名的特色名镇———“中国羊毛衫名镇”！
汕头澄海羊毛衫市场 汕头澄海是中国抽纱两大发源地之一，也是潮汕抽纱主要的生产出口基地。全区拥有纺织服装企业1500家，从业人员７万多人，年生产各类纺织服装1.66亿件，产品60％以上销往欧美、俄罗斯、中东、东南亚等市场。2003年，全区毛织服装行业产值48亿元，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近1/4。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授予“中国工艺毛衫名城”称号。
张家港妙桥羊毛衫市场 妙桥镇位于江苏省新兴港口城市张家港东南，素有"针织之乡"美称。针织品生产已４０余年历史，年产各类针织服装、针织帽、针织手套等针织品超过１亿件（套），远销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全镇拥有私营业１８０家，个体小企业更是数不胜数，年销售超过5000万元的企业已达３０多家。
吴江横扇羊毛衫市场 吴江横扇有3500多户直接从事羊毛衫生产，拥有羊毛衫企业2024家。直接从事羊毛衫生产的人员共有5万人。投资千万元以上的企业有10家，500万以上企业30多家。年产羊毛衫超1.2亿件，横扇毛衫年产值20亿元，占镇工业总产值的71%，出口交货值4.2亿元，占全镇的98.5%。
　　山东海阳羊毛衫市场 海阳共有毛衫加工企业365家，占全市企业总数的38.8%，其中规模以上企业66家，还有个体加工户3000余家。现有从业人员7万余人，其中外来打工人员1万余人。在各类毛衫企业中，民营企业339家，占93%；三资企业25家，占6.8%。2002年，全市毛衫企业生产各类毛衫1亿余件，完成工业总产值25亿元，占全市工业经济的46.1%；销售收入25亿元，占49.2%；出口交货值23亿元，占42.4%。
上海富民羊毛衫市场 富民羊毛衫市场是上海最大的羊毛生产基地和集散贸易中心。富民羊毛衫市场及周边地区拥有400多家羊毛衫生产厂家，拥有和种纺织机械15000余台，后整理设备50多台（套），具有日产10万件羊毛衫的生产能力。它承担了本地区和来自常熟、苏州、嘉兴、上海、温州、杭州等江、浙、沪沿海及东北、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的生产业务。
　　目前，国内成规模的羊毛衫市场主要有上述8个。洪合羊毛衫市场夹在这8大市场中对国内国外市场展开逐鹿竞争，战况十分惨烈，颇有每况愈下之像。
我们先来分解一下毛衫业分销市场的层次格局： 在国内毛衫（包括羊毛衫、羊绒衫）市场上，处于第一方阵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屈指数来，也就鄂尔多斯、恒源祥、鹿王、珍贝、瑞群、比其、人头鸟、荣祥、海尔曼斯、克利雅、糜老大这么十多个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但是毛衫品牌的集中度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据最新的全国百货行业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羊绒及羊毛衫前十位品牌消费集中度仅29%，羊毛衫行业目前公认的“老大”——恒源祥的羊毛衫市场综合占有率也只有3.58％。业界对领导品牌的界定有一个行业指标，即市场占有率超过5%的品牌才能称作是领导品牌。因此，毛衫行业依然是一个群雄纷争的行业，正处于春秋战国时代，要说成熟或者是饱和，那都言之尚早。处于中端市场的企业，想要步入第一行列可谓机会多多。
中端市场上集聚了大量的生产企业，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这里从2000年开始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纷程、惊心动魄的品牌大战；从投机取巧的傍名牌，违法乱纪的假名牌，坐电梯式的租赁品牌，到原创型的自有品牌，一道道都尝了个遍，其间的酸甜苦辣，个中滋味实在是言语难达，为局外人士所无法领略。值得关注的是，如今，濮院羊毛衫产业已经急剧壮大，成了行业中的盟主，引领各方商贾前来朝拜。用我一个宁夏朋友的话来说，真可谓是：“你晚上睡觉都能听见银子哗哗流过的声音”。
那么低端市场上，又会是如何一番景象呢？
洪合羊毛衫产业集群就是低端市场的行业标本。分析这个标本，解剖这个标本，找出症结所在，我的论述正是基于上述对毛衫行业的整体分析。
　　
▲ 洪合毛衫产业集群，曾经有过辉煌的年代，经过几轮的行业洗牌之后，丢失了高端市场，被挤出了中端市场，剩下唯一的救命稻草——低端市场。
洪合羊毛衫市场在建立之初，占据了大量的天时、地利优势。据嘉兴市诺娜斯针织服饰有限公司股东姚河荣先生回忆，早在80年代中期，他还在集体企业做厂长的时候，一个月工资是30元人民币；而他下班之后，把家里及朋友生产的几件羊毛衫拿到路边（上海通往杭州的黄沙石头铺就的汽车路）去卖的时候，每件衣服能赚28元。这样的冲击，这样的收益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法抵御的。
1988年，洪合羊毛衫市场的建立，确实是顺应民心，合乎经济发展规律的明智之举。经过两三年的积累，92、93、94这三年里，洪合羊毛衫市场迎来千载难逢的盛况：羊毛衫销售兴旺到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借助着北京雅宝露、乌鲁木齐、绥纷河这些对俄市场的全面繁荣，洪合羊毛衫像似乘坐火箭一样一飞冲天。
农民丢下锄头，抛弃蚕桑，操起横机，呼呼地拉起羊毛衫来；
教师扔下教鞭，远赴北京、乌鲁木齐、漠河、昆明等地，做起羊毛衫贩子来；
学生甩掉书包，骑着自行车，干起分发毛纱，收发绣花这些配套工作来；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纷纷投身于羊毛衫行业；
谁拿到衣服，谁就赚钱；谁先争取客户群，谁就能在不见一件衣服的情况之下，收到大笔大笔的预付货款。
横机上，包装上，染色厂，缩绒厂，人们争着抢衣服，天天发生打架事件，每时每刻有人争吵，谁抢到衣服就是钱，根本不存在销售的问题，到处有客户叫喊着要衣服，要衣服......
满世界的人都疯了......
我至今还记得，小学里的一位教师去北京经营三个月回来之后，腰上绑着5万元现金，说着他的激动人心的财富故事......
同时，邪恶的基因也在那个时候开始种下......
因为行情太好，因为衣服太少，洪合人开始了一场造假、掺假的全民运动：
衣服从染色厂出来，还没烘干，就被发走了，拿到北京零下几度的天气里一冻，都成了冰块；
高比例兔毛做的手套，数量不够，全往里面塞粗棉纱手套；
围巾从织片上下来之后，拿着剪刀，喀嚓一响就是一条，不做任何拷边，穿须的配套工作；
明知道衣服有破洞，有的还没套口，还没缩绒，全打包发走了；
人们奔走相告，这钱太好赚了......
洪合羊毛衫市场的火爆交易，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客商加入其中，将这场疯狂的掺假伪劣运动，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洪合——这个江南小镇，第一次在京城唱响！
一时间，风起云涌，连俄罗斯老外都知道，羊毛衫是从一个叫洪合的江南小镇出产的。
199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前来洪合羊毛衫市场视察。
然而，领导的关怀，丝毫不能挽回市场的风云变幻，洪合羊毛衫市场所做所为，老天都看在眼里。用《天下无贼》里的台词来说，可称得上一句：“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随后的丹红市场开发、大大城、新南等羊毛衫市场的开发，无一例外，全部遭遇滑铁轳。羊毛衫经营者普遍亏损，市场信誉一落千丈。除了俄罗斯之外，连东欧的老外都在盛传，浙江人都是骗子，浙江洪合人更是大骗子。
那个时候洪合的羊毛衫，绝对不是低档货，高比例兔毛，全羊毛，这些原料的衣服，都占据了国内、国外的高档次市场，在北京的边贸市场上，100多元一件的羊毛衫依然畅销，每件衣服的利润空间，从十几元到上百元。
但是，由于对质量的践踏，监管的缺失，洪合羊毛衫打下的大好江山，只能拱手相让，辉煌成就在那个星光灿烂的年代里骤然陨落。
第一轮发展机遇，抓到了，尝到甜头了，最后，不得不在市场的选择中，屈辱地接受惨败。
随后的，第二轮发展，当地政府的引导与监管依然严重滞后，洪合的羊毛衫质量非但没有提升，反而越做越烂，一蟹不如一蟹。
恰恰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隔壁的濮院镇，后来居上，迅速发展壮大，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赢得了市场的良好口碑，短短几年时间里，完成了对羊毛衫市场的彻底改造，抢占了大量市场份额，形成了资金盆地，网聚了全国各地的商人前来经商创业。其中，温州人的加盟，丰富了市场经营手段，活跃了市场的创富基因，为1999——2000年之后的品牌大战奠定了基础。
洪合羊毛衫市场从此一蹶不振，萎靡收缩，凭着早先年去北方市场闯荡的洪合人，苦苦支撑边贸经营。从此，洪合羊毛衫被挤下第一平台后，受到隔壁濮院羊毛衫市场的挤压，不得不放弃中端市场，跳进垃圾满地的低端市场里自食其果。
低端市场实在是一根鸡肋，一根稻草，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真要抓住它往上爬，你才明白：它终究只是一根稻草。
微薄的利润，辛苦的劳作，原始资本的积累实在太慢了。
而第二轮的竞争，是在原始资本完成积累的基础上，拼经营，拼规模，拼质量，拼款式创新的时代，洪合羊毛衫产业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深陷泥沼不能自拔。
等到1999——2000年，隔壁的濮院羊毛衫市场进入品牌大战的时候，洪合羊毛衫市场只能坐以待毙，无法投身其中，实力相差悬殊，已经不是一个级别了。
当然，洪合羊毛衫产业也不是一无是处。其间，也有亮点闪现，那就是外贸份额的增加，自2000年始，由于北京雅宝露等市场的不景气，有很多在外打拼的洪合人回来二次创业，投身空间更大的正规外贸，截止2004年，洪合羊毛衫外贸销售额已经突破6亿元。而且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我相信这是洪合羊毛衫产业发展的第三次历史机遇。如何把握好这次历史机遇，是对洪合人的考验，更是对当地政府部门的考验。

