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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大腕们的发家史
1。王石
1988年，那时候，王石正带领着刚刚起名的“万科”忙着进行股份化改造，忙着倒腾家电、忙着生产录像机配件、忙着折腾遥控电气开关。
　　在1988年的11月，万科参加了深圳威登别墅地块的土地拍卖。拍卖场上，万科经过白热化争夺，终于胜出，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负责拍卖的官员望着王石，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简直是瞎胡闹。”按照拍卖的价格计算，楼面价格已经高于周边地块的住宅平均价格。
　　朋友们，请记住这一刻，目前的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未来有可能成为世界最伟大企业之一的万科，就是这样懵懂、鲁莽的冲入房地产行业的。其黑马姿态，一点不比后来高价拿地的顺驰差。
　　这一年王石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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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宏斌
1988年，这一年孙宏斌25岁，刚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进入联想，很快成为联想企业发展部主管，分管联想北京以外的所有业务。其时，郭为是联想公关部主任，杨元庆是联想一名工程师。这个IT精英，肯定没有想到自己以后竟然会和房地产行业结缘，正少年得志的孙，肯定也没有想到，自己人生最大的劫难正在一年后，张开血盆大口等待着他。
　　
　　1988年，冯仑还在国家体改委任职。1984年，冯仑25岁，他从中央党校毕业，第一份工作是留校任教，后主动要求到武汉挂职下放锻炼，一年后返京，因为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冯仑参与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此时的冯仑专门研究意识形态。此项工作结束后，冯仑进了中宣部，后又进中央体改委下属的体改所。
　　除了北京，全国当时还有三四个省设有体改所。海南刚刚建省，冯仑身先士卒，主动请缨带两三个人去海南筹建海南体改所。临行前，中央体改所没有开办费给冯仑，就给了冯仑1万台彩电的批文作为开办费。
　　1988年，海口。冯仑将1万台彩电批文递给一外贸公司老总。外贸公司老总拍出了30万元，冯仑用这笔钱建起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那段时间，冯仑整天开着海南省委借给他的破面包车，跑遍了海南每一个市县，一心想为海南发展出力。
　　此时的冯仑还是满心的壮志凌云，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还在进行艰苦和有成效的研究，从童年起就有的指点江山、誓要为全世界受苦人民有所担当的豪情还在强烈的燃烧着这个男人。但可以想象，理想与现实已经开始出现巨大的落差，而这落差正将冯仑那火热的心残酷的冰冻。这一年，冯仑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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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潘石屹已经在深圳和海南折腾了一年多了。现在的“老潘”这时25岁，毕业于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大学毕业后到国家石油部工作，本该高唱“我为祖国献石油”他，此时已经和冯仑有所联系。冯仑创办的海南体改所编制120人，40人是正式编制，其余80人被称为改革编制，所谓改革编制就是要自己养活自己。海南体改所因此自己办了一公司，在深圳不如意的潘石屹已经南下海口，做了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但据说，在当时，冯仑的心思主要在改革上，他没心思管公司和经营，所以和潘石屹很少接触。
　　
　　1988年，黄怒波已经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混到了处长职位，同志们，这时候黄诗人才32岁，1988年时32岁的处长，又怀揣着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文凭，其在仕途上的前程不可限量啊。在中宣部工作期间，黄怒波相继出版了二本个人诗集，一本是《不要在爱我》，一本叫《拒绝忧郁》，这两本诗集，是他年轻时代的代表作品，诗歌中充满了悠长的情感宣泄。
　　这时的黄怒波怎么看也和房地产行业联系不到一起，但人生就是这样莫测。
　　
　　当今业界所认可的最富有、最低调、最神秘的朱孟依朱老板，与前面几位相比，在1988年，朱老板怕就已经是最有钱的了。据说，1980年代中期，在老家广东丰顺县城，20岁出头的朱孟依凭借着敏锐的见识、独到的眼光，挖到了第一桶金。那时丰顺县城商业刚刚兴起，不少人都去摆摊做生意，朱孟依想：要是能够将摆摊集中在一个地方，既热闹又方便。于是他去找镇政府，提出由他出资建设商业街，只要求将业主租金提成。他拿到了“订单”。
　　1988年的朱老板29岁，已然身价百万。值得注意的是，朱老板的学历是已经提到几位大腕中最低的，可能是高中学历。
　　
　　1988年，福建商帮的重要代表人物许荣茂还在做着纺织生意。许荣茂本质上是个金融家，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香港做股票经纪人，积累了颇多经验，并通过股票交易掘得第一桶金，之后做纺织出口——他的家乡就以此著称。
　　许荣茂对外界回忆自己的发家历程时表示，首先不否认在证券市场淘得第一桶金的说法，“70年代初，我赤手空拳到了香港，起先是靠证券交易获得最原始的积累，但这笔钱绝没有外界传说的5个亿那么多。事实上，我后来的资金主要还是靠实业积累起来的，这就是深圳和兰州的制衣厂。”
　　下一年，他就将进入房地产行业了。这一年，许荣茂38岁。
　　
　　现在上海滩最大的本地房地产企业就是绿地集团，全年的销售量已经连续突破百亿，其中主要是房地产收入。在1988年，这家国企连影子都能还没有呢。绿地的当家人张玉良正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农业委员会住宅建设办公室任职，正管单位盖房子、分房子。张玉良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房子盖起来，盖的时候当然是用最少的钱把房子盖最多，然后分给系统的干部。通过对比，可以看到，说了半天，在1988年，张玉良似乎是唯一的和房子打交道最多的业内人士了，这一年张玉良32岁。
　　
　　楼忠福现在折腾的天都城，号称是中国最牛的卫星城，自诩项目蕴含意义非凡。在1988年，楼34岁。已经做了三、四年东阳三建的经理了，还处在包工头的行业地位上。在当时建筑业属于朝阳产业，全国一片大工地啊，那时候的建筑行业还不象现在混得这样惨，动不动被拖欠工资、工程款、干活还得先垫资。
　　
　　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那永远拧巴着的眉头、面部肌肉、筋骨分明、态度永远桀骜不驯的任志强在1988年37岁。正担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設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任志强时1984年到华远的，据说到华远不到12个月的时间，就被关起来了，在监狱里呆了14个月，但没查出什么问题，任志强也没有因此埋怨共产党。按老任的原话时，“出监狱第一句话，是跟我总经理说还是跟着共产党走，第二句话说娘打孩子是应该的。”从老任的话中，已经开始初步展示那众所周知的拧劲了。
　　有人说没进过牢房的男人是不完整的，从这个角度看，地产大腕中，怕是任志强最早完整。
　　
　　1988年，张宝全转业后刚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正跟着大名鼎鼎的导演谢飞徜徉在艺术的海洋里。金钱、商人这些字眼，31岁的张宝全还绝对不会将其和自己挂上钩。但估计也正是这时候积累的艺术底子，让张现在如此痴迷EVD事业。
　　
　　1988年，一个22岁的青年带着自己19岁的弟弟，已经在在北京珠市口大街的一家小店卖了一年多的电器了。此前，这兄弟两在内蒙古做贸易，但屡经上当受骗，遂转战北京。这便是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两。黄氏兄弟初到北京时物色下的珠市口的那家两层小店，本是一家国营服装厂的门市部，名叫“国美服装店”。兄弟俩很快发现服装不太好卖，于是卖起了电器。1987年1月1日，“国美电器店”的招牌在这家小店的门前挂了出来。
　　 黄光裕以后说，当时他们看中了家用电器作为“大件”在人们消费生活中的发展潜力。用于投资珠市口店的十几万元钱来自“在内蒙古做贸易”和“在北京最初半年做生意”产生的利润积累———但黄并不愿言及此前都做过哪些贸易。