蒋自然

▲ 洪合毛衫产业集群的层次分布。
洪合羊毛衫市场由六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北区市场、南区市场、联销中心、丹红市场、大大城、新南市场。这六个部分从早期的同质竞争，到后来的洗牌，到现在的产业竞合，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北区市场现在是低档次内销的主力军，南区市场一部分被改造成了蒸烫区，因为南区市场在同质竞争中尚失市场，无法吸引大量客户前去采购。联销中心部分内销外销并举，凭借良好的地段优势在提升羊毛衫档次方面发挥出了一定的作用，但这样的作用十分有限。丹红市场以边贸为主，并融合了一部分的配套和生产功能，如平车、园机织坯布、套口等配套作业。大大城、新南从出生的那一天到现在日子从来都不曾好过，如今变成一个脏乱差的配套加工基地，有大量的低档次园机、横机盘踞其中，为洪合整个羊毛衫产业提供廉价的加工。
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动态的，都是鲜活的，有生命的。
洪合羊毛衫市场也有很多积极的基因生长出来，但是，为什么长不大呢？这值得我们思考！
一批在市场里经营多年的老板，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基础，都十分迫切地到工业园区去购买土地，建造厂房，跳出低端的市场，摆脱低档次的同质化竞争。然而，2003年开始的，小型工业园区的撤消合并政策及2004年的宏观调控政策都对这批有志于二次创业的经营者挡在门外。我相信，这些基因正是整个产业向上提升的源动力之一。买不到地，无法建设自己的工厂。于是，有一部分人去了外地投资，比如隔壁的濮院；还有一部分人，失去了扩大规模跃上新台阶的历史机遇，在混混噩噩中过完2003年、2004年之后，才如梦初醒，人家都上去了，自己已经落伍了。
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性，也是浙江私营个体投资为什么突然减缓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浙江人有那么多人去投资房地产，从民间的观察来看，跟个体私营业者的创富所处阶段，当地经济提升环境直接相关。
我曾经跟一位在欧洲做纺织品国际贸易的姓陈的老板聊天时发现，这里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他2002年在洪合工业园区购买了30亩土地，当时交了100万左右的土地预付款，当2003年全省乡镇工业园区整顿的时候，洪合土地被冻结了，他不但没有拿到土地，他所交的预付款直到2004年下半年才拿回来。对此，陈老板怨气漫天：2002年，嘉兴的房地产市场，平均价格不到2000元，2004年度，嘉兴房地产市场平均价格达到4000元，翻了一倍。而他的100万预付款不但没有增值，连一分利息也没有拿到。而要投资实业，最终还是要买土地，建造厂房。而洪合的土地也由当初的5万一亩上涨到了10多万一亩。也就是说他不但丧失了两年的大好时光，还大大增加了再次进入的成本。
当大量的中小老板投资无门的时候，单个或者联合起来去炒房子、炒石油、炒煤矿，是必然选择。因为相对于上涨快速的房地产来说，如果手里的钱不投入市场令其增值的话，两年之后就贬值了一半。下一轮的进入成本代价高昂，因此，投资房地产也好，逃离浙江投资外省乃至国外也好，是财富的必然选择。在经历过最初的养家糊口，到第二轮的发家致富，到现今阶段的财富保值、增值，是一脉相传的。是财富内在基因向上生长的必然选择。
2005年，由联销公司创办的羊毛衫科技创业园奠基开工的时候，100套小型工厂全部预定一空，报名的人数达到400多人。由此可见，民间的投资欲望是多么强烈，这些投资者有将近一般是有实力有想法去工业园区投资的。但是，在土地冻结的情况下，这样的投资能量只能被冰封了。
那么，国家初衷为优化产业结构，控制土地资源被浪费的政策错误了吗？
我认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完全正确。从宏观角度来讲，这样的调控是必须的，是势在必行的。
同时，从微观角度来讲，如何解决中小型企业投资的问题，没有被重视。而浙江省恰恰是以中小型企业发展为基础的。这股投资能量的被打压，是2004年度，经济回落的原因之一。
而这些中小型投资者根本无法达到大型工业园区投资的指标要求，全部被大型工业园区挡在外面，像没爹娘的野孩子，任其自生自灭。
那么进入了创业园之后的这些企业，等发展了一年两年之后，他们的规模扩大了，他们的再次投资欲望更强烈了的时候，他们的资金实力依然没有达到大型工业园区指标的时候，政府该怎么办？这是摆在浙江省经济发展课题中的一个现实难题。如何解决，用什么办法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但关系到浙江经济的指标提升问题，更关系到浙江这么多产业集群如何提升产业层次，到更高平台上去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问题，更关系到浙江经济能不能顺利转型，爆发持续发展动能的问题。
不然，浙江这么多产业集群必然遭遇整体危机，难以持续发展。
▲ 洪合羊毛衫产业集群的危机必然从最低端的个体经营户聚集的市场内爆发。
洪合羊毛衫市场的格局不同与别的市场，每个门市部都是一个小型加工作坊，是毛衫生产环节的直接参与者，而不仅仅是毛衫的销售者，在门市部里一边卖羊毛衫一边生产羊毛衫是洪合人的一大创举，也是洪合市场的一大特色。因此，洪合羊毛衫市场内门市部之间的竞争是销售的竞争，更是低端生产的竞争。
2002年5月，人民日报华东版刊发了记者屠知力撰写的文章《浙江一羊毛衫市场廉价雇佣童工牟取私利》一文，文章配以四张照片，图文并茂地展现了羊毛衫市场对加工环节的劳动价值压榨，在其中的一张照片下面配上了“本该拿铅笔的小手在艰辛劳作，拼织一件羊毛衫才挣一两角钱。”的文字说明。着实令人震惊。
文中提到的正是洪合羊毛衫市场。真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此文一出，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嘉兴市政府、秀洲区政府都采取了相关措施予以排查清理。
而身处其中的洪合镇政府和洪合镇百姓则显得相当委屈：因为洪合的企业、洪合的羊毛衫经营者没有一个会去雇佣童工，一方面是因为雇佣童工违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童工对于拉横机这样的有一定技术要求与体力劳动并重的作业并不能产生比成年人高的劳动价值。
而此类所谓童工的出现，主要根源是来自于内地的民工包头从老家带来的自家的孩子，亲戚朋友家的孩子，到了本地之后，没有上学整天没事情做，因此被家长拉去学习拉横机、套口、送货等作业了。这种现象类似于农村孩子帮家里下水田插秧、割稻、收谷、拔草、除虫是一个道理，如果硬说这些都是童工的话，那么乡下的孩子比比皆是。
因此，洪合老百姓对这名记者同志很有意见。当然，这样的心态也许也是记者同志所无法理解的。
言归正传。我引用这个事例，主要是说明洪合羊毛衫产业的利润空间已经接近被榨干的境地。任何原材料的上涨、任何工价的上涨，任何门市部经营费用的上涨都牵动着洪合市场内羊毛衫经营者的神经。
任何一个产业集群都会发挥出学习成本、交易成本、信息传递成本的急剧降低功能。在洪合羊毛衫市场内，这样的功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哪家行情比较好，哪家晚上发包比较多，都会引起同行的刺探。在得到相关情报后，立马组织打样、组织生产、一两天之内，全面参与同质化竞争，降价、降价、再降价，直到这个款式利润空间被榨干，市场被做死为止。然后抓住一个新款式继续重复这样的轮回。
做库存，是洪合羊毛衫市场的一大特色。羊毛衫是季节性消费品，主要集中在下半年销售。由于这类劳动密集性产业生产速度比较慢，生产工艺流程非常漫长，因此在销售季节来临之前做库存是洪合人应对市场的一大举措。
库存做什么款式？这是每个洪合人都关心的事情。
看到同行中，经营比较好的，款式感觉不错的，就跟着做。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打开市场份额，同类产品的积聚，在抢占低档市场的时候，往往能起到规模效应。也就是说，当一家经营户的衣服供应不够的时候，能在别家找到相同的款式，客户不至于在经营过程中断货。这样的同质化经营模式，也让销售价格透明化，只要询问三五家经营户，合理的进货价格马上能探察明白。
这也是在人们10年就认为洪合羊毛衫市场要死掉，而在十年之后仍然存活的原因之一。
这也是产业集群在浙江快速成长，并在参与国内国际产业竞争中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
也是学术界研究产业集群总结出的技术合作成本降低、人才培育成本降低、学习成本降低、产业合作、信息共享、精细化社会分工、市场共享等竞争优势的集中展现。
那么，需要发问的是：这样的集群弱点在哪里？难道会按这种方式永远生存下去吗？
当祖国的西部，当越南、印度这些地方也崛起这样的集群，当他们的价格比我们还低的时候，我们还有生存空间吗？
死亡必然是最后的归宿。
而洪合羊毛衫市场一直在死亡的边缘游荡。
2003年，非典疫情肆虐的那年，我负责过每天进入市场的外来客户的统计工作，拥有几千个门市部的市场，每天客户只有10几人。那年，由于前期人员流动的管制，造成了上年年库存衣服的全面滞销，下半年市场内亏损的客户十分普遍。在南区市场还有人因为压力太大，而天天打电话叫亲戚朋友来帮忙打包发货的人。等到亲戚朋友都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哭了。因为，整个人已经患了严重的精神疾病，被送到医院治疗半年多，至今还经常复发。
2002年，当联销中心门市部涨价的时候，经营户联合起来集体抵制，有拨打市长电话的，有请物价局介入调查的，有联合起来闹事的......
总之，乱了套。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产业集群的技术合作成本降低、人才培育成本降低、学习成本降低、产业合作、信息共享、精细化社会分工、市场共享等竞争优势的终极发挥，由此而产生的已至白热化的同质化竞争。
任何环节，都在省钱，任何成本的上涨都在抵制。
原因只有一个，销售价格在不断下降。
如果有谁将同质化的衣服提价，那么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的准时降临。
想要提高价格，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离开洪合市场到濮院或者别的地方去经营；二是跳出市场，去办公司、建造厂房，更换客户群，往中端市场爬升。
想要继续呆在洪合市场里经营，只有华山一条道——便宜、便宜、再便宜，降价、降价、再降价。
那么，受学术界推崇的产业集群模式走到末路了么？在浙江蓬勃发展，取得举世成就的产业集群就此玩完了吗？
不是的！
学术界，我们的专家，从来都是马后炮！
惶惶巨著，都是以往实践经验的堆积。
对产业集群中存在已久，可以在各个发展阶段加以改进、引导的地方，从来都不曾研究到。至今，除了抨击浙江粗犷式经营，除了说浙江缺水、缺电之外，我还没有见过一点可操作性的，实战性的建设性意见出来。
还有专家学者，天天呐喊：调整产业结构，创品牌。
像洪合羊毛衫，一件衣服卖0.9美金，10元人民币都不到，能创品牌吗？洪合人做了几十年的羊毛衫，别的都不会做，你说调整产业结构，那叫洪合人去做软件、学硅谷么！
现在，竟然还有人建议浙江发展重工业，降低轻工业。
天天都在说浙江缺乏资源，竟然还叫浙江发展重工业，这不是叫浙江自杀么？
这次，在国家宏观调控中发现山东等地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就说山东是因为重工业比重高，山西煤矿开发热火朝天，就说浙江是在产业结构中缺乏重工业支撑。
前几年，当山西煤矿没人要，东北三省重工业严重受挫的时候，都说要学习浙江。浙江模式好！
这些到底是什么狗屁逻辑！
难道我们的专家学者占用了大量科研资源，整天就研究出这么些玩意来！
该醒醒了！