　　 最近两兄弟轮着在中国首富的位置上轮庄，房地产行业是其财富积累的重要环节，但此时，这两兄弟家电生意做的正是红火，房地产还想都没想过呢。
　　
　　接下来讲得这位也是首富－－－杨国强。同辈呼其为“强哥”；晚辈称其为“六叔”；乡里用二手汉语叫其“Boss杨”。1988年，杨国强33岁，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应该正担任顺德北滘公社房管所区建筑队队长。据说，杨国强24岁之前都是穷小子，由此反推，那33岁的杨国强已经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积累，1993年，杨国强和杨贰珠等拍档竟能出资3395万元，收购北滘建筑工程公司，从此可以想象1988年，Boss杨绝对已经腰缠万贯了。和朱孟依、楼忠福一样，Boss杨此时也是包工头。
　　
　　富力双子座“张力和李思廉”现在那也是行业内的顶级富豪了，在1988年，双子星还互相不认识呢。李生正经常来内地做生意，经常往返广州。张生1988年10月作出了他人生中的一项重大决定：辞去衣食无忧的公务员工作，下海。这一年，李生31岁，张生34岁。

冲浪企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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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中，我们已经回顾了十六位地产大腕在1988年，这个房地产行业初年的大体情形。
　　这次主要讲讲这些地产大腕的身家背景。
　　众所周知，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不是郭啸天的儿子，郭靖在蒙古草原上可能也就牧马放羊一辈子了；如果不是林家祖传的剑谱招来强敌觊觎，林平之好好做着福威镖局的少当家的，几年后怎么也是个福建省十大杰出青年；如果不是胸口刺着契丹族的狼头标志，萧峰更是在中原武林逍遥自在呢……
　　
　　话扯远了，回头来看看这些大腕的身家背景吧。让我们看看是显赫的家庭背景铺就了这些大腕的成功道路吗？还是有贵人在大腕们的前进路上“下凡显灵”？他们是自己奋斗取得的成功？还是通过官商勾结、家族腐败榨取的富贵？
　　
　　王石，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从军队转业后在郑州铁路局工作，其母是锡伯族。最近有人在我博上问，王石是不是王震将军的孩子？唉，联想太过于丰富了。老王的身家背景很普通的，王震将军的孩子以前在中信集团、长城电脑，和王石扯不上的。在当初那个年代，老王的成长家庭背景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家庭差不多的，平平凡凡、勤勤恳恳，双职工。1968年，那是个军人吃香的年代，老王能顺利入伍，多少说明家里还是政治合格、绝对够硬的。
　　
　　孙宏斌，山西人，对于孙宏斌的青年时代，外界知之甚少。在和笔者曾经交谈时，谈及家庭问题时，孙宏斌也是惜字如金，言谈显得颇为顾忌：“我们家共是兄弟四个，我是老大。我离开家是比较早的，十三四岁从上高中起，我就开始离开父母了。像当年高考填志愿以及以后报考研究生时，都是我自己做的主。”
　　 根据资料显示，1963年出生的孙宏斌先在武汉读了大学本科，接着在清华大学读了研究生，所学的专业都是水利。对于自己的家人，孙宏斌谈得很少，惟一在媒体面前说过的就是：“我办顺驰的时候，我的一个弟弟也在顺驰干过一段时间，但后来被我劝走了，没办法，有这种亲戚关系在公司里没法处好。”
　　 从能够得到的信息看，孙宏斌的身家也绝对不是什么显赫人家。
　　
　　冯仑，出生于陕西西安。父亲是一个企业工会的领导，从小教会了他写文章和画画。上初中的时候，冯仑就开始看《大逻辑》、《小逻辑》之类的书，家庭背景又让他在文革期间，能凭一纸介绍信在资料馆翻阅了大量“供批判用”的禁书。
　　 然后，真正影响到冯仑人生的，却是他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时的导师——马鸿模，这也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大家出身，性格强悍，闹过学运，组织过武工队，出生入死，最终官拜解放军正师职，分配到中央党校。冯仑当时是中央党校最年轻的学员，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党校。当时马鸿模留着光头，身着黑衣，抽着根很粗的雪茄。后来冯仑拜马鸿模为干爹。
　　 这种家庭背景也算是相对难得了，但似乎更适合培养出个思辩的知识分子，商人？呵呵，可谁又能说冯仑只是个商人呢。