蒋自然

▲洪合羊毛衫产业集群被挤压到产业最低端之后，形成了所有生产要素服从于低价格这个唯一的目标指向。致使这一格局慢慢固化，日积月累之后，宛如铜墙铁壁一般变得牢不可破，逼迫洪合产业集群在死亡的边缘四处游走。被迫接受产业的梯度转移，等待死神的降临。
在论述洪合羊毛衫产业集群为什么会形成所有生产要素服从于低价格这个唯一目标指向之前，我必须对我们在中学、大学课本里所灌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价值论及提高利润空间这个误导我们思维的观点加以剖析，还我们一个切合实际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恰恰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必要劳动，增加相对剩余劳动，从而提高剩余价值。”（《马恩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80年版288 页）在劳动量不变或略有增加的情况下，使用机器可以比手工工具多创造出10倍、 100倍、甚至千倍的物质产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了许多这样的实例，如走锭精纺机比手工工具的生产效率提高了180倍， 机器印制花布比手工印制的生产效率提高了200倍，等等。（《马恩全集》第23卷429页，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得到超额剩余价值；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可以得到相对剩余价值。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可以简单表述成如下事例：
一件低档次的羊毛衫，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它的价值的话是一台手摇横机一天能生产20件，每件价值20元人民币。当个别企业或者个体户采用电动横机的时候，一台横机一天能生产50件，这是生产效率的提高。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个企业或者个体户可以在每台横机上获得30件衣服价值600元人民币的超额剩余价值。对此，我们的教科书里已经有太多的论证，已经无须多言。
但是，在鲜活的动态的信息畅通的现代经济活动中，事实并非如此。
当个别企业或者个体户有这样的生产优势之后，必然要加强市场竞争力，表现到实际销售中，你会发现，市场上羊毛衫的售价已经不是20元人民币，而是你意想不到的5元人民币。原先手摇横机时代的一台横机一天生产20件衣服，获得400元人民币的价值。现在因为个别企业或者个体户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了产品的急剧贬值，5元人民币一件，50件衣服的价值现在只有250元，比以前手摇横机还少了150元。
这就是如今充斥于大量产业集群中的现实状况。
整个市场销售会因为某一个企业某一个个体户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地震。不要奢望你现在还能卖20元一件羊毛衫，告诉你：所有市场只能卖5元，高于5元没人要了！
这就是提高生产效率之后的完美结局！
这就是专家学者倡导提高生产效率之后的美妙景象！
马克思的这套观点在鲜活生动的当代经济活动中，彻底崩溃！
现代经济活动中，商品的价值竟然不是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以个别最少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这就是人民日报华东版所感叹的“本该拿铅笔的小手在艰辛劳作，拼织一件羊毛衫才挣一两角钱。”的现实写照！
写到这里，我想请问专家学者，对大力倡导的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科技含量，所得到的这番美妙景象有何感想？
我看到过大量提出要创新、创新、再创新的文章，认为这些现象的产生都是因为没有创新造成的。
对此，我不以为然。
下面，我展开具体分析，来证明洪合羊毛衫市场拥有的大量创新实例。
1、生产模式的创新：社会化大分工。现在的羊毛衫生产已经达到精细化分工的境界：纺纱，洪合建设了毛纺城，有大量纺纱企业入驻，就在镇区范围内，减少了大量的物流成本，交易成本。染色，镇北集中规划了染色区域，大量染色工厂集中在一起，集中供热、集中排放、集中污水处理，节约了大量的社会资源。织片，形成了大量的横机包头、小型加工场。套口、平车、敷料、后整理、包装、蒸烫，都有相应的集中区域，大大地降低了运作和交易成本。甚至细化到有专门的打包、装箱队伍。每个环节都在压缩开支，降低成本。
2、生产工具的创新：原来都是手摇横机为主。从1997年开始，洪合人发明了电动横机，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以六针横机为例，以前摇一个领子的价格在0.3元到0.5元人民币之间，用了电动横机之后，一个领子的价格降到8分到1毛之间。以前摇前片、后片加两个袖子的价格在5到8元之间，现在最低降到了1.8元，竟然还有这么多人做。
3、编织工艺的创新：原来的衣服编织到腋下、肩膀部位的时候，都要采用收针的编织工艺，前片、两个袖子都要收针，现在很多人都把它给简化了。干脆用剪刀裁剪，然后拷边之后缝合在一起。
对于复杂的花型都采用绣花、贴花、烫钻等敷料手段代替。而新式的纽扣机、摆缝机器的采用，更在丰富缝制手段的同时，降低了成本。
4、原材料的创新：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洪合人还从原材料上动脑筋。三七毛有正三七倒三七之分；二八毛有真二八毛假二八毛之分；羊仔毛是不含毛的；还有仿兔毛、仿羊绒这些原料的采用。这些低档次原料的采用在纺纱环节、染色环节、缩绒环节都要进行一系列的技术改造，不然根本做不好衣服。因此，也算是洪合人的一大创举。
看了上述举措，谁又能否认洪合羊毛衫产业没有创新呢？