　　
　　潘石屹，生在甘肃天水麦积山附近的一个贫困的村子里。1979年，高考前8天，潘石屹竟然被一辆卡车撞断了肩胛骨。高考结束后，知道自己没考好，他立即偷偷在另外一个县，以“石屹”这个名字报考中专，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兰州培黎石油学校。后来，潘石屹毕业被分配到设在廊坊的石油部管道局，后来……
　　 活生生的苦孩子奋斗成功的例子。
　　
　　
　　黄怒波，出生在兰州。兰州——全国最好的地方，出人才的地方啊，值得超级热情的歌颂一下兰州。但黄怒波长在宁夏，当时黄的父亲是部队的，部队那时候支边支到宁夏，黄怒波的父亲当时是部队下来的团级干部，因为在特殊年代提意见，就被抓起来判了三年，现行反革命分子罪，黄父想不通，就开始装病，装了三个星期，就服毒自尽了。黄父自杀时，黄怒波才两岁多。
　　黄怒波对童年的总结是“从地狱里走出来的，那我还有什么怕的”。
　　 这种家庭背景、这种童年生活，能走出个黄怒波，确实值得赞一下。
　　
　　朱孟依，朱老板，关于他的家庭背景说法有两种，一说是客家人，一说是广东丰顺县人。丰顺县在梅州市制下，梅州当代出了个大人物就是叶剑英元帅。而有媒体报道过，通过工商资料可以看到，1993年成立的珠江投资最初为叶剑英研究会名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注册资本仅280万元，法人代表为朱孟依。
　　从公开新闻可以看到，“2007年5月13日，是叶剑英元帅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参加此次缅怀叶帅纪念活动的代表，除祖国大陆社会各界人士外，还包括100多位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代表，其中，有全国人大常委、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香港田家炳基金会董事局主席、田氏化工公司董事长田家炳，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主席、香港裕华国货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国春，梅州市荣誉市民、香港合生创展集团公司董事长朱孟依等。”
　　“近年，他继捐资东山中学剑英校区6000万元之后又捐资2000万元人民币兴建剑英图书馆，他是至目前为止在东山教育基地捐资数额最为巨大的梅州乡贤。”
　　
　　
　　许荣茂，受到从医的父母对他的影响，选择了中医，也因此70年代到香港寻求发展的许荣茂打的第一份工是在药店里当伙计，只几天的光景，因为不能适应粤语，就又跑到工厂去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当上了证券经纪人。几经辛苦，有了积累后，他自己开设了一家金融公司。从1981年到1983年，两年光景他赚得人生的第一桶金。
　　
　　张玉良出生于上海郊县。高中毕业后，有过回家务农的经历，回乡两年，张玉良就做了村的支部书记，当时他只有25岁。两年以后，赶上乡镇搞改革，提倡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于是张玉良凭着在当地已经算不错的高中学历，被提拔到乡党委当组织委员、党委委员，成为了乡领导班子之一。其后，领导又派他到上海农学院干部专修读经济管理。
　　身家背景也是平平。
　　
　　楼忠福，其父楼茂春是浙江省东阳市一位普通的铁匠，当1954年3月楼忠福呱呱坠地时，楼茂春已经37岁了，在楼忠福年仅5岁的时候，楼茂春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抓去劳动改造。楼忠福16岁恋爱时，他不顾女友家人的强烈反对，越过重重阻碍，终于把心爱的姑娘“抢”到了手。
　　在文中所论及的地产大腕中，楼的出生绝对算的上是先天条件比较差的。
　　
　　任志强，关于这位“任我行”的家庭传言最多，一会任弼时、一会任建新，中央领导中但凡有个任字的，都被揣测过和任志强有关系，为什么大家都想着老任有背景呢？
　　“要没背景，他敢那样说话！”
　　哈，这个可能还真是性格问题。
　　据任自己对媒体表述，“我父亲是当了38年副部长的人，我不想您宣传他，他已经快90岁了，革命这么多年，是我们家工资最低的。”
　　在一般人心目中，任志强也是高干子弟了。
　　
　　张宝全，一个农村贫苦人家的孩子，从事过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职业：工农兵学商。下过乡、当过五级木匠、1976年入伍当过战地记者和猫耳洞作家。但张宝全的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张宝全妻子的父亲是北京军区的高干。
　　
　　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十几岁就出来满世界跑，赚钱谋生。这种家庭背景，就不用深入讨论了吧？
　　
　　杨国强，有媒体报道，杨国强出生于广东顺德，自幼家贫，据称“17岁前没有穿过鞋”。据其同乡杨伯说，杨国强父亲原本生活富裕，可惜沉迷赌博，输光身家，从此家道中落。杨国强虽然穷，但很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去厕所都拿着本书。”杨伯回忆道。由于家贫，杨国强的大女儿因发烧无钱医治而令脑部受损，影响智力。杨国强曾以耕田维生，其后从事建筑工作。
　　 唉，女儿发烧都无钱医治，想起来，也真是够惨的。英雄落难，自古气短，秦琼倒运还卖过黄骠马，怎知几十年以后会成为中国首富呢。
　　
　　张力、李思廉的家庭背景，从现有资料看，也并非显赫。
　　
　　
　　
　　除了任志强、张宝全两位有位居高位的亲戚外，王石等不少人出身平平，而杨国强、黄怒波、潘石屹等几位可以说是出身贫寒了。总体看来，这些大腕在自己事业刚刚启程的时候，主要都是依靠的自己的力量。来自家庭方面的支撑，（本文探讨的是物质、关系、人脉方面的支撑，不是说家庭感情）并没有起到主要力量。
　　不可否认，这些地产大腕很多人在后来的生涯中都和一些政要往来密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往来并没有出现在他们事业的发轫阶段，在大腕们启程创富的时候，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普普通通的，只为了改变自己人生的轨迹、只为了胸中的抱负、只为了明天的温饱，而抬头走上了江湖路。
　　而今，房地产商已经成为了黑心、卑鄙、囤积、炒作、官商勾结的代名词，连《大电影》中，坏开发商的名字都是“潘志强”，哈，两位大腕组合其中，可见口碑之差。
　　但，请注意，我们不能根据此时的现象，去推断他们启程时的样子，不能去推断他们从一开始每个毛孔里就流淌着贪婪的血水。
　　在一开始，他们主要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双手、自己的能力，让自己获取了保证家庭温饱的能力，把自己送到了各级政府官员的眼帘下。1988年，那毕竟还是一个相对纯洁很多的年代。
　　在此之后，在生意做大之后，当你怀揣着投资、开发数亿、数十亿、乃至数百亿的方案，去和政府部门沟通时，很难想象会不和官员打交道，打交道是一回事、勾结是另一回事、行贿那就更是另一回事了。以后会专门探讨这些地产大腕们如何在白色区域、灰色区域行走。
　　尽管，在生活中，我们耳闻目睹了很多不合理、不合法的现象，但据此把所有成功的商人都打入官商勾结的册页中，还是有失偏颇的。
　　通过对十六位地产大腕家庭背景的剖析，我们还是可以欣慰的看到，1988年，那时，凭借着勤奋、智慧、眼光、勇气，人们还是有可能开创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勤奋、智慧、眼光、勇气在任何年代都是成功的必要因素，家庭背景是条件之一，但请记住，这绝不是必要条件，更不是唯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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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完了家庭背景，再来谈谈大腕们的文凭。
　　闯荡江湖，道上的一见面基本上都是先问“你哪个门派的？”“师傅是谁？”至于剑术好坏，那都是掐起来、砍出血了才知道的。
　　文凭好比门派，能力那才是剑术。
　　其实学历问题是个俗问题，很多人都认为这与能力无关。说实话，我个人的观点是，学历这东西只说明你在学习期间，仅在应试方面，和颁发给你学历的机构取得了60％以上的一致意见，仅此而已。但，关键是但，很多人、很多时候，事不是这样办滴。单位招聘见面不过三、五分钟到十几分钟，一个人能是这样短的时间了解、认识，并进行判断的吗？认识一辈子，被坑了的事，都比比皆是，更何况短短几分钟。但，（又是但），问题就是需要你在短短几分钟内进行展示、进行选择、进行判断，那文凭便成了成本最低的、最相对有效的媒介。
　　都养成习惯了，一听清华、北大，乃至剑桥、哈佛，都是吸一口气，肃然起敬，全然不管对方在清华是否拿硫酸泼过熊、在北大“一塔湖图”发过强帖。
　　就跟一听对方是少林、武当的，利马反应是点子有些扎手，先套个近乎再说；一听对方是什么黑虎门、巨鲸帮的，立刻拔剑行侠仗义一个心理。