至此，我提出自己的观点，供大家研讨：
不是所有的创新都能为产业集群带来福祉，不是所有的创新都能为产品提升附加值。
创新必须加以分类：即增值性创新，贬值性创新。这两者是辨证的关系，当一个产业集群以增殖性创新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这个集群必然能健康发展，提升档次；当一个产业集群以贬值性创新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这个产业集群必然是越走越跌入低端市场，最后如困兽般无法挣脱牢笼，惨遭灭顶之灾了。贬值性创新能促使产品及产业集群在短时间内扩大规模，占领市场，但是无法提升档次；增值性创新能让产品及产业集群提升档次，但是无法化解它高高在上，短时间内难以让全体销售者接受的困局。
上述提到的洪合羊毛衫产业的四大创新举措，我把它称之为贬值性创新。细化之后的说法就是：贬值性生产模式创新、贬值性技术创新、贬值性生产设备创新、贬值性生产工艺创新、贬值性原材料创新。
贬值性创新的一大特征是，所有创新举措围绕着降低成本展开，表现到商品销售上就是便宜、便宜、再便宜，降价、降价、再降价。采用大型机械化，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我认为是贬值性创新的典型代表。因此，我认为提高生产效率跟产业档次提升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更不能构成正比关系。
当这种贬值性创新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洪合羊毛衫产业就在这一格局中慢慢固化，日积月累之后，宛如铜墙铁壁一般变得牢不可破，逼迫洪合产业集群在死亡的边缘四处游走，被迫接受产业的梯度转移，等待死神的降临。
破除以贬值性创新为主导的这一格局，是提升整个产业档次的关键所在。
洪合羊毛衫市场提升产业档次的源动力来自于哪里？
我认为，来自于做大了的市场经营户，来自于进入毛衫业科技创业园的中小企业经营者，来自于工业园区的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
这种动力既来自于企业家的内心需求，也来自于经营户进入企业运作之后的现实压力。当一个企业成立之后，靠门市部那种压榨成本的方式是难以为继的。企业必然会想办法开源，其后才是节流。如果不占领更高层的市场，企业是要迅速死亡的。
而这种开源的企业动力，正是整个产业集群从贬值性创新转换到增值性创新的发动机。
政府部门、个体经营户、企业经营者如何认识这个增值性创新观念，在目前全省产业集群面临危机的背景下，我觉得非常有现实意义。
下面，我举几个实例加以解说。
洪合羊毛衫外销企业：嘉兴市诺娜斯针织服饰有限公司、嘉兴市秋维特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嘉兴市诺娜斯针织服饰有限公司的姚老板在2001年以前也是在洪合羊毛衫市场内经营的，每年的销售额只有几百万元，但在市场里他算是一个经营大户了。当他在2001年开办公司的时候，开始与别的企业展开竞争，有同行称他为价格杀手。
为什么？因为同样的衣服，他的报价比别的公司都要低。
经过3年的发展，他原先卖16元一件的衣服，在2004年他卖到了23元，在定单数量的大量增加的同时，他的利润空间比以前更高。2004年，公司实现8000万销售额。
这是一个创举，他成功跳出了市场内低价同质竞争的怪圈。
在这三年中，他在管理上、在衣服质量上、在客户资源上、在产品档次上都得到了提升，经营模式的展开已经以创造更高价值方向改进。
2003年，我曾在此公司兼职。我亲身经历了公司淘汰低端客户的过程。公司建立了新的资源之后，已经不必依靠低端客户来维持经营了。
2003年，我为此公司彻底改变了以前的管理模式，全部采用电脑数据化操作。公司从没有一台电脑，到一年后添置了6台新电脑。
这些环节的改进全部是增值性创新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家公司从贬值性创新为主导的羊毛衫市场经营户，脱胎换骨跨越到以增值性创新为主导的过程，成功实现了公司的一次腾飞。 如果依然在低端市场内瞎混的话，肯定还是个个体经营户，天天思考着偷工减料一类的贬值性创新。
嘉兴市秋维特针织服饰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报价被洪合人称为全洪合最贵！那么为什么报价最贵的公司，在这样的产业集群里仍然发展最快，活得最好呢？
我发现，他所有的经营模式都指向一个目标——创造更大价值。
从生产车间的布置，从地面、卫生间的卫生打扫，食堂的就餐环境，都在为这个公司产品加分，而不是节省开支、省钱。
走进公司的样品间，所有的布置都会让你信服：这是一家可以信赖的公司，这是一个产品质量过硬的公司。
横机车间、套口车间、平车车间、检验车间、打样车间，所有的安排都会让你在下单的时候感觉心里塌实。
公司的美国客户来验收工厂都能使对方满意。
这里的关键就是，增值性创新占据着主导地位。
参加广交会、参加美国拉斯维加斯服装展览，在迎娶新客户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为公司加分。
这样的公司绝对不会天天思考如何偷工减料、如何减少工艺的问题。
濮院羊毛衫内销企业：桐乡市超人针织服饰有限公司、桐乡市兄弟制衣服饰有限公司。
桐乡市超人针织服饰有限公司的老板是温州乐清人。他在90年代中期到濮院创业，从销售粗纺牛毛绒衣服起家，当年还来过洪合羊毛衫市场采购低档衣服。经过几年发展，在2000年进入濮院工业园区，到2004年成为恒源祥公司的加盟生产商，其间实现了两次飞跃，挤升濮院羊毛衫产业第一军团，堪称温州人在濮院创业的典范。
同样原料制作的羊毛衫能比普通厂家贵20元依然很好卖，他凭什么？
在濮院这么多企业中第一家建立销售部门，并把销售部门壮大成10人的部门，凭什么？
在同行笑他浪费人力，养了很多吃白饭的人的时候，还能快速成长，凭什么？
人家同等规模的企业，都把衣服从批发市场销售出去的时候，他在建立全国的省级、地区级代理商体系，他凭什么？
人家都在打擦边球品牌的时候，他花几百万租赁了“金盾”这个品牌来操作羊毛衫，又是为什么？
2004年，品牌大战热火朝天的时候，他投入巨资打造自有品牌“澳洋纯”又是为什么？
公司花高薪聘请资深设计师的时候，别的公司连设计部门还没建立，又是为什么？
一句话，他所有的动作，都在为自己加分，都是围绕增值性创新展开的。
桐乡市兄弟制衣服饰有限公司的老板是濮院人，公司就在濮院超人公司的后面，做了多年的邻居。
兄弟公司做了多年的中档产品，产量很大。但在档次上始终比超人要逊色那么一点。
2002年，我有幸为这家公司起草了一份合作意向书，那是与“波司登”公司的品牌合作问题。当时，波司登公司派了大队人马前来考察，最后认为工厂规模偏小，产品档次没有达到波司登公司的要求，合作只能暂时搁置了。
经过03、04两年的发展，兄弟公司在不动声色地积极改造自己，2005年，兄弟公司成功拿下“波司登”品牌的羊毛衫、羊绒衫生产权，终于成功提升了档次。
从以前代理价70——80元的市场区间跃升至以羊绒为主打的高端市场。
这个过程正是增值性创新压倒贬值性创新的过程。
如果兄弟公司在这两年时间里，依然做中档市场，在原料上、设计上、管理上不做提升的话，波司登公司依然会投否决票。
因此，我认为：在全面、深刻理解增值性创新与贬值性创新之间的辨证关系之后，我们的个体经营户、微型、小型企业在现阶段依然有机会有空间提高自己的产品档次，优化自己的客户群，带领产业集群突破低端市场的围城。