　　对一般角色来讲，行走江湖，有个好文凭还是能防身的，仿似多了件法宝。大侠、大恶就不一样了，独孤求败就是自学成才，文凭是没有的；风清扬那是华山大学的，西北名校，五岳常青藤高校联盟的高材生，文凭过硬，剑法更硬，这样的人才难得啊。这些大腕是独孤求败的路数，还是风清扬的模式呢？
　　附，本文探讨的是大腕们走上正式工作岗位时的学历，并非其人生的最高学历，最高学历这东西，特别是最近几年，唉……我就不说了。
　　
　　王石，先当兵，后推荐上了兰州铁道学院的，那学校，我当年常去溜达，在西北也算好学校了。
　　孙宏斌，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这所学校我就不多说了。
　　冯仑，中央党校的研究生。
　　潘石屹，先是兰州培黎石油学校，（我也去这所学校玩过），然后是石油职业技术学校。
　　黄怒波，北京大学的。
　　朱孟依，高中。
　　许荣茂，关于许老板的学历流行两种说法，一大学；二研究生。
　　张玉良，高中毕业后，张就回乡了，两年后成为村支书，后来上了上海农学院干部专修班专业。这在上海企业界算是很难得了。
　　楼忠福，小学。后来有钱了，呵呵，上大专了。
　　任志强，先当兵，后来人大的硕士。
　　张宝全，先当木匠，后当兵，最后上的北京电影学院。
　　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从经历看，学历中学，至于高中还是初中，咱就不深究了吧？
　　杨国强，只知道BOSS杨出身农民、包工头，找不到任何关于其学历的资料。
　　张力，73年参加工作的，后来是大专学历。
　　李思廉，大学。
　　
　　有过当兵经历的三位，王石、任志强、张宝全。
　　以研究生文凭参加工作的两位，孙宏斌、冯仑。
　　可以确认朱孟依、张玉良、楼忠福、黄俊钦、黄光裕、杨国强、张力、张宝全、王石、任志强十位富豪，在走上自己的正式工作岗位时，学历都在本科以下。
　　当然，这是有时代原因，那时候，大学生那还是天之骄子呢，不像现在，是主要失业人群。
　　十六位富豪中，许荣茂和李思廉具有香港经历，扣除他们两位后，其余十四位都是彻底的大陆成长背景，更具可比性，分析看来，只有冯仑、孙宏斌、黄怒波有拿得出手的文凭，老潘的文凭含金量也是般般。
　　这足以让崇尚文凭的人闭嘴了。
　　
　　甲骨文老板赖瑞.艾利森，曾经是全世界第二有钱人，在对耶鲁大学毕业生的演讲里，讲的更直接。他说：
　　
　　今天我站在这里，并没有看到一千个毕业生的灿烂未来。我没有看到一千个行业的一千名卓越领导者，我只看到了一千个失败者。你们感到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我，艾利森，一个退学生，竟然在美国最具声望的学府里这样厚颜地散布异端？
　　我来告诉你原因。因为，我，艾利森，这个行星上第二富有的人，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因为比尔盖茨，这个行星上最富有的人，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因为Allen（微软共同创办人），这个行星上第三富有的人，也退了学，而你没有。再来一点证据吧，因为戴尔，这个行星上第九富有的人，也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
　　你们非常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
　　你们将来需要这些有用的工作习惯。你将来需要这种“治疗”。你需要它们，因为你没辍学，所以你永远不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哦，当然，你可以，也许，以你的方式进步到第10位，第11位，就像Steve（苹果总裁）。不过，我没有告诉你他在为谁工作，是吧？根据记载，他是研究生时辍的学，开化得稍晚了些。
　　 赖瑞.艾利森演讲没有结束时，就被拉下台了。
　　
　　看看上面对十六位地产大腕文凭的分析，还有艾利森的话，你作何感想？
　　
　　不过，话说回来，冯仑和孙宏斌这两位高学历创业的大腕，确实给了业界不一样的启迪，冯仑的一些理念是非常独特而有价值的。老孙的激情和理念，也是震撼过很多人的，尽管现在顺驰易主了，从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角度来看，老孙的疯狂拿地，极大的加剧了行业的竞争程度，让房地产行业的明显整合加速，可惜，唉，最后自己被整合了。
　　值得注意的是，冯仑、孙宏斌、杨国强、黄怒波、张宝全都是很喜欢读书的。老孙自称读过所有关于管理学方面的书，“书店里管理学书架上的书，我都读过”。杨老板是喜好看各种杂书。黄怒波和张宝全喜欢文学。
　　黄怒波做长河湾的时候，一开始外墙上的广告语整了个“鸡栖于埘”什么的，多是《诗经》上的句子，没想到广大人民群众还有广大客户的素质都没跟上，都没看懂广告，后来广告就换了。喜欢文学的人，往往很可爱。闲话不提了。
　　
　　在上面三回书中，我们讨论了这些地产大腕1988年的状况、家庭背景、以及学历问题，之所以耗费这样多的篇幅来说这些，是想大家看到原生态的、处在初始状态下的、这些大腕的形象。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合抱之木起于微末，探本求源，寻其脉络，才能更好的了解、体会其的创富历程，才能更好的了解一个个热血青年、一个个普通民众，是如何通过自己的血汗、乃至别人的血汗，成为富翁的。
　　相信通过这三回的介绍，读者对这些富豪的起始状态已经有了一点了解。下一回，我们将开始正式启程，走上他们20年的求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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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大腕们是如何混过无序竞争年代的
　　
　　
　　
　　地产大腕们命运跌宕的1989年
　　通过前三回的介绍，大体描述了各位地产大腕早年间的根基、背景、学历，对于这些大腕的起点多少有了些浅淡的认识。这回咱继续上路，看看地产大腕们1989年的众生相。
　　
　　1989年，国家出现了一场风波。
　　在历史关头，才现英雄本色，能否眼明心亮跟党走，是企业生存的根本原则。你政治要是都不可靠了，那你完了，没人敢和你做生意了。
　　当年有个IT业的领头羊企业，如果这家能顺利发展下来，联想都得靠边，就是这家企业的老总卷到风波之中，企业就此一蹶不振。尽管这样多年了，企业还继续维持，但已经远无当日气象了。
　　风云起、波澜急，大企业都被浪打浪了，小企业那更是说死就死啊，随便来个地痞流氓、税务稽查、消防检查企业没准就完了。不是危言耸听，企业的生命力比人脆弱。
　　新东方的俞敏洪刚起步的时候，在电线杆上贴小广告，几个小地痞不让他贴，老俞请当片警察吃饭，喝酒过量，直喝到放声大哭，弄得警察实在觉得这个文人不容易，才出手摆平了小痞子，如果当时换个警察，没准现在就没新东方了。事业起步之初，脆弱的胜过婴儿。
　　在这几年中，本文的十六位主人公，还远无现在的风光，动不动这个首富，那个领军的，都还在商海中泛舟呢，有的已经呛过水了，有的才刚刚下海，鞋都还没湿呢。
　　
　　前几回书咱说过，1988年，冯仑在海口将1万台彩电批文递给某外贸公司老总———这批文是国务院体改所提供给冯仑的“费用”，交换来了30万元，他用这笔钱建起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
　　 1989年因政治原因体改所解散，冯仑也“失业”了几个月。此后，他投靠了当时闻名全国的牟其中。
　　 这场89年大潮直接改变了冯仑的一生。
　　
　　1989年，潘石屹还在海南岛。还管着一个很不景气的砖厂，在海口的秀英，经常被当地的小流氓骚扰。易小迪指点老潘，以后“烂仔”要找你的麻烦，你千万不要再找一群“烂仔”对付他们，要找派出所，找级别和境界比“烂仔“更高的。于是，老潘和民警交起了朋友。此时老潘的主要烦恼可不是SOHO中国上市，而是如何给民工弄吃的，如何对付小偷。老潘自己回忆说：那时的海南岛非常缺电，照明用的电都是自己的发电机发的，一天晚上，我正在灯下看书，突然电灯灭了，我想肯定是小偷把我们的小型发电机偷跑了。我们三、五个人就一直追出一、两里地，直到小偷放下小型发电机自己跑了。我们抬回了发电机，接上后灯又亮了。
　　
　　1989年，这一年年初，万科完成了企业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一步，完成了股份化改造，成功募集到了2800万元资金，这一步的重要性此后怎样抬高也不为过，须知没有当年敢为人先的股份化改造，就没有今日的地产龙头，更不用说动辄百亿的大增发圈钱了。其后，王石的表述是“由于个人原因，我在6月12日离开深圳。蔡顺成代理总经理。冯佳、周世平也相继离开公司。全国经济走势偏软。这一年，工业的来料加工成为万科当年的主要利润来源；房地产业务也呈现良好势头。”
　　
　　1989年，孙宏斌还是年轻IT精英的代表人物呢，就是在这一年，倪光南的汉卡，加上吕谭平的代理，加上孙宏斌、杨元庆、郭为这群年轻人的努力，在柳传志滴水不漏的“运筹帷幄”之下，计算所公司正式改名为联想集团，联想之名正式浮现江湖，也就是这一年，联想集团的营业额开始爆炸似的增长起来。
　　
　　黄怒波这一年还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外宣传局当干部。
　　
　　1989年底，华远集团出现了历史性的变革，时任集团总经理的戴晓明将被国家派到香港，总经理一职出现了空缺，即使按照论资排位，也应该任志强出任新的总经理，但就任志强能否担任华远集团的总经理一职在西城区政府产生了很大的争议，争论未果的情况下，两派达成共识，由任志强主持日常工作，但不涉及他的级别待遇。