蒋自然

▲ 每个产业集群在自发形成、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会诞生一批有经营水准、有强劲竞争力的企业，这些企业是这个产业集群向高端产业提升的源驱动力。如出现新兴企业外迁、新兴企业难以长大，那么就是整个产业集群发生危机的信号，同时也是产业集群走向低端直至死亡的标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典型案例：
失落的碧山袜业
来源：瑞安日报 作者：记者 俞颖 通讯员 戴哲怀
风光不再碧山袜
家家户户响起织袜声，此起彼伏，绵延数十里；堆积如山的袜子，漂洋过海，远销国内外。这曾经是我市袜业生产重镇碧山镇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然而如今，当记者再次来到这里时，眼前的萧条景象不禁让人有些心酸：尽管已是上午10时，这里的街道却依旧安静，很多袜子生产企业大门紧闭，据说早已停工了；那些曾经为碧山袜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袜机也随之被束之高阁，无尽的灰尘仿佛在哀怨地述说着曾经的辉煌……
记者对碧山袜业一直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早在1998年，碧山袜业的兴盛时期，记者曾多次来这里采访。拥有20多年发展历史的袜业是碧山的支柱产业，一度在国内称雄。该镇袜业最高年总产值达3.9亿元，出口总产值达2.7亿元。这里的袜商曾经自豪地对外界宣称：日产袜百万，全国唯碧山！
而如今，碧山袜业却以出乎人意料的速度衰落了。2003年，该镇还拥有15000台袜机，但今年，留下来继续生产的袜机已锐减至10000台。很多价值数千元的袜机因为无人接手而长期空置。一些心灰意冷的企业主，干脆卖掉袜机，改弦易辙，以求东山再起。创办于1991年的建设袜厂，是碧山镇创办最早的袜厂之一，如今因为无法生存，该厂老板只得下狠心卖掉了所有的袜机，离开这个伤心地，到苏州做灯具生意去了。
简单明了的数据往往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这是碧山镇副镇长施昌兰向记者提供的一组数据：今年１至10月份，该镇袜业总产值仅为2.4亿元，出口总产值1.46亿元，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6％和14％。用电量也从另一个侧面见证了碧山袜业的衰退。前几年，碧山镇用电量远远超过湖岭片区总用电量，如今因为企业停工停产，该镇用电量直线下降，甚至被桐浦乡赶超。
随着碧山袜业在国内外市场份额的日渐减少，声誉也大不如前，碧山袜业在国内外客商口中，已逐渐成为一个被淡忘的名词。
诸暨袜业启示录
一个曾经被寄予很大希望的行业就这样陷入困境，令很多人在感到痛心的同时，也感到了惊异：为什么会这样呢？碧山袜业究竟输在哪里？
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前，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诸暨袜业发展的履迹吧。就在碧山袜业徘徊不前的这几年里，诸暨却异军突起，夺过了国内袜业的领军大旗。2003年，诸暨袜业创产值139亿元，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二，世界的三分之一。产品高、中、低档次分布合理，并拥有“丹吉娅”、“步人”等全国、省、市知名品牌近40个。
其实早在几年前，一家号称诸暨最大的制袜企业仿冒我市光裕针织有限公司的产品，两地工商联手打假，两个集装箱的袜子在海关被当场扣留，查出涉假金额高达数千万元。而时隔数年，此时的诸暨已成为当之无愧的国际袜都。中国针织工业协会秘书长林光兴这几年一直在关注着诸暨袜业。他认为，诸暨袜业飞速发展的背后助推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地政府和行业协会的重视和引导。
近年来，诸暨市各级政府部门一直为支持袜业这个支柱产业的发展而不遗余力。当地政府出台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加强引导，积极鼓励争创名牌产品，努力培育市场，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从去年开始，诸暨市每年投入1000多万元在中央级媒体作宣传，打造袜业名片。诸暨的袜业中心——大唐镇规划出4000多亩土地，建造袜业工业园区。在村一级，村委会也纷纷拿出资金，解决相关的水、电、道路等配套设施。大唐的合溪口村，每年投入50万元，率先完成农村电网改造，从而为企业发展抢占了有效时机。而诸暨袜业协会则在如何做好企业之间的互相协作，营造健康的竞争环境显示出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诸暨袜业的发展轨迹给碧山袜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通过对比，碧山袜业的“软肋”由此凸显。从某种意义上说，碧山袜业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之中。
碧山袜业输在哪
其实，正当碧山一些制袜企业主心灰意冷、转换战场时，碧山镇仍有不少执着的守望者，在艰难地生存着。这些留守者对其间的困难体验得尤为深刻。
市华丰针织有限公司是碧山镇一家新兴的袜业企业。几年间从小到大，现年产值达2000万元，生产的袜子全部出口日本、英国。但就在企业刚刚步入轨道，准备高速腾飞的阶段，公司董事会却决定将企业搬迁到外地。公司副总经理凌彬梅对此的解释是：主要是这里的投资环境不是很宽松，各部门之间的压力也有些大。在碧山袜业总体发展不景气的情况下，再加上水、电、交通的不方便，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据了解，像华丰这样准备外迁的碧山袜业企业并非少数。由于感觉缺乏一种良好的生产环境，一些人认为只有靠近诸暨这个袜业块状经济区，才会更有发展潜力。
由于缺乏有效的引导和扶持，碧山袜业在竞争中往往摆脱不了竞相压价的无序竞争状况。绝大多数的制袜企业还停留在低档产品上，为一双袜子几分钱的利润而苦苦挣扎。对此，年产值2000万元的市三维袜业公司负责人薛蓉蓉有着深刻的体会：“我们也想提高产品质量，争创名牌，但这仅有企业的个体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该公司目前碰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地的问题。因为没有地，就无法建造厂房，而没有厂房，一切都成了空谈。据施昌兰介绍，碧山镇工业用地的确非常紧张，碧山工业园区一期工程还在基建阶段，原先的西工业园区至今还没有影。正因为这些原因，家庭作坊式的生产只能在原地踏步，不进则退。除了厂房，困扰碧山袜业企业的另一个因素是政府部门的不够重视。自生自灭的生存状态使得袜业企业在经济市场的大潮中显得有些弱不禁风。
在采访中，记者意外得知，我市目前竟然没有一个袜业协会。没有协会正确引导的碧山袜业企业，像一盘散沙，陷入无序恶性竞争的泥潭之中，加剧了袜业的衰退进程。此外，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生产成本增加；一些企业主小富即安的思想，只注重眼前利益的行为，也使袜业发展前景越发地黯淡下去。

蒋自然

从碧山袜业的兴盛，记者隐约看到了场桥羊毛衫的影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碧山袜业的衰落与场桥羊毛衫有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似。可以说，如今碧山袜业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如何避免让它重复场桥羊毛衫的悲剧是当务之急。
2005年11月，我有幸结识了阿里巴巴中国供应商部门的嘉兴地区业务主办小池，咱们聊得很投机，两次之后就成了无所不谈的好友了。
小池正是温州瑞安人，他的家族里正是经营着汽车配件的。瑞安的汽车配件是个规模比较大的产业集群，前些年一直发展很快。从聊天中，我得知，瑞安人又遭遇了碧山袜业、场桥羊毛衫业的困境。他举例说了一个汽车车门上使用的轴承，成本增加一元，就能达到行业标准——车门开关3万次不会有明显磨损，不会令车门关闭之后的间隙加大。但是，现在瑞安汽车配件行业里都在为节省1元成本而采用低档次材料，以换取每个几毛钱的利润空间，现在的市场销售价格已经逼迫到你成本增加一元，就没有利润空间，你提价就没人要的境地。由此可见，这样的危机在每个产业集群里都普遍存在。
我的外贸客户中有好几个是温州瑞安人，他们直接在欧洲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地经营。我对他们超凡的经营水平钦佩有加。然而，经营水准如此卓越的温州商人并没有破除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死亡危机，更没有找到对应的调整策略，正重复着碧山袜业、场桥羊毛衫业的结局。这是一个值得全省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去研究的课题。
碧山袜业从1998年的鼎盛，到2004年的衰弱，也就短短五六年时间，报道中的这段叙述：“市华丰针织有限公司是碧山镇一家新兴的袜业企业。几年间从小到大，现年产值达２０００万元，生产的袜子全部出口日本、英国。但就在企业刚刚步入轨道，准备高速腾飞的阶段，公司董事会却决定将企业搬迁到外地。据了解，像华丰这样准备外迁的碧山袜业企业并非少数。”值得我们深思。可见，一个产业集群的危机是有迹可寻的。而新兴企业的外迁我认为正是产业集群发生危机的标志之一。产业集群内的新兴企业我认为是引领整个产业集群向高端市场进军的源动力，现在这部最关键的发动机熄火了，那么还有谁能担当起这个重任呢？
而这样的企业，我认为正是对整个产业集群危机具有最深刻认识的体验者。
这类企业的外迁，是对于整个产业集群危机无法扭转的逃避者。
因为它只是一个企业，赚钱，取得更大发展空间是它的使命。因此，外迁是它的明智选择。
企业没有为整个产业集群承担破解危机的社会义务，因此，我们的相关政府部门，必须迎难而上，承担此重任。
洪合羊毛衫产业已经出现了这类征兆。
椐我所知，有大量从羊毛衫市场内成长起来的经营户逃离洪合，进入濮院等地的市场。更有经营了多年的企业，准备搬离洪合工业园区。
嘉兴市恒力羊毛衫厂等公司是其中的先行者，而从平时的交谈中，我发现有很多做内销的企业有类似想法。
我在濮院工业园区的超人公司工作过，濮院工业园区内的工厂在销售季节每天接待的客户在10拨人次以上，而在洪合工业园区内，没有客户会主动到工厂里来采购。
这是最直接，最强烈的刺激。
这股刺激引发了洪合企业的搬迁冲动。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好事情啊，这就是产业整合的好现象啊！
对此，我必须加以反驳：濮院一样有危机存在。
一旦濮院也危机重重的话，那么浙江的羊毛衫产业大旗就会倒下！
不要一相情愿地认为这样能解决问题！
等到浙江的产业集群出现整体性问题，千疮百孔的时候，想修补都来不及了。
如果不改变这种现状，一旦在祖国大西北，一旦印度、越南、孟加拉国等地形成类似的低端产业集群后，我们只能接受集体死亡。
已经有资料表明：印度投资了20多亿美金在国内打造几十个类似的低端产业集群积极参与同中国纺织品的竞争。
同志们！警惕啊！
2005年11月6日9时28分，我十分尊崇的北大产业集群研究专家王缉慈教授在中国产业集群网的论坛上发布了如下帖子：
“关注浙江产业集群： 我们曾经或正在从发达国家文献出发，视产业集群为聚宝盆。但现实是我国低成本的集群问题逐渐暴露，如何面对？希望能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想点子，研究生论文不能只是重复一些教条了。”
这是一个振聋发聩的帖子！
到目前为止，我能查询到的文献都是关于论述产业集群优势的论文，没有一篇是分析产业集群危机产生原因，也没有任何解决危机的可操作性建议方案。也许，这场危机来得太突然，我们的专家学者还来不及思考。那么，碧山袜业、场桥羊毛衫业集群这些失败的案例几年前就摆在人们面前了，为什么没人引起重视，没有人去研究呢！
我在此呼吁：不要重复那些书本上的教条了！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我们真的要“少谈些主义，多研究点问题”了。

▲ 产业集群缺少外来新兴企业的加入，会减缓产业提升的动力；产业集群尚失对外部同类企业及中高端采购商的吸引力，则是发生危机的标志之一。
2001年年底，嘉兴市汇信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进驻洪合。在洪合联销公司三楼设立了办公室，开始为洪合羊毛衫产业的外贸业务展开服务工作。
当时，洪合镇政府，洪合镇的羊毛衫经营户，企业都表示非常欢迎。
先后有正明、诺娜斯等企业与之合作。经过一年的业务开展，最后以合作失败，拒绝向联销公司交纳水电费、房租费为结局。
这是一个令洪合人跌破眼镜的结局。
从平时交谈中，我了解到：
企业的关注点在有没有定单这个问题上；进出口公司关注点在有没有代理业务可以做的问题上；
企业说你一个定单都没有给我带来，我凭什么都把出口业务交给你代理？你又没有优势；进出口公司说你们洪合企业老板都抠门得要死在代理费上争那么一个点半个点，你不自己看看做出来的衣服要质量没质量，人家客户谁要啊！
企业说你们进出口公司一会说客户要验厂，一会说要打样，打了这么多样都没有成功一个，你们根本就没有客户，要么是叫我们打样却把定单下给别人了；进出口公司说你们洪合企业连设计师也没有，象样的打样车间也没有，打出来的衣服都达不到客户的要求，我有什么办法？
企业说，照你这种说法的话，我们洪合的企业都死光了......

蒋自然

谁对谁错？
我认为大家都没有错！
错就错在大家都没有认识到，如何改变操作方式，让大家走到一起来。
而这种领悟的滞后，直接导致洪合羊毛衫产业提升进程的减缓。
本来进出口公司对企业提出高要求，是企业改变落后模式，改造自己的好机会，但企业没有认识到，而洪合没有外来新兴企业的加盟也无法领会在中端外贸市场打拼的企业是如何组织生产的，最后进出口公司以撤离来结束这次合作更是说明了洪合羊毛衫产业集群缺乏对外来企业或者说中高端采购商的吸引力。
因此，我认为：产业集群缺少外来新兴企业的加入，会减缓产业提升的动力；产业集群尚失对外部同类企业及中高端采购商的吸引力，则是发生危机的标志之一。
2005年7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一位在厦门创业成功，经营高端纺织品国际贸易的嘉兴人。在交谈过程中，了解到：她的采购目录里每年有一千万美金的羊毛衫类产品，她出生在嘉兴，没有理由不考虑濮院、洪合作为她的供货基地。然而，她的回答让每个嘉兴人都值得深思：她说，我是嘉兴人，按道理讲到濮院、洪合采购羊毛衫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里有很大的价格优势，但是，为什么不去采购呢？她曾经和她丈夫都去濮院、洪合考察过，发现问题是：1、没有大的工厂，2、制作工艺不过关，3、交货时间无法保证，4、达不到国外高端客户的验厂标准。因此，只能放弃。
濮院羊毛衫市场内有人说；皮尔卡丹、鳄鱼、华伦天奴都在这里贴牌。
素不知这些都是冒牌货不说，这些品牌公司都在酝酿对濮院市场的打假行动呢！
洪合、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的发展空间真的很大，现在粗步形成的洪合以外贸为主，濮院以中高端内销为主的格局是个良好的开端。贸然采用行政手段将洪合、濮院合并，或者任其随波逐流自行分化都是不可取的。