　　也是在当年，国家发出“停缓建”的《通知》，当时华远正在进行西单改建工程，西单已经拆为平地，此时停缓建，让华远损失惨重。对房地产还不甚了解的任志强将拆出来的空地改为小商品市场，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百花市场”，这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没成想百花市场却经营的风风火火，引得全国各城市都到百花市场来取经，1990年，还在百花市场举行了全国市长会议。百花市场的举办可谓是一举多得，既没有让土地闲置，同时又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1989年，怀揣着对电影的一腔热情，张宝全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当年的面试小品是《含羞草》。当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北京电影学院对于张宝全而言，是件无上荣耀的事情。
　　
　　1989年，35岁的杨国强才正式踏上了他事业的起点——成为北滘镇建筑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经理。 首富历程从此正式踏上征程。
　　
　　1989年，张力已经开始搞建筑装修了，也就在这一年和李思廉第一次见面，奠定了两人以后长久的合作基础。
　　
　　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对1989年的回忆是大起后的大落。1988年的通货膨胀，那时抢购成风，价格飞涨，国美的库存有近三千万元，一个星期的时间，库存就平均长了百分之七十；到1989年4月份，抢购风还没有结束，商品的购进价格依然很高。不过接着动乱开始了，人心大乱，市场也乱了。那个时候的人，包括有钱人，也不知道自己该买吃的，还是该留着，家用电器根本就无人问津，商品价格直线下降，两三个月时间，几千万的库存就贬值过半，直接损失高达千万元。黄光裕对外界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讲，亏钱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毕竟总的来讲三年多来还是挣了一点钱的，亏与不亏，只要自己还能承受就不是问题；关键是人心乱了，很多企业都迷失方向了，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但是国美一直在坚持。
　　
　　朱孟依在1989年依然是低调、低调，呵呵，继续着自己精明的生意。
　　
　　当无人看好中国内地房地产时，1989年，许荣茂出巨资在家乡福建进行了一系列项目开发。有人对许荣茂的评价是，商海30年，基本没犯过错误。能做到这一点的，古往今来商海能有几人啊？是否溢美之词先暂且不提，光通过1989年的商业行为对比可以发现，许荣茂确实是个非常牛的商人，眼光非常不错，几乎是在市场最低位，以最低的成本切入了房地产市场。
　　
　　楼忠福1989年的企业发展的不错。1988年，东阳三建在这年内，一下子连续出现了五起安全事故，死了四个人，重伤了一个，另外还有一次造成财物损失的火灾。伤亡者几乎都是东阳本地的熟人。连续的安全事故，不仅给公司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也给楼忠福带来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和精神压力。
　　楼忠福从整个公司的角度思考安全问题后，感觉到公司这几年的发展步伐太快了，已经由东阳扩张到了浙江全省、上海、北京、陕西、江西、青海、湖北等省市。职工人数也超过了5000，承包工程队有57个，施工班组达到148个。过快的发展和过长的市场半径，让原来的管理架构和体制已经不适应发展的现实需求。
　　 到了1989年，楼忠福给迅速膨胀的公司做一次‘一分为三’的减肥手术——把东阳三建分成东阳三建、吴宁建筑公司和城关建筑公司。这个手术的目的，一是为了理顺和加强内部管理，二是分散风险，保护东阳三建的核心力量，尽早争取企业升级。
　　 楼忠福企业调整的步伐，恰好和1989年经济放缓的步伐吻合。1988年不幸事故引发的反思，反而让楼忠福在1989年得到了幸运。呵呵，企业的发展啊，运气真是冥冥中的左右者啊。
　　
　　这一年，张玉良还在上海农委上班呢，呵呵，一个普通干部。

饰家抹泥

erwa2006

看了过后，知道了明白了。。。。。。

zlynn

时代不同了～