▲ “出租车市场效应”
对于我国近几年外贸市场上引发的多次反倾销事件，有很多人都在骂温州人，说温州人只知道低价格，把中国形象都搞坏了：有的提出应该提高产品价格，这样就能避免被反倾销；有的人说要提高技术含量，这样价格就能卖上去；还有人说要引进更高档的生产设备，这样就能生产出高价值的产品；还有人提出，要打品牌，品牌是最值钱的，有很高的附加值......
对此，我都反对！
在此，我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出租车市场效应”。什么是出租车市场效应？下面我将作展开讨论，出租车市场效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消费者——终端客户是普通百姓，他们的选择是出租车、工交车、自行车、摩托车，因为高消费的有钱人都已经买私家车了。
出租车在以前是属于中高端消费，但是在如今的社会里，出租车是个典型的低端大众型消费，比如在嘉兴市区，5元3公里的起步价，大部分市民都能轻松消费，因此，打的市场也比较繁荣。为什么会繁荣呢？因为降价！这样的价格，大家都能接受，所以市场蛋糕做大了。中国商品在国外的销售量非常大，就是价格因素起作用。
2、如果打的费涨价，乘车人将减少，出租车司机收入在单价提高的情况下，总收入并没有增加。打的不是刚性消费，市民可以改坐公交车、骑自行车、自己开摩托。中国的低档次商品如果提高销售价格的话，那么印度、越南、孟加拉国这些地方都会很高兴，洪合的低档羊毛衫，今年就受到孟加拉国的很大冲击，据我接触的客户，有部分定单下到孟加拉国去了，价格比中国还便宜。
3、如果打的费降价，乘车人增多，利润空间减小，还是无法提高收入。中国的商品老是这个档次的话，那么就要和印度、越南、孟加拉国去竞争了，客户会拿这些国家的价格来压我们的价格，到时候国内生产商都没利润，全都死光光。
4、燃油价格上涨，直接导致运营成本上升，利润空间压缩，多个城市酝酿涨价政策，结果发现，出租车司机仍旧无法提高收入。中国的商品因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水电费用的提高、原材料的提高而涨价的话，国外采购商都会减少定单，甚至把定单转移到更低价格的国家去。
5、更换先进生产设备——购置高档次汽车：奥迪、宝马、奔驰，结果都没法运营，杭州就是个好例子。
杭州奔驰出租仅四成上路 司机公司喊亏
　　100辆奔驰出租车(“奔的”)近6成躺在车库“睡觉”，只有40多辆上路奔驰；在路上的“奔的”也是惨淡经营，一片喊亏声。这是杭州自今年春节“奔的”轰轰烈烈推出以来的现状。
　　今年春节前夕，杭州市将100辆奔驰出租车投放市场，其经营权分别被杭州外事旅游出租车公司、杭州大众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和杭州四方出租车公司竞拍所得。当时，价值50万元的出租车经营权费以戏剧性的两万元／15年收场，仅为帕萨特等中高档出租车(26万元／15年)的7.69%
　　2月8日是农历除夕，首批30辆“奔的”在隆重的启运仪式后正式运营。营运价格为4公里起步价12元，4公里后8公里内每公里计2.5元，8公里后每公里计3元。
　　然而半年多过去，除了“大众”公司的25辆“奔的”全部承包出去之外，“外事”竞拍的50辆“奔的”只有10多辆被承包，而“四方”公司只有5辆在运营。
　　据了解，“奔的”难奔驰的原因是其惨淡经营让司机和出租车公司苦不堪言。司机是“奔的”生意好坏的直接见证者和承受者。有5年开出租车经历的李师傅告诉记者，原以为开了奔驰生意会比以前好，结果跑上路才知道，“现在基本上每个月都亏，生意做不下去了。”
　　据反映，所交费用高、维修费高、客源少和油价上涨是奔驰出租车难以经营的主要原因。目前，杭州“奔的”每月承包费为10600元～11500元，其中包括养路费，保险费，个人所得税等，而帕萨特等车型的出租车，每个月只交7000多元。
　　“奔驰车本身成本很高。”在杭州西湖索菲特大酒店门口，江师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做散客生意一天营业额大约五六百元，与普通出租车生意差不多，可“奔的”的营运成本却远远高于普通出租车，每天的承包金、油费等加起来要500多元，“辛辛苦苦一天，不但没有钱赚，还要从口袋里拿出钱来，最多时一天亏了100多元。”
　　另外，拿每月必需的机油来说，普通车最高200元，奔驰车则要660元，如果遇上什么磕磕碰碰更不得了，换个车大灯起码上千元，保险杠就要上万元了。
　　王师傅上个月换了一块刹车皮，花了3000元，到现在还喊“肉痛”。“以后得拿着支票去修车了。”他开玩笑说，这对司机来说实在难以承受。
　　杭州“奔驰”出租车特约维修点———浙江华策康桥汽车维修有限公司证实了一些司机的说法。丁经理说，奔驰车每1万公里就要进行1次全面保养，虽然奔驰车有两年的保修期，但只是对车辆本身的质量问题进行保修，其他费用由司机自付。现在“奔的”维修所用零部件全是德国进口产品，尽管对“奔的”有优惠，但费用仍然偏高。
　　出租车公司同样有苦难言。
　　在去年的“奔的”竞标会上，杭州外事出租车营运公司拍得了50辆“奔的”的经营权，而现在才租出去13辆，其余的都在仓库里“积灰尘”，有的甚至还没拆封。
　　“大半‘奔的’闲置，使我们每个月净亏9万元。”杭州“外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说：“由于经营状况不佳，在跑的13辆‘奔的’也不断有司机表示实在吃不消，希望公司能给予月钱的减免。”
　　

蒋自然

同样，大众公司目前上路的25辆“奔的”，每个月下来总共拖欠公司1万元左右。
　　“竞拍这个车是为了提升公司的形象，打出公司品牌，这个结果谁也没想到。”四方出租车公司一位负责人说，为了打开“奔的”市场，他们做了不少努力：专门洽谈预订客户，设立预订热线电话，刊登平面广告，在机场二期建设中开辟“奔的绿色通道”等等，“但现在的效果还是不好”。
　　“现在可能是处于淡季，但愿西博会开的时候会有改观。我们也会努力让公司和司机都赚到钱。如果生意真的做不下去了，我们也只好向运管部门提出退车了。”四方出租车公司一位女性负责人说。
　　据了解，目前，四方公司和外事公司已向杭州市运管部门提出了退车要求。
　　与出租车公司和司机说法相反，杭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一位负责人认为，“奔的”经营基本上还比较稳定，只是大多数处于微利状态，收入水平与期望值有些距离，也存在少数亏本的经营者，但这也是整个出租车行业的现状。
　　这位负责人说，现在可能处于淡季，在五一黄金周期间，“奔的”司机效益不错，“过段时间的‘西博会’、‘休博会’又将是‘奔的’的大好时机”。
　　据了解，出租车引进奔驰是为了“提升杭州城市形象”。一位政府官员说，杭州作为风景旅游城市，出租车是一道“流动风景线”，直接影响到国内外客人对杭州的印象。
　　目前，杭州出租车大多是帕萨特、红旗、中华等中高档车。采访中，一市民认为，出租车业是城市文明的窗口，推出“奔的”的确可以提升整体形象，是一件好事情，但必须要考虑到现实性。这位市民认为，如今杭州的出租车足以满足乘客出行对舒适度的要求，价格也相对较低，打“奔的”没什么必要。
　　“‘奔的’亏损应在意料之中。”一位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专家说，很多人都以为，浙江是经济发达的省份，杭州又是这个发达省份的核心区，因此会有很多人选乘“奔的”，其实不然。提升城市形象是一个系统工程，经济发展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像市民认知、人文观念、文化氛围都是非常重要的。“杭州不同于北京、上海，流动人口的数量远远低于大城市，本地人的认知和生活水平也远远没有到打‘奔的’的水平。”
　　“奔驰出租车的尴尬，是对盲目追求城市形象、不顾实际的规划思路的一种警告。”这位专家说。
我把这篇报道全文引用下来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更客观地去看待这种现象，“大奔”现象在经济活动中，在我们制定政策中具有非常重大的启迪作用。
拿洪合羊毛衫来说，市场内一件羊毛衫的销售价格不超过25元人民币，高于这个价格就没客户要了。而如果说购买高档次生产工具，确实是有的，德国的斯托尔电脑横机50——70万元人民币一台，科技含量非常高，能织出各种手摇横机无法编织的花型出来，但是你要知道，用这种机器编织衣服的加工费是每件30多元，甚至60多、80多，在洪合这个低档次的市场里卖给谁呢？
因此，每当有专家说洪合羊毛衫要提高科技含量，引进高档生产设备的时候，我就发笑：又要叫人去买奔驰当出租车了！
6、打品牌，上海大众出租车公司打了多年品牌，但是大众出租车公司不可能单个提高打的费用，不可能来个起步价5公里1000元人民币，以后每公里300元人民币的价格体系。在低端市场上，是难以形成品牌附加值的。
上文引用的报道中详细记录了出租车公司借投标奔驰来提升公司品牌形象的失败，值得我们思考。
在一次聚餐会上，我听到了一位羊毛衫生产企业老板和意大利客户之间的对话：
老板开玩笑跟客户说：“我现在都采用公司自己的商标销售羊毛衫，以后你卖个几年，你要向我交品牌使用费了！”
客户：“做这么烂的衣服，不是说你的牌子值钱了，而是你卖烂货出名了，你卖得越多的话，意大利人都知道洪合有你这么个做烂货的老板，衣服质量这么差；如果卖到全欧洲的话，我估计整个欧洲人都在骂你做的衣服太烂，下次，你想做好货都没人要了。”
顿时，老板哑口无言。
每次听到有专家说洪合羊毛衫要打品牌的时候，我就发笑了：又要叫人去买奔驰当出租车来打造公司品牌了。
以上所讨论的六个方面，我把他称之为：“出租车市场效应”。
我希望我们的个体经营户、企业老板、政府部门领导、专家学者千万不要掉到“出租车市场效应”里边去，说出一些让人发笑的话，做一些让人发笑的事。

▲ “白领收入 老板消费”
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曾经遇到一个非常潇洒的同事，他是老板的小舅子，做总经理助理一职，月薪人民币5000元，我们都很羡慕。
这位老兄很有意思，他两三个月就要换一台4000、5000元人民币的手机；打火机买的是都彭，2000多元一个，气体冲气罐是都彭品牌专用的，一罐只能冲两次，别的冲气罐都配不上型号，而且嘉兴地区买不到，要去杭州上海购买。此君十分爱好卡拉OK，是个K歌高手，每个星期都要带上7、8个兄弟去卡拉OK一番，比如去一次嘉兴世贸花园大酒店K歌一次，2000——3000人民币就花完了。因此，每个月不到月中，他的工资就花完了，然后让老板签字到财务上预支下个月的工资，老板拍着他的肩膀说：阿文啊，你省着点花！
这位老兄替他自己总结了一句经典名言：“白领收入、老板消费”。
此事常常是我们办公室的笑谈！为我们增添无穷乐趣！
今天，我们的众多政策、众多开发要求都把众多中小投资者排除在门外，要进去的话，就必须接受“白领收入、老板消费”，因此，民间的很多投资欲望被冰封了。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一些硬性的指标，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对于众多个体户、微型企业来说，都是投资障碍，经济活动是个动态的过程，不是靠这些静态的指标来带动的，如何化这些指标为上升的动力，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
在一些硬性指标的威逼之下，众多的个体经营户、小型、微型企业在“出租车市场效应”的泥沼里无法自拔。
伸出政策之手，破解“出租车市场效应”，拉他们出来，是破解浙江产业集群危机的关键点之一。
我们必须记住，浙江确实还是以众多中小企业为成长动力的，失去他们，浙江经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结语：上述分析同样适用于浙江省乃至全国的各类产业集群，如若一个产业集群发生上述症状的时候，那么当地政府部门就要采取对应措施了。
对于本文论述，我作如下总结：
1、解决个体户——创业园——工业园区，这三步发展进程中，个体户与小型企业二次跃升中的瓶颈问题。创业园——即行业孵化器工程已经在全省普遍推广当中，是个体户跳出低端市场的良好平台之一。需要注意的是：行业类创业园不同于以科研成果转化，以前沿科技为基础的，有风险投资参与的科创孵化器，入驻的企业依然是靠自有资本积累，从而滚动发展壮大的传统行业企业。如不注意加以引导，低层次的贬值性创新会在创业园中蔓延爆发，导致入驻企业走入“出租车市场效应”怪圈，最后谁也长不大，甚至夭折。
2、从观念上、思想上、从个体户、中小企业经营者，到各级政府部门领导人都要树立“增值性创新”的观念，正确理解“增值性创新”与“贬值性创新”之间的辨证关系。把各个产业集群中普遍存在的贬值性创新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彻底扭转过来，推动全新的增值性经营模式创新、增值性技术创新、增值性工艺创新、增值性生产设备创新、增值性原料创新的发展模式。
全省要掀起一次关于“增值性创新”与“贬值性创新”辨证关系的大讨论，让“增值性创新”观念在全省各级政府部门领导人与企业经营者、个体经营户头脑中扎根，彻底改变以往的固有观念，进行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希望各级新闻媒体都能参与并推动这场大讨论、大学习。
3、对于各个产业集群中出现的企业外迁现象，要有深刻、正确、全面的认识。企业外迁是产业集群出现危机的标志之一。要具体、深入地研究当地产业集群出现此现象的根本原因，并制定对应措施加以解决，促进产业集群的健康、持续发展。
4、对于产业集群缺乏外来企业入驻的现象，要有全新的认识。一个产业集群出现缺乏外来企业及中高端采购者的加盟是产业集群出现潜在危机的标志之一。足以说明当地产业集群发展空间有限，难以吸引外来投资者的眼光。必须出台对应政策，搞活当地产业集群的发展，破除产业集群的沉闷局面，还产业集群一个鲜活的生机勃勃的本来面貌。
5、各级政府部门在解决产业集群问题的时候，切勿陷入“出租车市场效应”的围城之中。即不能简单地出台硬性指标，不能不切实际地提出购买先进设备，打造品牌，这样的口号。否则，只能跟杭州的奔驰出租车一个结局。
6、各级政府部门在出台对应的政策时，切勿奢望我们的中小企业投资者、个体户再来一次“白领收入、老板消费”式的年少轻狂。在没有扭转“贬值性创新”为“增值性创新”的前提之下，出台严厉的倒逼政策：如抬高企业进入工业园区门槛，提高每亩土地投资金额与产出效益之间的比率，强行推行高标准的行业技术要求，只会让中小企业加速死亡的进程，造成大量失业人员，形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潜在隐患。浙江省的产业集群都是传统行业为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家都去搞高科技，都去参与世界最前沿的高科技竞争，浙江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是一个长期的、有过渡性的、复杂的、多变性的过程，不可能一簇而就。
对于淘汰落后的工艺、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大量消耗资源的企业，我举双手赞同！
7、产业集群能否成功转型关系到浙江经济的整体发展，直接关系到此次浙江经济能否顺利转型，是浙江经济的命脉所在，是带领全省人民迈向现代化的有效载体。
浙江对缺水、缺电问题早已采取相关措施，相信相关的政策效应会在2006年之后逐步显现。而浙江产业集群的成功转型远比解决缺水、缺电问题来得复杂，不是加大资金投入就能立杆见影的。如浙江产业集群依旧沉浸在“贬值性创新”模式之中的话，那么浙江经济就会深陷恶性循环的泥沼。而碧山袜业、场桥羊毛衫集群的衰弱结局早就摆在我们面前，希望能引起全省人民的严重关切！
我呼吁：全省人民行动起来，向产业集群的更高层次迈进

夏一波

好文章～

东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